祖母去世时，我十五岁，被父亲当众轰了出来。我从此恨恨地记下了他的那句话。我果然没住他盖的包括他租的房子。倒是后来他们老两口买房装修什么的，我还尽力资助了一把。
当然，这只是我们父子间的一桩小事，一段无伤大雅的插曲。所以交代一番，只是要介绍清楚父亲大兴土木浩大工程的最终结局。
──他盖了许多房，他自己却没有房。他几乎燃尽了自身，照亮的却是别人。如此而已。
──新中国成立初期父亲回乡盖房，几乎成了他前半生辉煌业绩的顶点。
他不是贪污犯“大老虎”，但他在我的心目中的印象却不妨说就是一匹大老虎。猛虎一只拦了路，母猪一窝拱墙根。
此后，三十年无事。
扶贫模范
三十年无事，我是说任何人都别梦想发家致富。
三十年里，“大跃进”“大锅饭”接着“大饥馑”，“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全国大学解放军”接着“文化大革命”。我爹始终拉大车，做牛变马只能挣得略高的工资，对他的老弟兄们只能多少有所补贴罢了。
也许可以这样来表述，父亲拉大车挣的一点血汗钱，自己都难称富裕；但父亲的老弟兄们日子更不富裕，简直是赤贫如洗，父亲不得不尽力帮衬他的一母同胞。血浓于水，亲情作怪，形势逼迫，他不得不自觉肩起了扶贫的责任。
不期然间，在母亲和我的叙述中，老爷子就成了一个扶贫模范。
爷爷是土改当年下世的，穷苦了整整一辈子，惨淡经营处心积虑百计俭省千般恶受，临了只折腾成个下中农，老人家真是有些死不瞑目哩！虎彪彪七个儿子，继续出力苦受，就不相信咱老张家富发不了！
而爷爷的死不瞑目，不知经过怎样的基因密码遗传和生物能量转换，竟化作了我父亲一辈子的不死情结。
土地改革平均地权实现了耕者有其田，恰似中国历史上屡见的改朝换代之后的情况。一个朝代的气数衰尽，社会问题或曰种种积弊无药可医，其中土地问题尤为根本。地权不均，土地过分集中而无地农民太多，改朝换代要求重新分配土地势所必然。待均田之后，封建王朝新的轮回开始，历史上便往往出现所谓的“治世”。
而共和国在农民获得土地之后不久，政府始而倡导互助组既而推行合作化。把刚刚分给农民的土地一举剥夺归公，说法上叫做集体所有制。耕者有其田的农民，从此变成脚下没有属于自己一寸土地的无产者。
——有研究者分析，邓小平先生也认为：我们建国后的一段时间，整个照搬的是苏联模式。
从合作化开始，国家实行城乡分治的二元户口管理制度，农民从此被牢牢绑定在土地上，再也没有外出打工赚钱的任何自由。有的口无遮拦的，就骂大街：翻身？老子翻到烙饼鏊子上啦！你敢讲怪话？咱们政权有办法，把你打成坏分子。于是，地主、富农、反革命几种阶级敌人之外，给你戴上坏分子的帽子，也成了阶级敌人。政策讲得明白：对于阶级敌人，地富反坏，只许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要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于是，人们敢怒不敢言，从此天下太平。
于是，有首歌子乐滋滋地唱道：合作化的农村一片新面貌，社会主义的根子扎得牢又牢。初级农业社不算新，新个高级化；高级化不曾化得过瘾，化个公社化。而据说，人民公社是金桥，是通往共产主义的路一条。人为防止两极分化的本质上的大锅饭，呈现为事实上的食堂大锅饭。大家一齐涌进食堂，松开了裤带猛吃，诚然是“各取所需”，许多地方就断然宣布他们村他们寨提前跑步进入了什么共产主义。
国家颁布了农业“八字宪法”来教农民如何种地，仿佛坐在京城办公室的决策者，比祖祖辈辈的农民更加懂得种地。那“八字”原本是好八字，是为“水肥土种密保工管”。土壤疏松利于庄稼扎根，何劳吩咐，但上级号召深翻土地，这一号召不得了：翻地深达三尺胜过挖战壕。结果肥土翻下去，生土翻上来。下得种子多，打得粮食多，道理简单不过，但密植必须有限度。又是上级一号召，所谓试验田搞密植每亩下种必须达到三百斤。经过专家测算，一粒麦子能长出小麦一百粒，播种三百斤，亩产就能保证达到三万斤。小麦倒是挨挨挤挤地出苗了，麦地却统统变成了草坪。中国足球臭不可闻，有一任总教练找客观，说是中国没有合格的草坪。真是所见不广少见多怪。上级号召什么时候会错呢？为着证明上级号召的永远正确，浮夸虚报一时成风。权威报纸《人民日报》白纸黑字登载消息说：某公社的丰产田小麦亩产平均八万斤，而卫星田的亩产达到双十万！作家艺术家也必然出来凑热闹捧臭脚，吟诗作画写文章。
