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宗即位之初,锐意恢复,以一雪靖康之耻。他首先命张浚领导北伐战争,但是,由于国力不济,军队腐朽,加上太上皇帝高宗的阻挠,金朝的统治也比较稳固,南宋无隙可乘,最后双方以签订“隆兴和议”而暂时告一段落。
接着孝宗又重用虞允文,希望他能够领导未来的抗金战争,但随着虞允文的去世,拟议中的北伐也中途夭折。与此同时,孝宗企图依靠外交斗争使金人作出让步,但在金人的威胁下,完全落了空。反之,为了支持战争,并极尽对太上皇帝夫妇“孝养”之能事,对广大民众的剥削非常残酷,国家的财政状况虽然比高宗朝有所改善,阶级矛盾却更加尖锐。
孝宗朝政治上的最大特点是皇帝实行“独断”,宠信近习,频繁更换宰相和大臣,这样虽然有效地防止了高宗一朝权相政治的出现,却由于用人不专,官员的才能得不到充分发挥,近习用事,对政治也带来了副作用。
孝宗晚年,锐气尽失,转向安乐,与前期竟判若两人,因而淳煕之政与绍兴后期已无多少差别。淳煕十六(1189)年二月,孝宗以替太上皇帝服丧为由,“内禅”光宗,从而结束了孝宗一朝的统治。
第一节 孝宗朝前期的对金关系
一、张浚北伐和符离之败
孝宗即位后的次年,改元隆兴(1163-1164),以合建隆、绍兴之义,又称太上皇帝赵构为光尧寿圣太上皇帝,称太上皇后吴氏为寿圣太上皇后。宋朝自真宗以来,历代帝王都出自太宗一系,孝宗即位,意味着皇权又转到了太祖一系,这不仅在当时统治集团中起了一新耳目的作用,也使南宋在内政和外交政策方面有可能作出一些调整。
孝宗在藩邸时,对秦桧的所作所为已表示不满,还识破他临死前企图让其子秦熺代相的阴谋。完颜亮南侵时,孝宗也表现出一定的抵抗决心。一些事实表明,孝宗与高宗不同,早年就怀有收复北方失地的志向。
完颜亮南侵失败后,南宋政府开始停止履行“绍兴和议”,也没有从收复的州县撤军。金朝方面这时正忙于镇压契丹农牧民起义和河北、山东的农民起义,对南宋虽然不满,一时也无暇顾及。这样,除吴璘领导的川陕宋军仍不断与金兵进行战斗外,宋、金在东线和中线都暂时处于不战不和的状态。孝宗即位的当年冬天,金世宗在基本上镇压了北方人民起义,稳固了后方以后,以南宋不还旧疆,不奉岁贡为由,任命右丞相、都元帅仆散忠义驻节南京(开封),指挥诸将,左副元帅纥石烈志宁军于睢阳(在河南商丘南),准备对南宋展开新的军事行动,以迫使宋廷就范。
南宋方面,孝宗也正在积极进行北伐的准备。但是,若要开展北伐,首先必须依靠一二大臣来主持其事,只是绍兴以来积极主张抗金的大将和谋臣此时已凋丧殆尽,孝宗便把领导抗战的重任寄托于两个人的身上:一位是自己的老师、“号为智囊”的翰林学士史浩,另一位是颇负抗战派领袖虚名的张浚。不久,孝宗擢史浩为参知政事,同时,以张浚为少傅、江淮东西路宣抚使,封魏国公。
在当时南宋诸大臣中,史浩与陈康伯一样,是一个务实而稳健的主守派官员。在他的建议下,孝宗先后恢复了胡铨、李光等人的官职,起用积极主张抗金的陆游等人,并下诏雪岳飞之冤,“复其官爵,禄其子孙”,又“逐秦桧党人,仍禁辄至行在”。崇岳贬秦的结果,使朝廷上下投降的空气为之一扫。
为联络北方义军,做好北伐准备,孝宗又采纳史浩的建议,任命布衣李信甫为兵部员外郎,“赍蜡书间道往中原,招集豪杰之据有州郡者,许以封王世袭”,以便在日后的抗金战争中,尽可能地获得北方人民的支持。
史浩既反对向金人卑躬屈膝、妥协投降,也反对冒险对金人用兵,主张在物力、军力已有充分准备的条件下,再进行北伐。为此,他对孝宗说:“先为备御,是为良规。傥听浅谋之士,兴不教之师,寇去则论赏以邀功,寇至则敛兵而遁迹,谓之恢复得乎?”他接受完颜亮南侵的教训,主张加强对瓜洲、采石两地的防守,以巩固长江一线。
