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音乐家唐诃是我的老乡，他是易县梁格庄人。前些年通过苏友林认识了唐诃，他给我的印象非常好，才华横溢，平易近人，而且爱好书法。他的字很好，雅致大方。他的书法作品，比如写“朝辞白帝彩云间”，他在字的旁边附上工尺谱，非常别致，人称“音乐书法家”。前几年他出版了自己的回忆录性质的散文集，给我寄来一本，我都仔细看了。我最感激动的是，文中提到我的一位老战友马义之。唐诃说，马义之是个音乐天才，凡有眼的就会吹，有弦的就会拉。他并且说，是马义之教会他吹笙和工尺谱等等，这一切不禁勾起我很多的回忆。
唐诃和马义之相处的时间，在1938年和1939年这个时间段。我同马义之相处的时间要晚得多，在1946年以后的一段时间。
1946年4月初，我被任命为晋察冀野战军第十七团政治处通讯干事。当时六旅部驻在柴沟堡，十七团驻在洗马林。我是在4月7日到达洗马林，因为有个“四八烈士”，到了洗马林就张罗开追悼会，所以这个日子记得清。当时十七团的政委是刘克宽，政治部主任王栋，张学义是组织干事，马义之是教育干事。马义之比我大得多，差不多有十来岁，他把我当小弟弟看待，凡事都帮助我，照顾我。他对我是无话不谈。他曾对我说：“我第一次结婚是抗战开始的那年，后来我参军走了，我媳妇想我，生生地想死了。”说着伤心至极。
马义之是徐水人，家中颇有田产，算个不大不小的财主。马义之年轻时长得俊俏，又会唱戏，唱旦角，梆子腔，嗓音特别洪亮，唱《大登殿》，人称“一口儿红”。邻村的一个财主家的女儿看上了他。据媒婆说，得了“相思病”，已经是奄奄一息了。后来一打听，是好人家的女儿，模样儿也好，又念过几天书，两家大人都同意，就定了亲，不久就成亲了。小两口儿新婚燕尔，如胶似漆不必多说。不久可怕的事情发生了，这就是“卢沟桥事变”。马义之为了打日本，毅然决然参军走了。马义之是越走越远，一走三年。他美丽的妻子的病体，一天比一天沉重，不到三年香消梦断，呜呼哀哉……死后一年，马义之请假回来看望他妻子时，只能在她的坟上痛哭一场而已。
我喜欢发表一些没盐淡醋的空论，照我说，这马义之的第一任妻子（原谅我不知道她的姓名）也应该算一个革命烈士，她和前线战斗牺牲的烈士完全是一样的，她也是为抗战献出了自己的生命，难道不是吗？她一生中最最向往的，最想得到的，并且是已经得到的，就是她的爱情。她为了打日本，牺牲了自己的爱情，连同自己的生命。她不是烈士是什么？封建社会还知道为贞洁的女人立个牌坊，新社会谁想到要敬重这种富有牺牲精神的女人？读者诸君想到过吗？我的空论，猛一听很可笑，但是，这可不是我偶然头脑一热胡乱说的，这是我多年考虑的结果。马义之前妻的故事太感人了，它使我多年来，一而再，再而三地想起，简直是无法释怀，所以才写下这些空话，唯望读者谅之。
1946年5月初，我们部队出发，到察哈尔北部去剿匪。那所谓匪不过就是日伪留下的残部而已。9月初开拔，奔向集宁。这就开始了解放战争（当时叫自卫战争）的第一仗——集宁战役。马义之非常关心我、照顾我。他说，你没有战斗经验，打起来跟着我。他让我跟着他，可他一开始就把我弄丢了。
集宁战役是一次大会战，主要战场在集宁及其以西的广大山区。我们团的参谋们看错了地图，见电报上命令我部到凉城集结待命，我们就大踏步（一百多里地）奔向了凉城县，其实是指集宁西边的一个小村，凉城村。凉城县有个海子边，我们到达这海子边，命令来了，赶快往回走，是凉城村。我们往回赶时，敌人已经占领了凉城村。路上敌人的飞机不断侦察骚扰，一吹防空号，我们就找地方隐蔽起来。当时是秋后，庄稼没有了，只有一片一片的麻地。我一钻进麻地，倒地就睡着了。等我醒来，山野里一片寂静，把我吓坏了。我想，我睡着了没听见吹号，搞不好这回要当俘虏。越想越怕。这时已是下午，后来我看见东边敌机正在俯冲扫射，我想，八路军没有飞机，它扫射等于给我指明了方向，我就拼命往那里跑。到天黑下来时，我追上了我们那个部队。找到马义之，说明情况，他笑了，他说，我也经过这，今天算你补了一课。这时前面枪声大作，传下来，“往后传，上刺刀！”我没再多想，战斗就这么开始了。
