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宗即位以后，第一件事就是清算宫廷内外反对他继承皇位的人。首先受到惩处的当然是胡旦，他在真宗即位的次月，就被贬为安远节度行军司马，寻又削籍流浔州（广西桂平）。接着，李昌龄被贬为忠武节度行军司马，王继恩被贬为右监门卫将军，均州（湖北均县）安置，并籍没其财产。次年，年迈的王继恩死于贬所。
至道三年十月，真宗葬太宗于巩县皇陵，陵名永煕陵。翌年，改元咸平元年（998）。真宗在他统治的二十五年间，基本上执行了祖宗以来的统治政策，文治得到进一步加强，北宋前期所编撰的四大书之一《册府元龟》一千卷，就成书于大中祥符六年（1013）。自太祖朝开始的对科举制度的改革，至真宗朝也基本告一段落，各种人才陆续通过科举涌现出来。但是，武功却进一步衰落，所幸签订“澶渊之盟”以后，宋、辽之间开始出现和平局面。真宗朝初年，西夏仍是西北部的严重边患，景德元年（1004）二月，李继迁中流矢而死，其子李德明嗣位。德明为集中力量开拓河西（甘肃河西走廊及湟水流域一带）地区，对外采取与宋、辽和好的政策，北宋西北边患因此也暂时得到缓解。从内政方面来看，真宗在其统治前期，比较留心政治，在一些名相的辅佐下，其统治尚有所起色，但自中期起，随着“天书”下凡闹剧的开张和对道教的狂热，冗费空前增加，使积贫局面进一步深化。与此同时，统治集团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始终没有停息，对政治也产生了恶劣影响。
第一节 真宗朝前期的政治
一、咸平、景德时期的宰相和政事
真宗初政，仍以吕端为相。咸平元年（998）十月，吕端因疾病罢去相位，由李沆、张齐贤出任宰相。咸平三年十一月，张齐贤以“朝会失仪”罢去相位。四年三月，真宗拜吕蒙正为首相，这是他第三次出任宰相。与此同时，有“名臣”之称的参知政事向敏中被擢为次相，但五年十月以违诏典买别人居第，奏对不实，被罢去相位。景德元年（1004）七月，任相五年的李沆病卒，次月，真宗拜参知政事毕士安、三司使寇准为相。二年十月，毕士安病故。
三年二月，与寇准罢相的同时，赵昌言之婿王旦出任宰相。
上述宰相，皆进士出身，他们大多以清静无为为己任，力矫太宗朝之积弊。如李沆“日取四方水旱盗贼奏之”，参知政事王旦以为细事不足烦上听，沆曰：“人主少年，当使知人间疾苦。不然，血气方刚，不留意声色犬马，则土木、甲兵、祷祠之事作矣。吾老不及见此，“此”参政他日之忧也。”后果如所言。真宗问李沆，治道当以何为先？沆曰：“不用浮薄新进喜事之人，此最为先。”一次，内侍持真宗手诏欲封刘氏为贵妃，李沆对着内侍引烛焚稿，并附奏说：“但道臣沆以为不可。”其议遂寝。李沆自己为政，也力主清静，他每会宾客，很少讲话，人称其为“无口瓠”。有人以此相告，他解释说：吾非不知也。然今之朝士得升殿言事，上封论奏，了无壅蔽，多下有司，皆见之矣荐绅如李宗谔、赵安仁，皆时之英秀，与之谈，犹不能启发吾意；自余通籍之子，坐起拜揖，尚周章失次，即席必自论功最，以希宠奖，此有何策而与之接语哉！苟屈意妄言，即世所谓笼罩。笼罩之事，仆病未能也。
他这番颇有深意的话，实可作执政者与子弟亲朋接交时之座右铭。
张齐贤一任相，就与真宗“言皇王之道，而推本其所以然”。他善治狱讼，“勤究民弊，务行宽大”，经他审理，“多所全活”。吕蒙正的为政之道，一直主张宽静、求实，已一如前述。向敏中也是一个老成持重，勤于职守，不好兴作之人。王旦秉公执法，不徇私情，严于律己，宽于待人，更被誉为真宗一朝的名相。寇准常在真宗面前数其短，王旦却总是称赞寇淮，真宗对王旦说：“卿虽称其美，彼专谈卿恶。”王旦回答道：“理固当然。臣在相位久，政事阙失必多。准对陛下无所隐，益见其忠直，此臣所以重准也。”只有寇准，是一个功过参半的政治家，对此本书在后面将另作论述。
正因为真宗有这么多良相的辅佐，对他们的意见也多所听纳，遂使咸平（998-1003）、景德（1004-1007）之政尚有可观之处，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太宗朝后期的危局。