张浚则与史浩相反,要求不顾一切地进行北伐,他第一次面见孝宗时,对他说了一通“人主之学,以心为本,一心合天,何事不济”的大道理后,建议孝宗亲赴建康,以动中原之心;用师淮甸,进舟山东,以为西线吴璘的声援。另外,他还主张先城泗州,以坚守两淮。在锐意北伐的孝宗看来,张浚对金人的态度,比史浩更加符合自己的心意。
隆兴元年(1163)正月,孝宗任命史浩为右相,张浚进枢密使,都督江淮东西路军马,开府建康,具体负责用兵事宜。
三月,金左副元帅纥石烈志宁移牒南宋宣抚司,责宋归还海(江苏连云港)、泗、唐(河南唐河县)、邓(河南邓县)、商州(陕西商县)旧疆,岁币如昔,免奉表称臣,世为侄国,但被张浚拒绝。于是,纥石烈志宁调兵遣将,摆出一副准备南下的架势,对南宋进行恫吓。张浚知道自己的军事行动得不到史浩的支持,就指使都督府将领、主管殿前司公事李显忠和建康都统制邵宏渊,越级向孝宗请求“引兵进取”。
但是,张浚立即进行北伐的主张遭到许多官员的反对,如武锋军都统制陈敏以为:“盛夏兴师,恐非其时。兼闻金重兵皆在大梁,必有严备。万一深入,我客彼主。千里争力,人疲马倦,劳逸既异,胜负之势先形矣。愿少缓之。”以吏部尚书、龙图阁学士致仕的韩元吉,写信给张浚,向他分析了和、战、守三者之间的关系说:“和固下策,然今日之和,与前日之和异。至于决战,夫岂易言。今旧兵惫而未苏,新兵弱而未练,所恃者一二大将,大将之权谋智略既不外见,有前败于尉桥矣,有近衄于顺昌矣,况渡淮而北,千里而攻人者……然彼复来攻,何得不战?战而胜也,江淮可守,战而不胜,江淮固在,其谁守之?故愚愿朝廷以和为疑之之策,以守为自强之计,以战为后日之图。”权户部侍郎周葵亦“谓不可轻举,累数百言”。可是张浚一概不听,再次要求孝宗“降诏幸建康,以成北伐之功”。
孝宗一时拿不定主意,转问史浩,史浩列举军事、财政等方面尚缺乏充分准备的理由,表示反对。于是张浚和史浩在殿上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双方谁也没有能说服谁。事后,史浩又提醒张浚说:目前我方是兵少而不精,二将(指李显忠和邵宏渊)不可恃,能上前线的士卒不过六万人,即便收复了淄(在山东淄博南)、青(山东益都)、齐(山东济南)、郓(山东东平)等州,也没能伤它多少。反之,金若以重兵犯两淮,以荆、襄为之牵制,则长江一线就岌岌可危。双方辩论诘难五日,张浚仍不听。史浩再次委婉地劝他道:我与你多次议论不同,不仅是为了社稷生灵,也是为你着想。你以大仇未复,决意用兵,这是出于忠义之心。但若不根据形势而遽然出兵,这仅是空慕复仇的虚名。如果你想建功立业,还须等待数年方可,万一轻率用兵遭到失败,对你的声名也将是个重大损失。张浚回答道:你说得不错,可是我已经老了,不能再等了。史浩又劝:你立下了抗战的规模,让后人去完成抗战的大业,一样有功劳。可是张浚固执己见,根本听不进去。次日,张浚再次面见孝宗,奏道:“史浩意不可回也。恐失机会,惟陛下英断。”
左相陈康伯虽然没有像史浩那样激烈反对,但也不同意立刻进行北伐。
于是当年四月,张浚征得孝宗同意,绕开三省、枢密院,直接命令李显忠、邵宏渊等出战。任相仅百余日的史浩得知后,以为自己身居右相,出兵不得与闻,已不能行使职权,就坚决辞去相位,五月,出知绍兴府。
北伐一开始,宋军取得主动。隆兴元年(1163)五月,李显忠攻取灵壁(今属安徽)、邵宏渊攻取虹县(安徽泗县),金将蒲察徒穆、大周仁及萧琦先后出降,金河南都统奚挞不也叛金降宋,入李显忠军。李显忠趁势攻入宿州(安徽宿县)。北方人民纷纷响应,“中原归附者踵接”。捷报传到临安,宋廷擢李显忠为淮南京畿京东河北招讨使,又擢邵宏渊为宁远军节度使、招讨副使,地位在李显忠之下。