关于集宁战役，有许多事情要说、要写，那是一次会战，并且是一次混战。敌人包围我们，我们又包围敌人，里三层外三层，打成一锅粥。旧历八月十五，下了大雪，又刮着大风，人称“白毛旋风”，我们穿着单衣，真过瘾。马义之喊着：“林鹏，真败火！”张学义笑着说：“把一辈子的火气都败光了。”我和马义之一起救护伤员，把他们抬到绑扎所去，给他们包扎好伤口，后来又把他们丢掉。整个部队的运动，就像天上的浮云，水中的浪花，一会儿东，一会儿西，就像“白毛旋风”。
我们的对手是傅作义，他们的援兵不断增加，打了二十天，我们撤出战场。我们是向北突围，从八苏木过铁路，向北一直走到一个蒙古人的村落，后来向西走，向南，三天后又从红沙坝过铁路，向东急行军，过隆盛庄，向兴和奔。
突围前，发给我们政治处每人一支步枪，给了我一支德国老套筒，十五发子弹。过了隆盛庄，夜间行军中，我才想起我的步枪里顶着一颗子弹，无论如何退不出来。马义之说：“你既然顶上子弹，为什么不放掉它？”我说：“夜间突围，我没有看见敌人，我朝谁放？”大家都笑了。张学义帮我扳枪栓，先得把枪栓扳正，才能向后退。张学义也扳不起来。主任王栋说：“我有办法。”他把步枪放在地上，用一块石头往下砸，砸了几下，还是不行，他说：“把它交军械处吧。”马义之对我说：“交军械处最好，省得你扛着它了。”
马义之有各种生活上的小办法。他教给我，晚上睡觉时，把双脚垫得高高的，让血向心脏流，脚上的泡不痛，消除疲劳也快。这个办法很有效。许多年以后，着了急我就用这办法。
集宁战役以后，我们往东开，参加怀来战役。据说陈诚到了康庄，我们同他顶牛。怀来战役也是一场大战。我们在怀来南部的大山中，翻过来，翻过去，战斗异常激烈不必说，一个饿，一个渴，实在难熬。饿了，只是走不动路，不至于死人。渴不一样，渴是会渴死人的。怀来南山里有个村名叫花庄，花庄村头有一口井。我听说前面有井，就跑了一段，赶上去喝水。马义之喊我：“林鹏，你别喝了，我给数着呢，你已经喝了十四碗啦，先等等再喝。”这里说的碗，是行军带的那种小搪瓷碗，容量不大。说着部队上来了，把我挤开，别说再喝，看也看不见了。后来，我们和张学义、马义之一起，喝过镇边城村外臭水坑里黑色的臭水。这些故事，许多年以后，我们见面谈起来津津乐道，不以为耻，反以为荣。
有一件事情，虽不大，我却以为应该郑重地记载下来。
现在从北京往西看，门头沟，斋堂再往西，那一片大山就是叫做野三坡的那一大块地方，也就是抗日战争时期萧克所领导的所谓平西分区的那个山区，是一个广大的山区。北面，桃花堡、凡山堡以南的就是有名的小五台山，再往南，金水口、大河南，以至单翅岭、板城等等地方，在历史上都是颇有名的地方。我们部队在解放战争中，曾经多次从这里越过，多半都是急行军，而且是夜间行军。之所以是夜间行军，不是因为有敌情，只是为防止敌人的空中侦察。
有一次行军中，向导跑了，部队只好停下，派人去找个向导。在月色蒙蒙之下，山间小路上，躺的坐的都是战士。有人说：“蒙蒙月色之下，要有人吹个箫，就有意思了。”有人答话道：“张良会吹箫，今天他没来。”引得人们哈哈笑着。宣传队里有人背着个胡琴，就有战士说：“给咱们拉一段吧，欢迎啦！”那背着胡琴的宣传员，自认为技术不怎么样，便把胡琴双手捧给了马义之，说：“马干事，您给拉一段吧，让我也学一学。”马义之接胡琴在手，说：“行吗？好吧。”
我记得他拉的是《霸王别姬》中舞剑那一段的插曲，曲名好像记得是叫《夜深沉》。那胡琴的声音真叫响亮，真叫脆生。曲子也非常的低回婉转、跌宕有致。你能想象到虞姬那悲壮的深情的剑舞。人们都沉醉了。整个山野，蒙蒙月色，月色蒙蒙，也都沉醉在宁静之中，仿佛都在静静地欣赏着，又仿佛都睡着了。
有战士低声喊着：“好，真好，真绝！”
等曲子一终结，战士们一片叫好。
这时候刘克宽政委说了话：“谁在拉胡琴？”警卫员喊道：“二○二问，谁在拉胡琴？”马义之站起来说：“报告，是我。”政委说：“夜间行军，应该肃静。”马义之说：“是，我错了。”政委说：“以后注意！”马义之又说：“是。我一定注意。”
