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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另一个方面为新感觉派小说增加力道的，是精神分析大师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弗洛伊德通过施蛰存的写作实践进驻了中国新感觉派小说的大本营；在弗洛伊德与施蛰存之间起到桥梁作用的，则是奥地利小说家显尼志勒（Arthur Schnitzler），此公一贯喜欢运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用小说的形式探讨诸如“爱与死”这类重大的人生主题，而显氏的作品的每一个英法译本，都曾得到过施蛰存的礼遇（参阅施蛰存：《显尼志勒〈自杀以前〉·题记》）。至此，新感觉派的两个力量来源已经昭然若揭：由刘呐鸥从日本带来的新感觉主义，由施蛰存从奥地利进口而来的心理主义。
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理论是人类的“恶之花”，它出现在礼崩乐坏的20世纪的西方是一个巨大的隐喻，我们真不知道该以怎样的心情去面对这朵性状奇特的“恶之花”。更重要的是，心理分析理论是一把毋庸置疑的双面刃：它既是人类理智的胜利的象征，因为人类理智居然能够大张旗鼓地进驻无意识领域；又是人性脆弱和人性不可被信任的显明标志，因为在人类理智的凯歌高奏中，人性的脆弱和不可信任是如此的昭然若揭，人和动物之间的界限正在被逐步取消。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那座“造在地狱上面的天堂”，差不多就是弗洛伊德心理分析理论的肉体版本，是对心理分析理论的一种东方式解读，一个东方式的脚注。“愤青”施蛰存就生活在早已变态的上海；对弗洛伊德的接受和信任，让他感受到了双倍的变态。像刘呐鸥借助来自扶桑的新感觉主义去逼视上海的每一小块肌肉一样，施蛰存要借助弗洛伊德去描摹变态心理的动力学原理。
感谢心理主义的拔刀相助，施蛰存笔下的三个重要人物——鸠摩罗什（《鸠摩罗什》）、花惊定将军（《将军底头》）、石秀（《石秀》）——全都是不可思议的变态狂。作为一名来自西域的高僧，鸠摩罗什居然深陷情欲之海而无力自拔，他渴望得道，但又不愿意放弃令他格外销魂的性生活，他因此长期生活在不断自责而又不断自我宽慰的心境之中，最后连一枚舍利子都没能烧出来。花将军治军严谨，临战前一个士兵因调戏驻军地一位少女而被他斩杀，但与此同时，花惊定将军却绝望地爱上了那个少女，并为此在战场上莫名其妙地丢掉了性命。《水浒传》中的英雄，美色之前毫不心动的大丈夫石秀，面对结拜兄弟之妻的挑逗，时而冲动，时而自责，万般无奈之下，最后只好伙同义兄杀了义嫂，并在殷红的鲜血中，获得了类似于性高潮来临时的那种极大的快慰和战栗……
行为举止正常，这只是表面现象，如同鸠摩罗什在他的大部分信徒眼中形象正常一样；但掩藏在表面现象之下的，则是狂乱的内心冲突，连动作也制服不了的内心冲突，相反，倒是内心冲突在与动作的角力中不时地占据了上风，迫使动作扭曲、变形。这就是施蛰存迫于变态的上海带来的压力，尽力描摹出的变态心理的动力学原理。经过施蛰存的写作实践，动力学原理构成了心理主义的核心，心理主义也颇识时务地容忍、退让，以致让动力学原理真的成为了自己的核心。仰仗着核心的公开支持，心理主义在施蛰存那里显示出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力量。就在两军对垒的生死攸关的紧张时刻，身为主帅的花惊定将军却出人意料地陷入了莫名其妙的沉思：
在步兵与骑兵混乱着的战争中，将军兴奋着。忽然，就在将军底身旁，一个武士倒下马来了。将军在匆忙之中，分一点闲暇去看了一眼，那个武士底前胸很深地被射中了一箭，所以倒下了马。而这个武士，当将军底眼睛转向着他底痛楚的脸的时候，将军不禁心中吃了一惊，也就是将军所恋着的少女底哥哥，那个镇上有名的英勇的武士。将军底马向斜里跑去了，那武士底重创了的身上，随即给别的马匹乱踏着了。