真宗即位后，首先安定皇室内部。虽然元佐与真宗在不久前曾为争夺皇位产生过尖锐的对立，但是真宗除了对王继恩、李昌龄、胡旦等人贬谪流放以外，对太宗皇后李氏、皇兄元佐不仅尽弃前嫌，而且都依礼加恩。至道三年（997）四月，真宗尊李皇后为皇太后。六月，封元佐为左金吾卫上将军，并恢复了他楚王的封爵，“听养疾不朝”。同时，追复皇叔廷美为西京留守兼中书令、秦王，赠皇兄德昭为太傅、德芳为太保。这样，太祖和秦王一系子孙终于获得比较妥善的安抚。对其他兄弟，真宗也都一一予以加封。通过这一系列措施，使皇室内部的矛盾得到了很大程度的缓解。
其次是缓和阶级矛盾。主要采取两个方面的措施：一是释天下系囚。
自咸平元年（998）二月起，真宗多次在崇政殿“录在京诸司系囚”，减等或释放犯罪之人。四年，应王禹偁之请，“诸路置病囚院，徒、流以上有疾者处之，余责保于外”。同年，真宗览囚簿，见自正月至三月天下断死罪八百人，为此对宰相说：“杂犯死罪，条目至多，官吏傥不尽心，岂无枉滥？”于是提出恢复唐贞观年间实行过的对死囚三覆奏之制。不过这一做法因遭有关官员的反对，以为这样会造成犯人“淹系”而并未实行。二是减免天下欠负。下诏蠲免诸路逋欠。按此项措施，太宗朝就有颁行，但皆为官样文章，实际照样“理纳”，农民负担并无丝毫减轻。真宗深知其弊，咸平元年四月，“遣使乘传与诸路转使、州军长吏，按百姓逋欠文籍，悉除之”。这次共蠲免诸路逋欠达一千余万，同时释放系囚三千余人。此后，又多次对受灾地区的百姓蠲免逋欠，如咸平四年二月，“释逋负官物者二千六百余人，蠲逋负物二百六十余万；已纳而非理者以内府钱还之，没者给其家”。终咸平之世，这些恤民措施屡有施行。
其三是在军事上加强对辽朝的防御。真宗沿袭太宗朝后期设险防守的政策，加强对河北地区的备御，包括采取完聚、浚渠、开濠、筑垒、谨烽燧、开陂塘、种植林木、营田实边等措施，以阻挡敌骑深入。对西夏则采用张齐贤之策：招致蕃部族帐，“啖以官爵，诱以货利，结之以恩信，而激之以利害”，使攻李继迁。此外，还广泛招募民间壮士，以充实军力，并鼓励百姓抗战杀敌。但是，这些措施都没有解决根本问题，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从主观上来说，自真宗以后，历朝帝王皆生于后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他们并不像太祖那样懂得军事，即使比太宗也远远不如。尽管当时国内外形势与宋初相比已经有了很大变化，但依旧死死抱住祖宗家法不变。如对武人继续采取抑制政策，前线将领作战依然要按内廷所出阵图办事。如此指挥战争，当然不可能不遭到失败。从客观上来说，自后周显德以来经过周世宗、宋太祖培养和训练出来富于作战经验的将领乃至勇敢善战的士卒，此时已老死殆尽，枢密使和三衙将领基本上皆由文官担任，他们同样没有作战经验。辽与西夏人口虽不多，但骑兵凶猛，战斗力很强，恐怕与唐代的突厥相比，亦有过之而无不及。加上北宋已失去长城之险，对于北方骑兵的南下，更是防不胜防。正因为如此，真宗朝初年，虽然在军事上也采取了一定措施，仍不足以抵挡辽兵的侵扰。
其四是在宫观、园苑的兴作和吏员人数方面，与先朝相比也都有较大的减省。
二、宋辽“澶渊之盟”
真宗即位以后，辽朝加强了对北宋的侵扰。咸平二年（999）十月，辽军南下，攻破狼山镇石砦，北宋高阳关都部署康保裔率军抵抗，两军大战于河间（今属河北）。次年正月，保裔以兵尽、矢绝，救援不至战没。辽兵转攻遂城（今属河北），已故抗辽名将杨业之子延昭“悉集城中丁壮登陴，赋器甲护守。会大寒，汲水灌城上，旦悉为冰，坚滑不可上，契丹遂溃去”，杨延昭以功拜莫州刺史，后积功至高阳关副都部署。其子文广继承父祖之业，后来也一直守卫在抗辽前线，官至步军都虞候。所以后人对杨家一门有“杨家将”的美称。
咸平四年以后，辽兵每到秋天，总要派兵进入河北地区大肆掳掠，北宋军队不得不加紧“防秋”，但仍屡遭败绩，疲于奔命。
