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绍兴和议”的签订和三大将兵权被收夺以后，宋高宗以为从内外两个方面已经解除了对自己统治的威胁，从此天下太平。于是，他不顾“靖康之变”的奇耻大辱和父兄被掳北去的悲惨命运，在竭力维护“绍兴和议”的前提下，开始走向逸乐。宰相秦桧则千方百计迎合高宗的投降路线，并借此迫害异己，打击反对派，拼凑党羽，独擅朝政，实行恐怖统治。在高宗、秦桧集团黑暗腐朽的统治下，南宋的经济、文化虽因战争的停止而有所恢复和发展，但由于政治腐败，剥削苛重，社会矛盾尖锐，军事力量也日益衰落，并未出现所谓的“中兴”局面。秦桧死后，秦桧集团虽遭覆灭，但对金人屈辱投降的路线并未有所改变，总之，建立不久的南宋政权，依然是一个积贫积弱的国家。
绍兴末年，金朝完颜亮的南侵，使南宋再次陷入巨大的危机。完颜亮南侵失败后，高宗“禅位”孝宗，这对南宋历史却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第一节 宋高宗、秦桧集团的腐朽统治
一、秦桧集团的形成
秦桧阴险毒辣，权欲熏心，惯于结党营私，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是他的人生信条。早在绍兴元年（1131）七月，他出任参知政事未及半年，就设法排挤掉曾经提携过自己的右相范宗尹，取而代之。接着，又广泛收罗党羽，与左相吕颐浩争权，但终因没有得到高宗的信任而反被排挤出中枢。秦桧集团尚未完全形成，就随着他的下台而夭折。
秦桧自绍兴八年（1138）三月第二次登上相位后，开始了他新的结党营私活动。这次，秦桧招纳党羽的条件，主要以是否主和议、收兵权为标准。
据此，他先后将主和派孙近、韩肖胄、楼炤引为执政，同时罢去了反对和议的枢密副使王庶、参知政事李光的官职，撤免抗金名将刘锜的军职。在三大将中，继韩世忠罢枢密使和岳飞被杀以后，独任枢密使的张俊成为宋廷收兵权的最后对象。绍兴十二年十二月，高宗和秦桧感到张俊已再无利用价值，便指使言官将他劾罢。从此，宰相之权始重，南宋政局，又回到了过去以文抑武的轨道。
“绍兴和议”签订以后，秦桧获得了高宗和韦太后的全力支持，自以为有再造南宋之功，就变本加厉地推行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组织路线，此时招纳党羽的条件，除是否赞成和议以外，主要是为了培植惟命是从的爪牙、奴仆和亲信，编织牢不可破的关系网，以达到其长期独擅朝政的目的，从而最终形成了秦桧集团。
秦桧集团的成员，主要由以下四类人组成。
第一类是秦桧的子弟和姻亲。
秦桧无子，以妻兄王子熺为子嗣，秦熺于绍兴十二年（1142）进士及第后，仅六年时间，就累迁至知枢密院事，并领修国史，权势之重，仅次于其父。
孙秦埙，绍兴二十四年以敷文阁待制应进士举，在考官的徇私下，省试、殿试都被定为第一名。是举，除秦埙外，门客曹冠和姻亲周夤、秦焞、秦焴、沈兴杰、郑时中、郑缜等人皆登上第，其中有的是乳臭小儿，甚至是全不识字的人。不久，秦埙被擢为礼部侍郎，兼实录院修撰，“宰相子孙同领史职，前所无也”。再如王，官至工部侍郎，先后出任知临安府、知平江府。妻弟王会，官至工部侍郎、宝文阁直学士。王会从弟王昞，官至湖南路安抚使参议官。又一从弟王晌，官至直秘阁、知太平州。姻亲曹泳，虽是行伍出身，只因年轻时与秦桧友善，又是秦熺妻兄，故倍受秦桧父子青睐，累官至直宝谟阁，先后出知绍兴府、临安府，再迁户部侍郎。其甥薛仲邕，也因此被擢为权枢密都承旨。直秘阁、福建路转运判官徐琛，所至贪污狼藉，因是秦桧妻王氏的中表，不数年，即升任敷文阁待制、知平江府。徽宗朝宰相郑居中的三个儿子修年、亿年和侨年，因为他们的母亲是王仲山之姐，郑修年之女又嫁给秦熺为妻，遂与秦桧父子“结成二重纽带的姻亲关系”。于是兄弟三人个个获得重用，尤其是郑亿年，他在汴京陷落时投降了金人，被封为户部侍郎，后又仕刘豫为资政殿学士，伪齐政权垮台后归南宋，在秦桧的庇护下，不仅没有受到惩罚，而且依然出任资政殿学士。此外，凡与秦桧有一丝亲戚关系的，无不授以显官，真可谓一人得道，鸡犬升天。
