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岳飞也并非完人，他出生于生活贫苦、民风粗犷质朴的北方农民家庭，在以后二十年行伍生涯中，又一直处于严酷的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的环境之中，这就造成了他刚直不阿而过于峻急、勇敢豪迈而有点轻率、忠诚执着而过于倔强的性格。早年，他作为王彦部将，擅自率部出战遭到惨败。后来，合淮西军不成，又赌气擅离部队上了庐山，部将张宪以下纷纷仿效，要不是参谋官薛弼多方劝说，“此军亦乱矣”；建炎四年（1130）在泰州时，以意气杀部将、前军统制傅庆；张俊忌岳飞战功，参谋官薛弼常劝他作些“调护”工作，岳飞却听不进去。以上事实，都是这种性格的消极反映。古人云：“峣峣者易缺。”在封建社会里，岳飞等一些英雄端士所以遇害，当与此有一定关系。
五、“绍兴和议”的签订和韦太后南归
绍兴十一年（1141）春天，淮西战事结束后，在东线和中线，宋金之间大规模的战斗已基本结束。当年秋天，在川陕方面，吴璘及部将姚仲等率领的军队，也在剡家湾大败善于用兵的金统军罕札（按：一名胡盏）部，宋军乘胜收复秦州（甘肃天水）及陕右诸郡。以兀术为首的金朝军事贵族，深知用战争手段已不可能达到推翻南宋的目的，于是转而采取议和的办法，以迫使高宗君臣就范。是年九月，兀术放回了被他们扣留已达一年半之久的南宋奉使人莫将、韩恕，并两次致书宋廷，其中在十月的第二书中除反诬南宋“自割赐河南之后，背惠食言，自作兵端，前后非一。遂致今日鸣钟伐鼓，问罪江南之土”以外，还表示“如果能知前日之非而自讼，则当遣尊官有职、名望夙着者持节而来，及所赍缄牍敷陈万一，庶几其可及也”。表面上语气咄咄逼人，实际上向宋廷抛出了愿意议和的信号。
高宗和秦桧从兀术来书的字里行间，很快领悟到金人的议和意图，立刻命利州观察使刘光远、忠州防御使曹勋持高宗给兀术的复信和厚礼以往，信中恳请兀术“特为敷奏，曲加宽宥，许遣使人请命门下”。接着，再遣吏部侍郎魏良臣和知门事王公亮充大金军前通问使、副使，卑躬屈膝地向兀术求和，表示只要能归还被俘的生母韦氏，其他条件皆在所不惜。兀术看到自己目的已经达到，便在十一月七日派遣行台户部侍郎萧毅、翰林待制同知制诰邢具瞻携带兀术致高宗的第三书，随魏良臣等前往南宋，表示同意议和，并对和议条款作了具体规定，不允许南宋有讨价还价的余地。
对此，甚至秦桧也以为难，他说自古以来所签订的一切条约，都是双方反复交涉的结果，不能以一方所提条款为准。可是高宗求和心切，借口只要能归还梓宫（按：即徽宗灵柩）和生母韦氏，其他则一切都在所不惜。因此，萧毅等一行抵临安不久，南宋就全盘接受了金方所提出的条款，双方很快签订了和议。
有关“绍兴和议”的主要内容，在南宋给金朝的誓表中有如下记载：臣构言：今来划疆，合以淮水中流为界，西有唐、邓州割属上国（指金朝）。自邓州西四十里并南四十里为界，属邓州；其四十里外并西南，尽属光化军，为敝邑（指南宋）沿边州城。既蒙恩造，许备藩方，世世子孙，谨守臣节。每年皇帝生辰并正旦，遣使称贺不绝。岁贡银、绢二十五万两匹，自壬戌年（按：即1142年，绍兴十二年）为首，每春季差人般送至泗州交纳。有渝此盟，明神是殛，坠命亡氏，踣其国家。如果简单归纳起来，主要内容有三条：一是南宋向金称臣，“世世子孙，谨守臣节”；二是宋金疆界，东以淮河中流，西以大散关（在陕西宝鸡西南大散岭上）为界，南宋割唐（河南唐河）、邓（河南邓县）两州及商（陕西商县）、秦（甘肃天水）两州之半予金；三是南宋向金岁贡银二十五万两，绢二十五万匹。