战士们会说俏皮话：“他非等着曲子拉完了，才发话责问。”又有人说：“我猜是他也爱听。”“好一个政委哟！”
我就在跟前，在马义之跟前，距离刘政委也不远，不出十步。我的感受最深了。我们部队人才济济，有马义之这样的天才，真是幸运极了。我能亲聆他的琴声，也是我的幸运。而且这蒙蒙月色，月色蒙蒙，令我终生难忘。
后来我调到十二团去当宣传干事，离开张学义、马义之他们，我非常难过。再后来，我又调到师宣传科当干事，后来又调到军报社当编辑、当记者……以后就是转业到山西省人事局任秘书干事……总之再没见到马义之。听说马义之也转业了，在大同市文化局当局长。
1958年冬天，有一天，老战友王奂告诉我说，马义之来了，在省文化局。我赶紧跑去看他，见他满头白发，忙问：“怎么这么快头发都白了？怎么回事？”
他告诉我下面这段故事。
马义之是个漂亮人物，面皮白嫩，头发黑，眼睛亮，聪明绝顶，善于言谈，善于歌唱，而且善于各种乐器。他是一个真正的才子。我们离别以后，他被提拔当营教导员，不久又当团政治处主任和团副政委。待到全国解放那年，他已经是团政委了。上级派他跟随张迺耕到绥远省（在今内蒙古自治区中部）去接受并改编傅作义的部队。马义之到傅作义的某团担任团政委。
他们不能多带人，只准带通讯员和警卫员，各连各营都派了政工干部，也是只准带通讯员和警卫员。马义之给他们规定了一个暗号，有情况就在电话中说这个暗号。一天晚上，他突然接到一个电话，电话中说了这个暗号之后就再没有声音了。他知道出事了。
马义之立即找来敌军的团长，问他：“你们想干什么，你们有行动，要暴动，是不是？”那团长极力解释：“下边出了什么事，我不知道，真的不知道。”马义之说：“听我的命令，立即集合部队，立刻出发，向大部队靠拢。”团长下令以后，只集合来一个营，加上团部，不足五百人。马义之命令立即出发。那是1949年秋天，那天下着小雨，走了不到二十里，另外两个营就追上来，包围了他们。他们占据了一个小村庄。
这时候，马义之立即下了团部全体军官的枪。马义之用手枪对着那团长，说：“听我的命令，你在屋里，参谋人员在窗外，你立刻下令，构筑工事，死守，待援！”
那团长态度也算可以，他极力解释：“我的这支部队原本就是杂牌军，大多数都是土匪出身，他们受不了解放军的严格纪律，想上山去，还过土匪生活。我同他们不一样，马政委，我不一样，你相信我，我是个知识分子，我一直在北京上学，因为一个拐弯亲戚关系，让我当了团长。我懂得全国的形势，国民党完了，我赞成傅作义总司令和平起义的决策，他的决策很英明，老百姓们都赞成，我怎么能干出这种土匪行径呢？你放心，我一定服从你。等事情平定以后，你去调查，这事儿如果同我有一丝一毫的关系，你亲手枪毙我。怎么样，你放心吧……”
战斗虽然不很激烈，但不分昼夜地进行着，天一直下着小雨。
马义之派出的骑兵通讯员，有一个踩着马镫，抱着马脖子，趁着夜色冲出去了。三天后，当时的师政委庞殿贤（他后来转业做山西省轻工业厅的副厅长，是我的顶头上司）带着大部队到达出事地点，他命令暴乱的两个营全部缴械，排以上干部全部逮捕，交军法处审判。这时候，马义之才知道，派到那两个营的政工干部和通讯员们已经全部被害。他们都是马义之的老战友，马义之难过至极。
他告诉我说：“这时，我洗了把脸，一照镜子，吓了我一大跳，头发变白了。人家说，伍子胥过昭关，发愁，一夜之间，须发皆白。我不是一夜，我是三天三夜，头发全白，连一根黑的也没有。神了，神了，都说伍子胥的故事是神话，我这不是神话，我这是现实。”
我们在一起，欷[]不已。
1973年春天，当时我做干部工作，我到大同去研究调下放干部的事情。一天，我到大同市文化局去看望马义之，他一见到我就紧紧地抱住我，说：“林鹏呵，我真想你呀！”
后来，大约是1990年前后，马义之去世了。隔了好几年才告诉我，说是怕我难过，隔了几年我就不难过了吗？写到这里我依然是老泪纵横，一说到过去，就是泪流满面，这是老年人的毛病，没法子。
历史过去了，就像江中的流水，一去不返了。
2011年3月于太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