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对金议和，是以高宗为首的南宋投降派梦寐以求之事。建炎四年（1130），金人在河南、山东、陕西之地建立了伪齐傀儡政权，作为南侵的帮凶和宋、金之间的缓冲。当年十月，在“靖康之变”中被俘掳北去的前御史中丞秦桧南归，立即大力提倡与金人议和。这两件事，对宋、金议和都产生了直接的影响。伪齐为了自己的生存，总想挟金人南侵，所以伪齐的存在就成了宋、金议和跨不过去的一道门槛。而秦桧的南归，却成了高宗向金人屈膝投降的重要帮手。
不过宋、金两国要实现和议并不容易，从金朝方面来说，它的首要目标是灭亡南宋，故开始时并不急于要与南宋议和；从南宋方面来说，广大爱国军民不忘靖康之耻，誓死北伐中原，收复失地，因此坚决反对与金人议和。
于是环绕抗战还是议和，南宋朝野展开了十分激烈的斗争。随着南宋军队的壮大，宋、金之间的军事力量已逐渐进入相对平衡的状态，因此金朝开始改变策略，企图通过议和来攫取战场上不能得到的利益。而对高宗和秦桧等投降派来说，夺取大将兵权也成了急于与金人议和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在这种形势下，宋、金双方对议和的态度逐渐趋向接近，终于在绍兴十一年冬天签订了“绍兴和议”。与“绍兴和议”签订的同时，高宗、秦桧一伙为了抑制武将，也为了镇压抗战派，杀害了抗金意志最坚决、战功最卓着的民族英雄岳飞，制造了千古奇冤。
第一节 伪齐的建立和秦桧南归
一、伪齐政权的建立
靖康二年（1127）四月，伪楚政权垮台后，金兵企图依靠自己的军事力量来消灭南宋政权，但几次南下，总是达不到目的，为此还付出了不小的代价。
于是改变策略，决定重新建立一个傀儡政权，使它既可作为金朝屏障，也可作为南侵帮凶，并继续玩弄“以中国而攻中国”的阴谋，达到从中渔利的目的。伪齐政权就产生于这种形势之下。
刘豫（1073-1146），景州阜城（今属河北）人，出身农家，“少时无行，尝盗同舍生白金盂、纱衣”。哲宗元符三年（1100）登进士第，北宋末年，官至河北提刑。金人南侵，刘豫弃官避乱仪真（江苏仪征）。建炎二年（1128）正月，因中书侍郎张悫荐，除知济南府。当时山东战乱严重，刘豫怯行，请求更换东南一郡，遭到朝廷拒绝，他忿忿赴任。当年冬天，挞懒攻济南，宋骁将关胜屡出城拒战，刘豫在金人的利诱下，遂杀关胜降敌，被金人任命为京东西淮南安抚使、知东平府，兼诸路马步军都总管，节制河外诸军。以刘豫之子刘麟知济南府，由金左监军挞懒“屯兵冲要，以镇抚之”，将河南之地，交刘豫管辖。
但刘豫并不以此为满足，他派遣刘麟携带大批珍宝，贿赂挞懒，请求立他为帝。金左副元帅粘罕得此消息，为了卖恩刘豫，抢先一步奏请金太宗，请求策立刘豫为帝。建炎四年（1130）七月，金太宗下诏册封刘豫为“大齐”皇帝。九月，“大齐”政权正式建立，都城暂定大名府，金、齐以旧河为界。金朝册文要刘豫“世修子礼，永贡虔诚”，充分暴露了这个傀儡政权的实质。
刘豫即帝位后，改明年为阜昌元年。绍兴二年，迁都汴京，以大名府为北京，东平府为东京，降宋之南京为归德府。以张孝纯为丞相，李孝扬为左丞，张柬为右丞，李俦为监察御史，郑亿年为工部侍郎，弟刘益为北京留守，刘麟为尚书，总揽政事。
作为傀儡政权，伪齐一日也离不开金人的保护，故名义上“界旧河以南，俾豫统之”，实际上河、淮、陕西、山东等地，都驻扎着金兵。刘豫为拼凑自己的势力，以刘麟为兵马大总管，强征乡兵十余万充“皇子府”十三军，作为自己的基本统治力量。同时设置招受司于宿州（安徽宿县），不断派人潜入南宋境内，积极招降纳叛。除前面已经提到的游寇李成、孔彦舟等人，先后逃归刘豫以外，绍兴二年（1132）二月，南宋知商州董先以商、虢两州叛附伪齐；三月，河南镇抚使翟兴部将杨伟杀兴降刘豫；三年四月，南宋水军都统制徐文，因与主将阎臬有隙，也以海船六十艘，官军四千人，自明州浮海抵盐城（今属江苏），投降伪齐。徐文善战，后为金伐宋，屡立战功，给南宋海防造成了极大的威胁。
