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理关切
和科学总是反对常识不同，人文社会学科在认知上的出发点始终是常识。常识先于一切逻辑框架和各种论证手段。但是，很遗憾，近世以来说到常识就没那么动听了，就连海德格尔、纳博科夫和波普尔那样的脑袋都认为，常识只是人们为思想懒惰寻找到的借口；理查德·罗蒂则认为，常识代表创新的反面。但太多的学术现实让我更愿意赞同J. L.奥斯汀的暗示：常识是人类经验中最值得尊敬的经验类型，毕竟常识是经过生活世界反复检验过的经验，在对常识保持足够警惕的情况下，我们有必要尊重常识给出的教诲。至少，常识可以保证我们多说人话，少说鬼话。更重要的是，合理的、有血有肉的、连通人性的人文学术所遵循的常识，始终和伦理冲动联系在一起。这就是说，常识是伦理冲动的产物，不是分类学冲动和科学主义冲动下的崽、产的卵。所谓人文学术的伦理冲动，指的是一切人文学术研究必须以伦理关切为基点，而伦理关切的内核就是对灵魂的热情探索，并且是充满善意的探索。它反对简化，它提倡整体。常识会告诉我们，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生活，我们的灵魂在何种情况下需要何种安慰。这里边的唯一要点是：伦理冲动始终以对当下生活世界的绝对不满来达致自身。和一切号称科学的实证主义式的人文学术决然相反，伦理冲动始终在矢志不渝地关注生活世界的“应是”，始终在不遗余力地反对生活世界的“所是”。它坚信当下的生活世界就是不美好的世界。在此，伦理冲动看起来违背了常识，却又从最为深刻的角度符合了常识、符合了关于灵魂的常识。因此，一切歌功颂德，一切旨在为权力部门提供有效的格式化模式的行径，都要被伦理冲动彻底地清除出去。一切自尊自爱的人文学术都必须是在野的反对派，是任何权力的反抗者而不仅仅是哪一种权力的反抗者。除此之外，它还必须保持自己的贞洁而不致堕落为官方学说。它仅仅是要让民众明白它对灵魂的探索，以及这种探索道明的灵魂的真实需求，从而向强权部门施加压力，迫使权力部门对灵魂作出让步，以此达到灵魂与生活世界更进一步的契合。但所谓更进一步的契合并不表征美好世界的来临，恰恰相反，正是它的不美好构成了自尊自爱的人文学术研究新的出发点、新的伦理关切的原点。这就是人文学术研究必须遵循的基本伦理学。最后，人文学术研究首先不是提供知识，而是提供一种拒绝与任何权力合作的道德立场。
反对相对主义
相对主义是当今人文学术遵循的又一准则。但相对主义不能仅仅被视作价值多元的产物，也不能仅仅被看成是知识单子化、人的单子化的结果。无论它来自哪里，都意味着一场灾难。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我们的人文学术研究不是缓解了这一境况，而是加固了这一境况。在相对主义的保护下，我们似乎真的拥有了花不完的自由，以至于有人胆敢宣称：相对主义从逻辑上是驳不倒的。这种急火攻心的言论实在是不值一提。无论从任何角度观察，相对主义都是一个拙劣的笑话。事实上，任何一个相信相对主义的人最终都选择了或愿意选择他最满意的生活方式，这暗示了一个逻辑前提：我选择的或我愿意选择的比其他所有选择都要好，因而在行动中最终放弃了相对主义；任何一个相对主义者肯定都不愿意承认，一个垃圾收捡者的价值会等同于圣雄甘地的价值，因而最终在价值评判上放弃了相对主义。这个简单的、来源于常识的事实，是否有能力驳倒相对主义？