景德元年（1004）闰九月，辽圣宗、萧太后亲率二十万军队大举南下，攻威虏（河北遂城）、顺安军（河北高阳），转攻北平寨（河北完县）、保州（河北保定）、定州（今属河北）、瀛州（河北河间），皆遭到北宋军民的抵抗而不能下。
只是因为北宋军队在抵御中缺乏统一的部署和指挥，各城孤军作战，辽兵遂乘虚而入。十一月，辽军绕瀛州而南，经冀州（河北冀县）、贝州（河北清河）、天雄军（河北大名），陷德清军（河北青丰），一直打到黄河北岸的澶州（又名澶渊，在河南濮阳西南）附近。
消息传到汴京，朝廷惊慌失措，拜相才三个月的寇准建议真宗亲征。参知政事王钦若是新喻（江西新余）人，主张迁都金陵（江苏南京），签署枢密院事陈尧叟是阆中（今属四川）人，主张迁都成都。寇准明知迁都之议出于王钦若和陈尧叟两人，却故意说：“谁为陛下画此策者？罪可斩也。”王、陈两人“由是怨准”。真宗勉强接受亲征建议，他先命王钦若出判天雄军兼都部署，天雄军治所在河北大名，目的是要牵制辽军兵力，然后自己随军北上。十一月二十二日，到达韦城（在河南滑县东南），有人又劝他逃往金陵以避辽军兵锋，真宗发生动摇，复问寇准：“南巡何如？”寇准道：“群臣怯懦无知，不异于乡者妇人之言。今寇已迫近，四方危心，陛下惟可进尺，不可退寸。”殿前都指挥使高琼也说：“随驾军士父母妻子，尽在京师，必不肯弃而南行，中道即亡去耳。愿陛下亟幸澶州，臣等效死，敌不难破。”真宗不得不继续前进。
澶州跨黄河为治，筑南北两城，二十六日，真宗抵达南城，在寇准的固请下，才于二十八日进驻北城。
当真宗抵达澶州后，对北宋军队的士气起到了一定的鼓舞作用。正当此时，辽大将萧挞览在前线被宋军埋伏的床子弩射死，另一支进攻河东的五万辽军，在寒光岭受到高继勋所率三千宋军的突然袭击，“斩首及自相腾轹以死者万余人，焚车帐，获马、牛、槖驼、器械盖数万计”。辽军士气大挫。
加上辽军孤军深入，后援不济，形势变得对宋军有利。
在这种形势下，辽圣宗、萧太后始接受宋降将王继忠的建议，决定与北宋议和，并争取获得在战场上没有获得的利益。为了掩盖辽朝主动求和的真相，王继忠遣人给真宗送去“密表”，要宋方率先派出使节前往辽军议和。早在真宗亲征前夕，北宋已派遣门祗候、假崇仪副使曹利用前往天雄军，等待时机与辽朝进行谈判。真宗得悉辽方议和意图后，立即催促曹利用迅速赶往辽军军营。十二月初七日，宋、辽双方很快达成和议，其内容如下：大宋皇帝谨致誓书于契丹皇帝阙下，共遵诚信，虔守欢盟。以风土之宜，助军旅之费：毎岁以绢二十万匹，银一十万两，更不差使臣专往北朝，只令三司差人搬送至雄州交割。沿边州军，各守疆界，两地人户，不得交侵。或有盗贼逋逃，彼此无令停匿。至于垄亩稼穑，南北勿纵搔扰，所有两地城池，并可依旧存守。淘濠完葺，一切如常，即不得创筑城隍，开掘河道。誓书之外，各无所求。必务协同，庶存悠久。自此保安黎献，谨守封陲。质于天地神只，告于宗庙社稷。子孙共守，传之无穷。
有渝此盟，不克享国。真宗所以要在形势对北宋有利的情况下，签订这样一个带有屈辱性的和约，完全是怯战所致。虽然他勉强听从寇准劝告，前往澶州前线，但内心却很恐惧，故时刻以议和为念。对此，《长编》卷五八，景德元年十二月丁亥条有生动的记载：利用之再使契丹也，面请岁赂金帛之数，上曰：“必不得已，虽百万亦可。”利用辞去，寇准召至幄次，语之曰：“虽有敇旨，汝往，所许不得过三十万，过三十万勿来见准，准将斩汝。”利用果以三十万成约而还。入见行宫，上方进食，未即对，使内侍问所赂，利用曰：“此机事，当面奏。”
上复使问之，曰：“姑言其略。”利用终不肯言，而以三指加颊。内侍入曰：“三指加颊，岂非三百万乎？”上失声曰：“太多。”既而曰：“姑了事，亦可耳。”宫帷浅迫，利用具闻其语。及对，上亟问之，利用再三称罪，曰：“臣许之银绢过多。”上曰：“几何？”曰：“三十万。”上不觉喜甚。故利用被赏特厚。
大凡历史上的和议，都是双方在军事力量和经济实力方面达到某种平衡的产物，这次“澶渊之盟”也不例外。在当时，辽军尽管强大，却无力继续南侵；北宋虽然一时扭转了颓势，但要彻底打败辽朝，并进而收复燕蓟也不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