第二类是秦桧的乡人、朋友或同学。
与秦桧年轻时在建康府学一起读书的同学中，被秦桧擢为参知政事的有范同、段拂，擢为枢密院事的有何若、巫汲，擢为侍从的有魏良臣、钱周材。
秦桧第一次罢相后，曾出任知温州府一年，他与当地一些士人结下了一种特殊的关系，故受到秦桧重用，如吴表臣官至吏部尚书，林待聘官至给事中兼直学士院，郑仲熊官至参知政事。原温州判官郑亨仲，亦因秦桧荐引，不数年官至资政殿学士，宣抚四川。后来，朱胜非以为：“桧于永嘉引用州人，以为党助……凡乡士具耳目口鼻者，皆登要途，更相扳援。其势炎炎，日迁月擢，无复程度。”此说虽不免带有攻讦成分，但大致上还是比较符合实际的。
此外，无论是教其子孙的门客，为其设醮奏章的羽客，乃至为其治产的庄客等等，也无不受到卵翼，获得重用。
第三类是无耻士大夫。
从“绍兴和议”签订之后到绍兴二十五年（1155）十月秦桧病死期间，南宋朝廷中先后任过执政的，除秦熺外，共有王次翁、张俊、何铸、万俟卨、孟忠厚、程克俊、楼炤、李文会、杨愿、李若谷、何若、段拂、汪勃、詹大方、余尧弼、巫汲、章复、宋朴、史才、魏师逊、施巨、郑仲熊、汤思退、董德元等二十四人。
他们中，除了孟忠厚是外戚、何铸因出使金朝而由高宗亲加提升以外，其余几乎全是甘心做秦桧党羽而受桧拔擢的无耻之徒。王次翁、张俊、万俟卨辈姑且不论，即如程克俊，他一直媚事秦桧，秉承其意志行事，主和议、攻赵鼎皆不遗余力。他在绍兴十二年出任省试知贡举和御试参详官时，因录取秦熺为进士第一人（这时秦熺已为有官人，故唱名时按规定退为第二人），秦桧作为回报，当年就荐引他为签书枢密院事。又如李文会，他在任台官时，专以做秦桧的鹰犬自任，“闻桧所不乐者，上章弹击，惟恐后时”，从而得秦桧好感。再如绍兴二十四年科举，秦桧以自己的心腹御史中丞魏师逊知贡举，权礼部侍郎兼直学士院汤思退、右正言郑仲熊同知贡举，以吏部郎中沈虚中、监察御史董德元等为参详官。魏师逊等人获悉秦埙也赴考时，不禁弹冠相庆，以为“吾曹可以富贵矣”，遂定秦埙为第一人（唱名时以有官人被退为第三人）。榜未出，他们就派吏人从墙上爬出去向秦熺报喜。不久，魏师逊、郑仲熊、汤思退、董德元等人，果然先后被除为参知政事。此外，无论在朝廷或地方，秦桧的党羽可谓多得不计其数。
第四类是外戚和宠臣。
秦桧知道高宗是一个猜疑心极强的君主，虽然在收兵权、主和议这两件大事上，已将他们两人的命运紧紧地捆绑在一起，但明目张胆地结党营私，仍然会引起高宗的反感，造成对自己的不利局面。因此，秦桧就千方百计地勾结高宗身边的宠臣，特别是医官王继先和外戚吴益两人，通过他们随时窥测宫中动向，并对高宗施加影响，以达到其邀恩固宠、结党擅权的目的。王继先原是开封人，世代行医为业，自建炎以来，以医术得幸，身任高宗、韦太后侍医达三十余年。此人奸黠善佞，他凭借高宗母子的宠信，“通关节，肆诛求，强夺妇女，浸渔财利”，是一个挟持权势，请托无厌，贪污中饱，富甲一方的卑鄙龌龊之徒，其权势之盛，“冠绝人臣”，“诸大帅承顺下风”，“与秦桧相埒”。吴益是高宗皇后吴氏之弟，建炎末，以恩补官，累官至保康军节度使、太尉、开府仪同三司，也是一个权势炙手可热的人物。秦桧为了勾结这两个人，绍兴十八年（1148）时，不惜让妻子王氏与王继先结为义兄妹。每当秦桧欲给自己的宗族和妻党升官时，必先奏请升迁王继先和吴益家人的官职，“故继先及中宫亦请升迁秦氏、王氏之官职”，用心可谓良苦。