上述境况给人文社会学科奉献出的教益是：必须在价值失范的时代，首先批判和反对各种相对主义；必须在人文学术研究中摈除相对主义及其幽灵。除了相对主义本身的荒谬，除了相对主义“万物齐一”的内在口吻，合格的人文学术研究必须反对相对主义的最大理由是：我们的灵魂、我们的灵魂意欲达到的和谐状态从来都不是相对的，相对主义却认为灵魂可以得到相对化的处理，而且每一个灵魂与其他灵魂之间没有高下之分、贵贱之别。诚然，我们的灵魂和灵魂意欲达到的和谐状态在某些时候看起来确实是相对的，但那不能理解成相对主义的胜利，恰恰相反，必须要理解为相对主义的失败，因为那不过是生活世界本身的严酷迫使灵魂为保持自己的完整不得不作出必要的让步。很显然，让步肯定不是灵魂的本义，毋宁说是一种以退为进的游击战术。在骨子里，灵魂不仅是整体的，而且还是绝对的。
明天的事情
在相对主义悄然现身的时代，现代人文学术研究还能满足灵魂的要求吗？我们还能在常识的意义上谈论我们的灵魂吗？我们还有机会相信我们的灵魂中存在着某种亘古不变的东西吗？而在现代人文学术研究的操持下，灵魂要么只是一个比喻，要么不存在，要么仅仅是一团和任何别的东西没什么区别的物质……因此，我们只好把合人性的人文学术研究、有人性的人文学术研究的到来，推迟到一个又一个的明天之后。我不是巫师，不是占卜者，如你所知，我只是一个现代人文学术研究的旁观者和冷嘲者。我愿意将合格的学术研究推向遥不可及的未来，不过是因为实在忍受不住地想代替洋洋得意的人文学术研究表达它们的希望、绝望甚至虚妄。
2005年7月31日，北京丰益桥
知识分子是干什么的？
2005年7月底，正是北京奇热难当的盛夏时分。我素来尊敬的前辈A女士居然纡尊降贵，驾车来到了我居住的南城，说是要和我一起喝茶聊天。南城历来是北京穷人的聚居地；A女士一下车就委婉地表示过她对南城的不喜欢；我抱歉地对她说，我也有志成为一个富人，但努力了多年也没有成功，住在这里，确实是没法子的事情。在受宠若惊之余，也在较为漫长的交谈中，作为助兴的话题，学术界的不少明星都被我们提到了。其中有一位十几年来始终被我尊敬却又无缘谋面的前辈B也被我说了出来。A女士很高兴，因为她和B先生是非常要好的朋友。这让我有了找到组织的那种惊喜感觉。于是，很偶然但也很自然地，A女士告诉我，B先生有些不喜欢另一位我无缘拜见但也同样令我敬重的前辈C。见我诧异，刚喝了一口清茶的A女士解释说，B先生之所以对C先生稍存不屑，是因为B觉得C在深奥的专业研究之外对社会上那些杂七杂八的事情发言，不仅会影响学术上的精进、专业上的突破，还有哗众取宠之嫌；A女士接着说，B先生还有一个只能在朋友齐集的酒桌上才愿意掏出来的猜测：很可能是因为C对深奥的专业研究力不从心了，才转而对那些杂七杂八的事情指手画脚。
B、C两位先生都是典型的学院派人文知识分子，他们在各自的专业领域内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否则，某虽不敏，还犯不上十几年如一日地尊敬他们，但面对社会上那些“杂七杂八的事情”所持的态度却迥然有别：B认为自己的职业是学院知识分子，除了专业研究，大可以弃“杂七杂八的事情”于不顾，否则，就有不务正业之嫌；C则认为，人文知识分子必须对生活世界上的“噬心主题”发表看法、表明立场。A女士告诉我，B只想做个专业知识分子；C除此之外，还愿意充任公共知识分子的角色。从A那里，我才知道时下流行的词语中有一个叫做公共知识分子，而我以前一直将这种人暗暗称作“打抱不平者”。见我有些走神，A女士在喝茶的间隙，问我对此有何看法。当时是如何回答的，我已经忘记了；但我现在的看法是，鉴于今天早已是个专家的时代，我当然同意专业研究意义重大，何况专业研究还担负着生产知识的重任；但鉴于这个世界确实存在着太多让人不满意甚至愤怒的“杂七杂八的事情”，我不觉得公共知识分子（我不准备用那个江湖气太重的“打抱不平者”了）的所作所为没有意义，或者意义不重大。问题的关键不在这里，最根本的问题是：在今天，人文知识分子究竟有何用处？