将军兜上了心事，不想恋战了，将军尽让他底骏马驮着他向山冈上奔去。将军想起了那个少女，现在哥哥死了，她不是孤独了吗？谁要来保护她呢？她不是除了哥哥以外，家中并没有别的人了吗？将军这样想着，便好像已经看见了这个孤苦无依的少女，在他底怀抱之中受着保护。将军心中倒对于这个武士底战死，引为幸运了。这时的花惊定将军完全是自私的，他忘记了从前的武勇的名誉，忘记了自己底纪律，甚至忘记了现在是正在战争。
将军正在满心得意地想回转马头，归向村中去，但没有觉得背后有一个认得他的吐蕃将领正在追踪着他。将军底马刚才回头，将军底眼睛刚才一瞥地看见背后有人，而那凶恶的吐蕃将领底大刀已经从马上猛力地砍上了将军的项颈了。
……但，将军倒下马来没有呢？没有！将军并没有感觉到自己底头已经被敌人砍去了。一瞥眼看见了正在将利刀劈过来的吐蕃将领，将军顿时也动了杀机。将军也把大刀从马上撂过去，而吐蕃将领的头也落在地上了……将军底意志这样的坚强，将军正想回到村里去，何曾想到要被砍掉了头呢？所以将军杀掉了那个吐蕃将领之后，从地上摸着了胜利的首级，仍旧夹着他底神骏的大宛马，向镇上跑去。
动力学原理，尤其是它在叙事学上的功用，在此无疑得到了较为清晰的呈现：在最不该恍惚的时刻，一贯英勇善战、屡战屡胜的花将军却严重恍惚，其病根不早不迟，刚好来源于弗洛伊德心理主义的神奇力量；被吐蕃将领砍去头颅后，还能将蕃将的头颅砍去所需要的神奇力量，同样来自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理论。在动力学原理更进一步的催促下，更有意思的还是花将军的爱情结局：
没有了头的花将军由着他底马背着他沿了溪岸走去，因为是在森密的树林间，踯躅着在溪的彼方的街上的边戍兵也没有看见他。将军觉得不知怎的忽然闷热起来，为什么眼前一点也看不出什么呢？从前也曾打过仗，却没有这样的经验呀。将军觉得满身都是血了，这样，怎么可以去见那个美丽而又温雅的少女呢？如此想着，将军就以为有找一处浅岸去在溪水里洗濯一下的必要了。
将军在一个滩岸边下了马，走近到溪水边。将军奇怪着，水何以这样浑浊呢，一点也照不见自己底影子？而这时候，在对岸的水阶上洗涤着碗碟的却正是将军所系念着的少女。她偶然抬起头来，看见一个手里提着人头的没有头的武士直立在对岸，起先倒吓了一跳。但她依旧看着，没有停止洗涤。她看将军蹲下身来摸索着溪水，像要洗手的样子。她不觉失笑了：
“喂！打了败仗了吗？头也给人家砍掉了，还要洗什么呢？还不快快的死了，想干什么呢？无头鬼还想做人么？呸！”
将军底心，分明听得出这是谁的口音。一时间，将军想起了关于头的谶语，对照着她现在的这样漠然的调侃态度，将军突然感到一阵空虚了。将军底手向空间抓着，随即就倒了下去。
这时候，将军手里的吐蕃人底头露出了笑容。
同时，在远处，倒在地上的吐蕃人手里提着的将军底头，却流着眼泪了。
和感觉起义中上海滩没有爱情只有性交的情形相仿佛，为爱情丢掉脑袋的花惊定最多只换来了一行热泪：那是不需要人看见的热泪，也是没有人能够看见的热泪，但它刚好被心理主义当作了理所当然的俘虏。花将军头颅搞丢之后还能砍去对手的头颅所需要的那种力量，只是那行热泪成为俘虏的一个必经的步骤，一个必需的过门；因此，那行热泪无疑是对动力学原理的高度恭维，也是动力学原理理所当然的辉煌成果。