绍兴元年四月，刘豫迁都汴京，并实行与南宋几乎同样的官制。他针对北宋弊病，为收买民心，与民约：“自今不肆赦，不用宦官，不度僧道。文武杂用，不限资格。”
因为伪齐是一个汉人政权，与金朝统治相比，具有更大的欺骗性，在它背后又有金人撑腰，因而如何处理与伪齐的关系成了南宋政治上的一个新课题，高宗对此颇以为忧，只得待以敌国之礼。好在处于宋、金夹缝中生存的伪齐政权日子也很不好过，它一方面要满足贪得无厌的金人的不时之需，另一方面又要支持对南宋的频繁战争，由于财政支出庞大，就千方百计地加强对百姓的搜刮，结果在刘豫所统治的地区，出现了“赋敛繁苛，民不聊生”的混乱局面，这在客观上减轻了它对南宋政权的威胁。
二、秦桧南归的历史悬案
秦桧（1090-1155），字会之，江宁（江苏南京）人，徽宗政和五年（1115）登进士第。靖康元年（1126），金兵攻开封，遣使求三镇，秦桧上兵机四事：“一言金人要请无厌，乞止许燕山一路；二言金人狙诈，守御不可缓；三乞集百官详议，择其当者载之誓书；四乞馆金使于外，不可令入门及上殿。”后来被派往张邦昌府为勾当公事，秦桧以为，“是行专为割地，与臣初议矛盾，失臣本性”，辞不就。旋除御史中丞，因反对立张邦昌为帝，乞存赵氏，而被金人俘虏北去。应该说，北宋末年的秦桧，其抗金意志和气节尚值得称道。
关于秦桧在金朝的情况和南归经过，南宋初年人赵甡之《遗史》有载，言秦桧到金朝后，金太宗“髙其不附立异姓之节”，将他赐予弟左监军挞懒为任用。任用者，即执事之意。挞懒“亦髙其节，甚相亲信”，当他南侵时，命秦桧与其同行。“桧密与妻王氏为计，至燕山府，留王氏而己独行。王氏故为喧争曰：‘我家翁父使我嫁汝时，有赀货二十万贯，欲使我与汝同甘苦，尽此平生。今大金国以汝为任用，而乃弃我于途中耶？’喧争不息。挞懒与桧之居比邻，声相闻。挞懒妻一车婆闻之，请诣王氏问其故，王氏具以告。一车婆曰：‘不须虑也，大金国法令许以家属同行，今皇弟为监军，亦带家属在军中，秦任用何故留家属在此而不同行也？’白之挞懒，遂令王氏同行。”秦桧以任用随行，又为随军转运使，来到楚州（江苏淮安）孙村浦寨中。楚州城破，“孙村浦寨金人纷纷争趋入楚州，桧常以梢公孙静为可与语，遂密约静于淮岸，乘纷纷不定，作催淮阳军、海州钱粮为名，同妻王氏、砚童、兴儿、翁顺及亲信高益恭等数人，登小舟，令静挂席而去”。建炎四年（1130）十月二日，秦桧与其妻及婢仆一家，到涟水军（江苏涟水）丁禩水寨，回到了南宋。以上记事，分别为《会编》卷一四二，建炎四年九月二十五日条和《系年要录》卷三八，建炎四年十月辛未条小注所转载。
秦桧南归，事关重大，但人们对他南归的看法，众说不一，从而成了一个历史悬案。首先，让我们来看当时人的反应。《宋史·秦桧传》以为，秦桧南归后其身份遭到大多数朝臣的质疑，“惟宰相范宗尹、同知枢密院李回与桧善，尽破群疑，力荐其忠”。事实上当时朝廷大臣很少有人对秦桧的南归提出过怀疑，如张浚、赵鼎等人都在高宗面前荐举过秦桧，在李纲的文集里也保存着不少致秦桧的书信贺启，他对秦桧的南归给予了很高的褒誉：“奉銮舆以北狩，岂人能为？持汉节而南归，殆天所相。”大儒胡安国也说：“秦会之归自虏中，若得执政，必大可观。”因而，所谓秦桧南归时，多数朝臣已经对他产生了怀疑云云，实为元代史臣的片面之词，并非信史。
其次，从有关史籍的记载来看，也存在着两种完全不同的说法。一种人以为是秦桧自己设法逃归的；另一种人则认为是金人为从内部破坏南宋的抗金战争，故意将秦桧作为内奸纵归的。对于第一种说法，除上面所引《遗史》以外，主要有秦桧《北征纪实》和陆游《老学庵笔记》卷一的记载。《北征纪实》的内容虽与《遗史》不尽相同，但逃归经过基本一致。而陆游则另有一说，其谓：秦会之在山东欲逃归，舟楫已具，独惧虏有告者，未敢决。适遇有相识稍厚者，以情告之。虏曰：“何不告监军？”会之对以不敢。虏曰：“不然，吾国人若一诺公，则身任其责，虽死不憾。若逃而获，虽欲贷，不敢矣。”遂用其言，告监军，监军曰：“中丞果欲归耶？吾契丹亦有逃归者，多更被疑，安知公归而南人以为忠也。公若果去，固不必顾我。”会之谢曰：“公若见诺，亦不必问某归后祸福也。”监军遂许之。