作为维系当下生活世界的主角，社会分工早已是个不争的事实；长期以来，不独物质生产领域内分工越来越细致，知识生产领域里的分工同样愈来愈倾向于精密。被现代人文学术推举出来的主角即现代分类学在此具有极大的权威性。单就人文知识的生产来说，由于受制于分类学的权威，至少有两种知识生产的形式：专业领域内的知识生产，公共领域里的知识生产。个中人士无不明白，前者强调事实和价值的分离，否则，结论就有可能建立在意气用事的沙滩上，后者则拼死维护事实和价值的和合，否则，那些冷血的知识根本就没有用处；前者强调知识本身的纯洁，后者则强调知识的有效与火热；前者是关于人类社会某一个特定部分的知识（比如关于语言和思维），后者则是关于人类社会的整体的知识（比如关于幸福、公正和正义）。专业知识能让我们像使用显微镜那样放大人类社会的每一个细部，从而让我们更有效、更真切地认识我们自身，尽管这种知识有时候甚至在大多数时候确实具有冷血的特征；公共知识则能让我们随时随地明白幸福、公正、正义对于我们的重要性，让我们明白生活世界上有哪些“杂七杂八的事情”始终在阻挠我们实现幸福、公正和正义，还能让我们知道，在面对这些“杂七杂八的事情”时我们究竟应该怎么办。如果一定要说专业知识和公共知识之间的联系，我愿意在此冒险下一个结论，并希望A、B、C三位前辈能够原谅：公共知识是对各种专业知识的综合运用，是在利用专业知识看清社会细部的基础上对“杂七杂八的事情”所作的评判。如果说专业知识是理论，公共知识无疑是对理论的应用。求诸于经验和我们千疮百孔的常识，与其说公共知识是关于幸福、公正、正义的知识，不如说是关于幸福、公正、正义何以被阻挠、何以不能实现的知识。归根到底，公共知识只能是关于缺失和缺陷的知识。这是公共知识的最终尊严之所在。
多年来，我们（包括我甚至也包括A、B、C三位前辈）被告知，我们是由人民养大成人的。联想到父母的艰辛和劳累，联想到自己那些吃不饱肚子的悲惨年月，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对这种说教嗤之以鼻、不屑一顾。时间在翩翩流逝，愚钝如我者也渐渐明白了一个简单的事实：保证现代分类学及其功能得以成立的基础，始终是社会财富的再分配——无论以何种方式、由何种权力来进行再分配。即使把一切可以忍受和不可以忍受的东西一股脑儿全部计算在内，我等人文知识分子之所以能够安静地接受教育并最终成为人文知识分子，仅仅依靠父母的艰辛与劳作是不够的，还须仰仗他人的贡献——尽管有了他人的奉献并不能保证我们每天都能填饱肚子。而所谓他人，只要我们还心存感恩、知恩的念头和情怀，不过是长期以来惨遭妖魔化的人民。当然，除了少数有本事的人文知识分子，其他所有人都是人民的一部分。人文知识分子被人民喂大，唯一的任务就是为人民服务——听上去这是个十分庸俗和搞笑的说法，但我坚决不会用引号把这句话给包裹起来。像B先生那样生产专业知识当然是服务，当然值得尊敬，像C先生那样生产公共知识肯定也算服务，应该得到同等的尊敬。归根到底，知识生产不过是人文知识分子的义务，就像公务员领取俸禄就必须完成分内的差使一样，哪怕有时候是以装孙子的方式完成差使。很显然，即使按照公务员松松垮垮的工作条令，如果一个人文知识分子没有生产出知识或者生产出了有害的知识，无疑是知识上的渎职和犯罪。因此，相对于广大的人民，人文知识分子，无论是专业的还是公共的，根本不具有任何傲慢的资格和权利。