施蛰存是第一个运用心理分析理论改写历史故事的中国小说家。通过对变态心理的动力学原理的尽力描摹，施蛰存有能力绕过那些作为表面现象的正常举止，直接进入到紊乱、冲突、活蹦乱跳的心理层面；经过动力学原理的转渡作用，曾经被大声颂扬的历史人物个个都显露出他们的变态狂特性，人人都获得了自虐分子的身份。动力学原理及其功能的被揭示，意味着历史理性的彻底破产，意味着历史底部山呼海啸的力比多绝不是人力能够控制和驯服的事物，哪怕那个试图驯服历史的人号称超人或者枭雄。但迫使施蛰存作出这种写作战略转向的力量，仍然是上海，变态的上海，那个冒险家的乐园，那座建立在地狱上的天堂。只因为能够激活那个暗中的联盟的，不仅仅只有感觉主义，不仅仅是感觉的租界；只因为那个暗中的联盟在呼唤新的催化剂，而弗洛伊德主义，刚好像个幽灵或半神一样来到了上海，附在了一个名叫施蛰存的“愤青”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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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感觉主义成功地铸造出了感觉起义这一犬儒式的反抗武器，它令刘呐鸥等人能够以变态的写作方式去感觉畸形的上海，并在碎片主义美学的帮助下，在变态感觉中成功地令上海彻底变态，由此为自己易于冲动和愤怒的力比多找到了恰切的途径；弗洛伊德的心理主义则让施蛰存成功地进入他笔下的人物的内心世界，窥探到了主人公的变态心理。前者以变态的感觉方式进行断片式写作，后者描摹变态的状况及其动力学原理；前者因自己的变态让必须以愤怒去面对的时空呈双倍变态之势，后者因描摹变态心理，得以从侧面、从后背攻击了值得愤怒的时空。作为一个文学流派的构成部分，作为一个文学流派得以存在的结缔组织，弗洛伊德的心理主义为感觉造反、感觉起义加添了一条必不可少的辅助线，进而完善了整个流派的武器库存；通过施蛰存写作上的战略转向，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理论从侧面和背部，声援了感觉起义、感觉造反，并为后者在对抗现实生活时的乏力与贫弱增加了超过半斤以上的力度——尽管普罗“愤青”们对此并不认同，还不无恶意地将之指斥为逆流、软弱和贫穷。
作为一个过于短命的文学流派，中国新感觉派小说早已成为过眼云烟；面对必须以愤怒去面对的时空，可能连新感觉派的小说家们都会觉得自己的泻火方式十分孱弱，无论是历史还是变态的上海，都没有因为感觉起义、变态心理的动力学原理的出现而有丝毫改变，三个自视甚高的“愤青”很快就停止了这种较为无用、无力的文字游戏，纷纷转向，试图在事功中寻找更为有力的反击方式。
抗战爆发后，东南沦陷。刘呐鸥重新回到上海，依附于汪伪政权，奉命筹办汪伪政府控制下的《文汇报》。报纸尚未出版，刘呐鸥就被人暗杀于1939年秋天的上海。关于他的死，版本较多（参阅施蛰存：《施蛰存谈〈现代〉杂志及其他》，《鲁迅研究资料》第9辑），但刘呐鸥在放弃了感觉起义和碎片主义美学后，对再一次得到更新和再一次加大变态力度的上海进一步失去了有力的感觉，却是不争的事实——他的死就是最好的证据。大半年后，更为激进的穆时英被国民党特工人员暗杀于上海，时在1940年的春天。关于他的死，同样众说纷纭，有的说他是汉奸，依附于汪伪政权；有的则说，他是受命潜伏在汪伪政权之中的国民党特务，为国民党中央工作，他的死是一个双重的悲剧（参阅嵇康裔：《邻笛山阳——悼念一位30年代新感觉派作家穆时英先生》，香港《掌故》月刊1973年第10期）。和刘呐鸥一样，穆时英对上海的再一次感受并不成功；在放弃了孱弱的感觉造反和对感觉的租界的经营之后，并没有找到更为有力的抗击方式。只有施蛰存以教书、翻译和编杂志为业，在孤岛上海度过了令人揪心的八年抗战，度过了令人更为痛心的国共战争并走进了新政权；此后，他获得了被长期埋没、被长期遗忘和被戏剧性地重新发现的奇特命运，历经磨难，终以百岁高龄病逝于他曾经从侧面和背部攻击过的上海。但和他不幸的同仁一样，施蛰存也没有找到比动力学原理更为有力的感觉上海的方式，尽管有一段时间，新生的上海比他曾经攻击过的上海还要变态，还要荒诞，还要可笑。
世事难料，一切都结束了，但一切又似乎才刚刚开始。
2007年4月，北京魏公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