一首诗里说：
一株高梁长上天，
农民伯伯笑开颜；
撕片白云擦擦汗，
凑着太阳抽袋烟！
又一首诗里说：
一个芝麻光溜溜，
榨出油来发了愁；
整个中国吃不完，
流遍四海五大洲！
小农狂想幼稚思维甚嚣尘上，文艺界的权威周扬还著文说，这些“大跃进”诗歌正是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典范。
通行全国的小学课本上，白纸黑字刊登了这样一篇语文课《卫星田》，课文上写道：蚂蚱受到参观人员的惊吓，却蹦不进地里去，给密植的庄禾秆儿挡了回来；更有几个小伙子当众献艺，在未曾收割的麦子顶端跳舞扎筋斗。那段课文不幸正是我读小学时读到，四十年来每当想起就恶心。更加不幸的是我的算术也学得蛮好，当时私下做过简单的四则运算。一亩地六十平方丈，亩产小麦双十万，那么每平方丈土地便是收获小麦三千三百三十三斤，如果装了二百斤的麻袋，那是十六点六六麻袋！莫说生长小麦，就是摆放麻袋都摆放不下。
这样多的麦子，哪年哪月才能吃得完？不办食堂，不海开肚皮吃大锅饭等什么？所以有个专讲吃食堂大锅饭的小说叫什么《李双双》特别走红。改编为同名电影，全国获奖。红了樱桃，绿了芭蕉。时至今日，中央电视台CCTV电影频道仍在不时播放。格外开个栏目，叫优秀影片回顾。此电影出自某河南作家之手笔，而河南恰恰是“大跃进”之后的大饥馑中饿死人民最多的省份！
同是作家，有个赵树理善写问题小说。当时，他觉得写小说来反映问题已然来不及，乃有万言书上奏“朝廷”。结局是被打成了所谓右倾分子，“文化大革命”中被打断肋条斗死为止。说真话与捧臭脚，天壤之别！
麦子吃不完，《李双双》演不够，回顾那些年，我父亲所收到的家乡消息却从来不是“一派大好，不是小好”，简直是始终大坏、偶尔小坏、无有不坏。笼统讲，人们从来不够吃，娃娃老小都很饿；家家一直缺钱花，一年到头都紧巴。具体说，老大老三秤不起咸盐喝淡汤，老二老五打不起煤油点松明，老四老七扯不起布，宝贵的布票卖了黑市。更不消说生了七男二女的老太君早年吃糠中年吃糠，熬到晚年人生七十古来稀依然不敢坏了她的老规章，谆谆教导儿孙后辈曰：三天不吃糠，肚里没主张。
父亲弟兄七人，他排行老六。恰如戏文里扮演的杨家将七狼八虎出幽州血战金沙滩，“可怜那众儿郎俱都丧了，只剩下六郎儿南征北讨”。老六拉大车扛麻袋，小车不倒只管推，套绳不断可劲儿拉，挣了几个血汗钱大部分就源源搬运回老家去，和爷爷在世时一个样儿。爷爷在世，众弟兄没分家，父亲挣了钱归入老柜自在情理之中；爷爷去世，弟兄们分了家，各开门头另立户，父亲孝敬我奶奶也罢了，挣些钱依然填入老家那黑窟窿无底洞，母亲无疑要有意见。但是，父亲出于同胞情谊，血浓于水，自然也有他冠冕堂皇的理由。
──我手头稍许宽绰些儿，总不兴叫弟兄们称不起咸盐吃淡饭吧？太原市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我总不忍看着弟兄们打不起煤油吃饭吃进鼻子里去吧？国家拢共发那几尺布票，弟兄们炕上光席片，老婆们一条裤子没替换，不能穿绸裹缎，我总不能任弟兄们三毛钱的洋布扯不起六分钱卖布票吧？
这些理由却又果然堂皇。所以多少年来父亲就毅然决然愉快地当着运输大队长，源源不断捎钱回去供弟兄们各家称咸盐打煤油扯洋布。
除了上述几项常规花费，我的堂兄们到了婚娶年龄，订婚的时候女方要彩礼，那更是一笔可观的花销。我爹呢，又势不能看着侄儿们打了光棍。当时农民分红一个劳动日两三毛钱，一个劳力一年下来，最多二三十块节余。彩礼钱不算高，也得三百块，那是一个农民十年的纯收入。等他赚够这笔钱，他早就成了老光棍。这笔钱，于是我爹也得咬紧牙关负担起来。当年，他不忍老弟兄们打光棍，如今又怎么能眼睁睁看着侄儿们打了光棍呢？
我想，我爹的这点作为，尽管持之以恒，甚至不遗余力，实在算不得什么宏伟业绩，大概齐也就是一点凡人小事。爹妈二老夫妻之间因此引发些龃龉，也不过是被文学评论家寻常贬斥的所谓杯水风波。作为一个普通苦力工，他从也不曾大言炎炎说要“为人民服务”，他确实没有那样高的觉悟。