在宋金双方军事力量已经达到基本平衡的形势下，高宗和秦桧集团为了能使自己偏安江南的一己私利，置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于不顾，签订了如此丧权辱国的条约，它使国家蒙受了巨大的耻辱，人民增加了沉重的负担，给整个国家和民族带来了极为严重的后果，因此就和议所签订的内容而论，确实毫无半点积极的东西，应该予以彻底否定。
但是，与宋金和议有关的尚有两种观点值得讨论。一是认为当时的南宋有力量去收复北方失地，却与之议和，本身就是一个错误；二是如果不就“绍兴和议”的具体内容而论，不就高宗、秦桧集团签订“绍兴和议”的主观愿望而论，当南宋军事力量上已经可以与金朝相抗衡的形势下，与之议和，在客观上是否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对于第一种观点，笔者认为尚可商榷。从历史上来看，任何和议的签订，都是双方军事力量达到某种平衡程度的产物，而“绍兴和议”也不例外。
那种认为绍兴前期南宋完全有力量收复北方失地，因而没有必要与金朝议和的看法，是对宋、金双方力量缺乏正确估计的结果。众所周知，一个国家的军事实力必须以这个国家的经济力量作后盾（落后民族依靠野蛮掠夺以支持战争，当另作别论），南宋若要在当时收复北方失地，除了依靠岳飞、韩世忠等人率领的几支勇敢善战的军队以外，还必须有大量的后勤保障，即源源不断的粮草、军械、装备、马匹、运输工具等的供应，否则只能半途而废。
北宋太宗时候高梁河之战和雍煕北伐的失败，皆为前车之鉴。可是南宋初期，经过连续十几年的战乱，社会经济遭到了极为严重的破坏，在这种情况下，百姓不仅得不到休养生息，反而为了支持战争和供统治者的糜费，受尽了各种苛捐杂税的剥削。生活于两宋之交的庄绰说：“时天下州郡没于胡虏，据于僭伪，四川自供给军，淮南、江、湖荒残盗贼，朝廷所仰，惟二浙、闽、广、江南，才平时五分之一，兵费反逾前日，此民之所以重困。”在淮南、京西等直接受战争影响的地区，甚至出现“荆榛千里，斗米至数十千，且不可得。
盗贼、官兵、以至居民，更互相食。人肉之价，贱于犬豕”的惨景。史传岳飞每调军食，就忧心忡忡地说：“东南民力，耗弊极矣。”四川都转运使李迨在绍兴七年（1137）五月为此警告高宗说：“军兴后来所增岁入之数，今比旧额已增过倍，取于民者可谓重矣。若计司不恤，更增赋敛，民力困竭，事有难测，此亦朝廷所当深虑矣。”这就是说，由于对百姓的剥削额已经达到极点，如果继续增加军费负担，必然会引起南宋社会的严重动荡。由此可知，高宗所以要尽快地与金人签订和议，主要虽是政治上的原因，但经济上的严重制约也是一个不容忽略的因素。
因此，只要人们对当时的形势加以客观而全面的分析，不为某些片面的记载所左右，不受一时的民族情绪的影响，在双方势均力敌的情况下，不是选择与金人作旷日持久的战争，无谓地耗尽国力和牺牲大量生命，在不丧失主权的前提下，争取签订一个较为平等的和议，不能说完全不可取。
对于第二个观点，笔者的回答是肯定的。
首先，“绍兴和议”的签订，对于稳定南宋政局，求得喘息的时间，以为后图，应该说不无帮助。明代学者郎瑛曾说：“先正丘文庄公濬尝云：‘秦桧再造南宋，岳飞不能恢复……’时以为确论也……夫以孝宗之时，尚财用之不足，高宗草创固可知矣。使急于用兵，徒促沦亡。故南渡以来，虽多良将，帝常为贼驱；和议之后，敌缓民养，国方有久立之规，是桧之心虽私，而和之事则当。岂非鬼神阴有以成宋家之天下耶。丘盖原其事而究其理，非以右桧也。”清代学者钱大昕亦以为，宋金议和“以时势论之，未为失算也”。他们的话，都是颇有见地的。可惜高宗、秦桧集团并不能利用这一以巨大代价换来的和平局面，做到“十年生聚，十年教训”，通过发展经济，积蓄力量，为日后的恢复中原做好准备，而是继续推行一系列迫害抗战派、文恬武嬉、不思恢复的反动政策，使议和以后的南宋反而变得日益腐败和消沉。