认为秦桧是金人纵归的说法，在宋人着作中主要有三种记载。一是朱胜非的《闲居录》，他说：“秦桧自京城随金北去，已被金人达兰郎君任用。金骑渡江，与之俱来，回至楚州，金遣舟送归。桧，王仲山婿也，别业在济南，金为取千缗赆其行。桧之初归，自言杀金人之监己者，奔（夺）舟来归，然全家同舟，婢仆亦无故，人皆知其非逃归也。”还有两种是无名氏的《林泉野记》和《中兴姓氏录》，不过他们的说法与《闲居录》大同小异，基本上沿袭《闲居录》而来。
分析上面两种说法，我们认为，尽管秦桧南归后坚持对金屈辱投降的路线，犯下了种种罪行，其所作所为，在人们看来确实很像是一个金人打入南宋内部的奸细，但是平心而论，朱胜非在《闲居录》中所说的话，是颇多疑问的。按朱胜非乃南宋初年大臣，但早年追随黄潜善，极力反对李纲，升任宰相后，诋毁李纲，排斥赵鼎，力主和议，政见本与秦桧一样。后因与秦桧有隙，遂于绍兴七年（1137）遭桧排挤而致仕，废居湖州八年而卒。《闲居录》就撰成于他致仕后的几年时间里。然此书所载内容“多其私说”，并不可靠。
就其言秦桧“纵归”事，据笔者考证，攻讦的成分也远多于事实，并不可信。如果朱胜非真的掌握了秦桧为金人纵归的确凿证据，此事关系到南宋政权的安危，更是他扳倒秦桧、邀功取宠的极好机会，作为一个前任宰相，他怎么会置国家安危不顾，仅仅写于私记而不向朝廷报告呢？由此可见，朱胜非之言，很可能来自于道听途说，或者是个人的臆测。
可是，陆游之言却颇有参考价值：首先，就生活年代而言，陆游与秦桧的并世时间长达三十年，当秦桧独相的后期，他已步入中青年，作为一个见多识广、交游甚广的“朝士”，对当时社会上流传的有关秦桧南归的各种议论不会不闻。何况其父陆宰也是朝廷命官，卒于绍兴十八年（1148），因此陆游与一般人相比，更容易得知秦桧的底细。其次，陆游是南宋着名的抗战派人物，政见与秦桧截然对立，兼之绍兴二十四年时，陆游应省试时因遭秦桧嫉恨而被黜落，若秦桧真是金人纵归的内奸，于情于理，陆游都决不至于为其护短。复次，从历史背景看，《老学庵笔记》成书于秦桧死后四十年，此时高宗已死去近十年，桧之冰山已倒，凶焰早息，揭露秦桧生前的种种罪行，已经无须顾忌，更没有必要为他的“纵归”讳饰。由此可见，该书言秦桧逃归事，反映了当时朝野舆论之所向，其真实性要胜于《闲居录》。综合《遗史》和《老学庵笔记》两书所载，似可以勾画出秦桧南归的大概过程：当楚州（江苏淮安）被金兵攻占后，跟随挞懒来到前线的秦桧，欲趁混乱之机逃回南宋，而又害怕会被金人抓获，于是他便借催钱粮为名，携带家眷、亲信和仆人入淮。
临行前与金左监军挞懒言明，万一途中为金兵发现，请挞懒替他承担责任，得到应允后，秦桧才敢在建炎四年十月初二日逃归涟水军丁禩水寨。由于秦桧隐去了催钱粮和向挞懒求助等内容，并加上“杀金人之监己者，夺舟来归”这一子虚乌有的情节，以表明自己的“气节”，遂使南归一事变得更加扑朔迷离。既然曾经受过秦桧迫害的众多官员，在秦桧死后，历数其罪行中，没有一人揭露他可能是金人派出的“奸细”，既然元代史臣将秦桧打入奸臣传而不是叛臣传，那么今人在不可能获得秦桧叛变通敌新证据的情况下，最多只能对他的南归表示怀疑，而不能断定他就是金人纵归的“奸细”。
三、高宗求和活动的开始建炎四年（1130）四月，吕颐浩作为去冬今春大溃败的替罪羊，被罢去相位，充醴泉观使，不久又出任建康府路安抚大使。五月，参知政事范宗尹出任右相兼知枢密院事。十一月初六日，秦桧来到当时的行在越州，受到众多大臣荐引。参知政事张守早年曾与秦桧一起为密州州学教授，“首称桧为可用”。右相范宗尹、同知枢密院事李回更是“奏其忠而荐其才”。于是，秦桧于翌日受到高宗的接见，秦桧奏道：“如欲天下无事，须是南自南，北自北。”
并请求高宗立即致书挞懒，向他提出议和请求。次日，范宗尹等进呈秦桧起草致挞懒的国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