从我的角度来评价，老爷子的所作所为其实是充满了地道的私心杂念。首先，我爹平常也肯帮助别人，但他借钱出去往往要人还。他是肥水不流外人田，只肯无私援助他的一母同胞。这还不是一派私心吗？其次，他怀了私心帮助他自己的弟兄，竟然还存有严重的杂念。尽管他经常念叨什么“但行好事，莫问前程”；尽管他不唯不相信外国人说的天堂，也不相信中国人所讲的地狱，他做好事倒不是为着修什么来世；但他相当在意他的弟兄们乃至侄儿男女们是否能够记住他的许多好处。最好他的那些弟兄夫妻父子经常念叨不断颂扬。甚至也编一首什么歌子来反复赞唱：没有谁谁谁，就没有啥啥啥。这岂不是非常卑俗十分低劣相当不够高尚十足低级趣味吗？
或者，我家老爷子又毕竟情有可原。做了好事而喜欢让人夸赞，实在是普通人物的寻常心理。我上面的评价也许是有些刻薄了。那么，客观些认识，我爹多年来总算做了点一定范围的扶贫工作。虽然他的工作堪称不遗余力，却又存了不容置疑的私心杂念；既然如此，所以他的扶贫工作做了若干，也就没有什么人来给他挂红花发奖章。这又好比老祖母们给孙儿念儿歌说童谣讲故事道古话，开启儿童心智陶冶孩子性情使娃娃们有永远追忆的幸福童年，可贪天之功为己有的人们，何尝想到给老祖母们颁发爱心杯伯乐奖呢？
一个人，扶一次贫，扶半天贫，并不难；领受任务，带着工资，下乡扶贫，也不难。哪怕他毫无利己的动机，有专门利人的精神。难得的是像我父亲一样，日日扶贫，月月扶贫，年年扶贫，扶一辈子的贫。哪怕他扶贫的对象是自家弟兄，扶贫的动机并不高尚。江南遭水灾，港台同胞海外华侨募捐集资来支援，因为是同种同源、同族同宗，那支援就不宝贵不伟大不高尚不可敬吗？有所差别者，水灾捐助尚属“救急不救穷”，我家老爷子的扶贫工程却是兼而救急重在救穷罢了。
问题的关键在于，即便在理论上把我家老爷子的扶贫工作抬到任何高度，他的扶贫救急毕竟是财力有限而对象众多，充其量他的那点捐款仅够众弟兄不吃淡饭不光着屁股下地而已。因而，实在不必担心他的扶贫救穷会变成养贫济穷，把兄弟子侄们养懒了，大家躺在他的扶贫钱罐儿上晒太阳。事实上，老辈弟兄我的叔叔大伯们，小辈后生我的堂兄堂弟们，个个都是老张家的种，骡马骨头老黄牛精神，历来死做活受拼命苦干，刨闹日月熬渡红尘辛苦下大去啦！可气可叹的是，众儿郎父子兵舍命恶战，光景却越来越紧巴，日月却越来越艰难。我爹的扶贫工程简直是不扶先贫扶了还贫越扶越贫，直叫扶贫模范丧气，母亲和我都替他伤心。
打跑了日本鬼子，撵走了蒋介石，改朝换代，河清海偃，怎么老百姓就混不着一个肚儿圆呢？
终于熬到了改革开放。
终于出现了新的机遇。
退休工程
工人干部都有退休制度。
前些年，好多工厂企业倒闭，工人不到退休年龄没了工作。那不叫退休，更不叫失业，叫做下岗。
相比之下，机关干部下岗的情况不多，多半都能上班上到退休的那一天。有人贪恋官位，改年龄的情况多有发现。六十岁退休，有人已经工作了五十年，年龄差不多该七十岁了吧？说是还有五年才退休。
实在不得不到龄退休的，退休之前已经安排好了退路。预先设立好了什么文化公司艺术研究会之类，这边办退休那边去上班。办公室比这边还豪华，赚钱多少，涉及隐私，不得咨询。提前安排退路，于是就有了一个名堂，称之为“退休工程”。网络时代，名词爆炸。好在我们汉语汉字非常给力，能够及时因应各种新鲜时髦。
却说我父亲生于公元1921年，到了公元1981年，周岁六十，正常办了退休。我那老爷子，一个苦力工，退休下来就是了。然而他老人家竟然也给自己安排好了退路，乃至于也搞开了属于他的退休工程。
关于他的退休工程，说来话长。简单说来，就是父亲从此回到了老家，开始搞运输，后来搞种植，全力以赴梦想发大财，心无旁骛继续他未竟的扶贫事业。这样，他一年之间来太原不过住那么几个月。事实上多数时间和我母亲分居两地，这样的状况，一只持续到公元2000年。
退休工程能否发财？尚在悬疑之中，老太爷自个的退休工程，却已扰动了整个家庭的既成格局。老两口分居两地，我这个当儿子的不得不两处分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