其次，“绍兴和议”以后，使宋金之间大规模的战争得以停息，人民的生命财产避免了巨大的损失，这对宋金两国社会经济的发展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其后，宋金关系以和平共处为主流，双方虽然也有战争摩擦，但始终没能改变这一基本格局，正是在这一相对稳定的对峙格局下，北方社会经济得到了恢复，南宋则最终完成了社会经济重心南移的历史进程。”
以上分析，只是就“绍兴和议”的某些客观效果而论，并没有涉及到高宗、秦桧集团的主观意图，更没有对和议内容给予丝毫肯定。可是，有个别学者却将两者的评价混为一谈，甚至说这是“为宋高宗、秦桧等人评功说好”，横扣“宣扬投降主义”的政治帽子，这实在不值一驳。作为“绍兴和议”的副产品，金朝于次年八月归还了徽宗、郑后灵柩和高宗生母韦太后。在此前后，高宗一再向臣下宣扬，说自己所以要与金人签订如此屈辱的和议，是为了要从金人手中换回生母韦氏之故。实际上，这位畏金如虎的皇帝，根本就没有将父母兄弟的奇耻大辱放在心上，他这种冠冕堂皇的言辞，既标榜了自己的“孝道”，又掩盖了其苟且偷安、屈膝投降的卑劣行径，真可谓是一箭双雕。
韦太后南归，对南宋前期的政治却造成了不小的影响。原来，当韦氏在靖康之变中被虏北去以后，就成了金大将盖天大王赛里（完颜宗贤）的妻妾，时间长达十五年之久，并且生有两子，这对赵宋统治集团来说无疑是一件非常难堪的事情。高宗和秦桧为了掩盖这一宫廷隐私，不惜玩弄种种阴谋诡计：首先，将韦氏被俘时的年龄增大十岁，也就是从三十八岁增大到四十八岁，并每年大肆张扬为她祝寿，借此混淆视听，使人们相信“五旬老妪”已无再嫁和生子的可能，一切传闻，仅是金人的“诽谤”而已。其次，不让钦宗和宗室、妃嫔、公主、驸马等被俘北去的人南归，对洪皓、朱弁、张邵等一些知情的官员，也横加迫害，以钳制他们的口舌。如徽宗之二十女柔福帝姬自金方逃归，颇获高宗礼遇，可是当韦氏从北方归来后，害怕柔福帝姬会泄露她的隐私，便“文之以伪”，高宗“奉母命则固不得与之辩也”，竟将她活活杖杀。
第三，严禁私史，大力推行文化专制主义，甚至兴起文字狱，制造恐怖气氛，威胁士大夫，以防止韦氏隐私的传播和扩散。
“绍兴和议”的签订，既使韦氏返回南宋，登上了皇太后的宝座，又形成了南宋的偏安局面，这些都充分体现了韦氏的利益和愿望，使她成为高宗、秦桧投降路线的最大受惠者。加之，她与女真贵族有一种不能言传的暧昧关系，使她成为宋金和议的又一个重要支持者。于是，秦桧更受重用，由少保、左相兼枢密使、冀国公，晋封为太师、魏国公（后徙封益国公），以报答他的“媾和之功”。如果说，高宗对所有文武大臣只有利用，并无信任的话，对秦桧却成为一个例外，绍兴十九年（1149）九月，高宗命人替秦桧画像，并亲自作赞曰：“惟师益公，识量渊冲。尽辟异议，决策和戎。长乐温清，寰宇阜丰。其永相予，凌烟元功。”他不仅高度评价了秦桧在签订“绍兴和议”中所立下的“功劳”，而且对秦权所许下的“永相”诺言，以后也完全得到兑现。从此以后，皇帝、权相、母后三位一体，互相勾结，处处以金人之命是从，进一步加强了南宋统治集团内部投降派的势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