鉴于长期以来现代分类学的威风，知识和知识分子的专业化越来越成为一个坚硬的事实，几乎所有的人文知识分子都只记住了专业知识生产，却忘记了公共知识的生产；更有甚者，几乎所有的人文知识分子都以为知识生产只是个人的事情——“学术研究是知识分子的存在方式”，作为一个冠冕堂皇的托辞或一个煞有介事的毒誓，正好暴露了许多人文知识分子深埋内心的自私念头。从数量上说，和蛰居书斋的专业知识分子相比，对“杂七杂八的事情”公开发表看法的公共知识分子在中国（或许是在全世界）差不多已经成为恐龙了。在这样的情况下，C先生冒着遭受奚落的危险弃专业研究于不顾，实在是可贵之至。我隐隐约约地记得，在那个酷暑的下午，在北京南城的某间茶楼，我用这个小意思赞扬过C先生，而且得到了A女士的首肯。
在此有必要重申一个常识：诸如C先生一类的公共知识分子在针对那些“杂七杂八的事情”发言时，必须要以批判的眼光看待现实生活。现实的不美好是公共知识分子的基本预设。在这里，现实的不美好是绝对意义上的不美好。的确，正如某些不怀好意的人所说的那样，我们每个人或许都不知道什么是绝对幸福、绝对公正和绝对正义，（他们因此会问：追求一件你根本就不知道的东西岂不荒唐？）但我们肯定明白什么是不幸福、不公正和不正义。幸福、公正、正义等概念，必须要从否定的意义上才能得到准确的定义。公共知识分子的义务，就是要不断生产关于幸福、公正、正义的内涵，并将它贡献给人民，并使用这样的内涵批判那些否定之物；尽管这种知识归根到底是些关于缺陷和缺失的知识，但也正因为如此，才值得我们的人文知识分子世世代代对它进行生产。也就是在这种性质的生产过程中，那个不美好的社会才有望得到一点一滴的进化；而这样的生产与进化是个永无休止的过程。
公共知识分子在进行知识生产时，必须站在人民这边。这是理所当然的。站在人民这边，就是站在我们自己这边。这是知识分子——无论是公共的还是专业的——的绝对立场。相对于各种超常的力量，我们必须承认，我们都是弱者，都是失败者。有意思的是，经过许多知识分子的顽强努力，千百年来，我们已经拥有了太多关于成功的哲学，但关于失败的哲学始终处于“尿道阻塞的丛林中”（沃尔科特语）；在成功哲学眼里，失败哲学不仅是不可思议的，而且是极端无聊的。成功哲学是强人的哲学，它和幸福、公正、正义无关，甚至从骨子里就是对幸福、公正、正义的坚决否定。因此，公共知识分子的最大义务必须落实到对成功哲学的批判上。在今天，有眼睛的人都能看到，许多惹人神伤、催人泪下、引人肝火燃烧的“杂七杂八的事情”，大大半来自于成功哲学的教唆。在成功哲学的圣殿上，不成功是不被允许的；在成功哲学眼中，信奉失败哲学的人本来就是应该被消灭、被淘汰的劣等人物；给这些人制造一些麻烦（这就是“杂七杂八的事情”的根本语义），也就是成功哲学的题中应有之义。批判这种哲学的精神内涵，满怀激情地扫荡这种哲学的原始功能以及它制造出来的惨烈现实，维护失败者可以失败的权利，正是公共知识分子的基本义务——因为他是人民喂大的。
2005年12月18日，北京丰益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