尽管秦桧从朝廷上下到宫中内外，都有了自己的死党和心腹，人数众多，势力庞大，但他仍然非常担心有人与他争夺相位，因此除了作为外戚的吴益和作为伎术官的王继先一类不允许出任宰执之人以外，秦桧对其他大臣，即便是对自己卑躬屈膝、言听计从的党羽和心腹，也严加防范，不予信任。其手法主要有二：一是专门擢用“柔佞易制”之人为大臣，对他们的一举一动严加监视，只许他们做自己的鹰犬和奴仆，“备员书姓名而已”，若稍不顺从，就立即嗾使言官弹劾，将他们赶走。万俟卨的情形就十分典型。此人曾作为秦桧的忠实帮凶，先后奏罢与桧争权的范同，制造冤狱谋害岳飞，积极支持对金议和，因而被秦桧荐引为参知政事，充金国报谢使。当他自金朝返回后，秦桧“假金人誉己数十言，嘱卨奏于上”，万俟卨不肯。一日，秦桧要他在假托高宗除官的诏书上签名，万俟卨又以“偶不闻圣语”加以拒绝。秦桧大怒，“自是不交一语”，御史中丞李文会等人立刻给万俟卨安上“黩货营私，窥摇国是”的罪名，将他劾罢，李文会因此被升任为签书枢密院事兼权参知政事。没有多久，秦桧又嗾使御史中丞杨愿将李文会劾罢，杨愿亦由此升任签书枢密院事兼权参知政事。由于有这些前车之鉴，朝廷里无论秦桧党羽或是一般官员，“凡一时献言者，非诵桧功德，则讦人语言以中伤善类。
欲有言者恐触忌讳，畏言国事，仅论销金铺翠、乞禁鹿胎冠子之类，以塞责而已”。二是不让大臣久任，以防止形成能与秦桧分庭抗礼的势力。他对附己者尽管不次擢用，但只要任职时间稍长，都要寻找借口将他们赶出朝廷。
在秦桧当政时期的全部执政中，除王次翁在绍兴十年（1140）金人败盟时，坚持不要更换宰相，秦桧为报恩，让他做了四年参知政事以外，其他二十余人，“不一年或半年，必以罪罢。尚疑复用，多使居千里外州军，且使人伺候之”。秦桧通过以上这些措施，终于把朝政牢牢地控制在自己的手中。
二、宋高宗、秦桧集团的专制统治
秦桧独相时间长达十七年之久，为了排斥异己，独揽朝政，他使用了一系列高压和恐怖的手段。
一是安插党羽进入台谏并控制台谏，让台谏成为迫害政敌的工具。只要秦桧对某一官员表示不满，台谏官就赶快罗织罪名弹劾。二是鼓励告密，搞特务统治。高宗和秦桧各自心怀鬼胎，深知自己倒行逆施的做法不得人心，便大开告密之风，企图以高压手段来维护自己的统治。一些无耻之徒，就不惜偷开他人箱箧，偷看书信，抄摘诗文进行告密，以此获取美官，从而在朝廷上下造成了人人自危的恐怖气氛。三是一改宋代士大夫比较宽松的撰述环境，严禁私史，大力推行文化专制主义。秦桧为取媚高宗和韦太后，将维护与金人的和议和严防韦太后隐私的扩散作为两项最主要任务。中间，又夹杂了自己睚眦必报的罪恶用心。
秦桧与张浚矛盾深重，因为张浚反对和议，因此秦桧就借机将他赶往广南居住。吏部尚书李光有吏才，得清望，在签订“绍兴和议”的过程中，秦桧想借助其声望，与自己一起押榜，以平息异议，故荐他为参知政事。后来，李光对宋金和议产生了怀疑，以为金人不可信，和好不可恃，主张加强战备，并在高宗面前指斥秦桧撤淮南守备、夺诸将兵权的做法是“怀奸误国”，遂被秦桧视作眼中钉，必欲置他于死地而后快。于是，秦桧先将李光罢为祠官，再以“怨望”罪，将他贬黜到广南安置。十余年以后，秦桧还指使党羽，诬李光“讥讪朝政”，继续对他进行迫害。吕颐浩虽已于绍兴九年病故，但秦桧仍“追恨颐浩不已”，命地方官搜集他家阴私，将其子吕摭除名，梧州编管，“于是一家破矣”。赵鼎被贬官吉阳军（海南三亚）后，秦桧也没有放弃对他的迫害，赵鼎对儿子赵汾说：“桧必欲杀我。我死，汝曹无患；不尔，祸及一家矣。”遂趁病绝食而死。已被贬官在外的胡铨，再被编管新州（广东新兴），寻移吉阳军。凡与其通过书信或接待过他的官员，统统遭到严惩。以前曾弹劾过秦桧的黄龟年，此时也被剥夺集英殿修撰的职名，令本贯福州居住。
凡是不附秦桧或得罪秦桧家族之人，也都遭到他的残酷迫害。如绍兴二十三年王循友移知建康府前夕，特地到秦桧处辞行并问有何吩咐，秦桧说：“亦无事，只有一亲戚（按：秦桧之甥）在彼，极不肖，恐到庭下，为痛治。”
后来，秦桧的这个亲戚果然犯事而遭到“吃棒之类”的“痛治”，其母哭诉于秦桧，秦桧大怒，便借机对王循友进行报复，除王本人得罪以外，“妻孥皆配了，妇女皆为军人所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