可是,李显忠在战争初期稍稍取得一点胜利后便骄傲起来,在宿州城里每天与部下置酒高会,既不谋进取,也不作防守,听说金纥石烈志宁从睢阳(在河南商丘南)仅率万余骑兵来攻宿州,就有轻敌之色。当时,宿州城中用于犒军的钱物有金三千余两,银四万余两,绢一万余匹,钱五万缗,米、豆等粮食六万余石,其余物资也不计其数。可是作为统帅的李显忠,不是公平分配,而是让他的亲信部曲先恣意搬取,只剩下少量钱物犒赏他部士兵,三兵才分得一缗,于是士卒怨怒,人无斗志,在一定程度上种下了后来惨遭失败的祸根。
纥石烈志宁设疑兵于宿州之西,遣别军攻陷宿州之南,自率大军扼宿州东南以断宋军归路。这时,张浚命令邵宏渊听从李显忠节制,当看到邵宏渊不悦,又改令两将共同节制全军,由于前后号令不一,造成指挥混乱,宋军上下乱成一团。当时李显忠、邵宏渊两军并集于宿州城下,合丁夫共有十余万之众。孝宗对前段胜利虽感鼓舞,但认为盛夏人疲,不宜连续作战,急召李显忠等还师。诏书尚未传到军中,纥石烈志宁的大军已经来到宿州城下。
五月二十二日,李显忠与纥石烈志宁的军队战于宿州城下,李显忠同时通知邵宏渊出兵夹击金军,邵宏渊因心中不服,故意按兵不动。当晚,李显忠的中军统制周宏率军先遁,继而其他宋军也纷纷逃跑,李显忠只得将军队开进城内,金兵乘虚攻城。次日,宋军弃城南逃,金兵追到宿州北面的符离集,“于是显忠、宏渊大军并丁夫等十三万众,一夕大溃,器甲资粮,委弃殆尽。
士卒皆奋空拳,掉臂南奔,蹂践饥困而死者,不可胜计。二将逃窜,莫知所在”。金兵前锋直抵滁、和州,朝野大震。
这次战争虽在宿州城下展开,可是张浚却远在离宿州四百里之外的盱眙指挥战事,当他听说宋军溃败,金兵且至时,急忙退到扬州。由于南宋在长江以北既乏可以御敌之兵,又无可以坚守之城,在长驱直入的金军面前,张浚立即陷入“窘惧无策”的境地,他竟私自任命太平州通判张蕴古为朝议大夫,派往金营求和。左右之人制止了他这样做,张浚就向孝宗奏请致仕,并请求遣使议和。孝宗发怒道:“方败而求和,是何举措!”不同意立即求和。
六月,张浚降授枢密使、江淮东西路宣抚使。邵宏渊、李显忠皆被贬官安置。
同时擢反对轻率对金用兵,一贯主张坚守的周葵为知枢密院事兼参知政事。
幸亏金朝刚刚经历过完颜亮南侵的失败,军事力量尚未完全恢复,所以除了要求南宋继续遵守“绍兴和议”,归还海、泗、唐、邓四州地,及归还中原归正人,便与之议和外,并没有乘胜南下,这使孝宗和张浚都深深地松了一口气。八月,张浚复任都督江、淮军马。十二月,陈康伯因病辞去左相,以除右相不足半年的汤思退接替。在礼部侍郎、参赞军事陈俊卿的建议下,张浚被擢为右相,要他戴罪立功,责其后效。汤思退力主对金人屈辱退让,张浚仍表示要恢复中原,孝宗在人事上所以作如此安排,一方面是为了安抚退居在德寿宫的高宗,另一方面也表明他并没有彻底放弃恢复中原的打算。
张浚一旦登上相位,又“复谋大举”,但孝宗以为时机并不成熟,不与支持。隆兴二年(1164)四月,孝宗罢江淮都督府,不久又罢去了张浚的相位,出判福州。八月,张浚赴任途经余干(今属江西)时病故。
张浚北伐失败的直接原因是李显忠、邵宏渊两将的腐败无能,但主要原因还在于高宗、秦桧当政以来长期执行投降政策,造成宋军士气低落,战斗力被严重削弱,敌我力量对比,尚不足以压倒对方的缘故。作为太上皇帝的赵构又处处加以掣肘,使孝宗根本放不开北伐的手脚。这些当然都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但作为主战派的张浚,缺乏知己知彼之明,志大才疏,专横任性,盲目实行抗战,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考察张浚指挥一系列抗金战争都遭到惨败的原因,不仅与他出身书生,不懂军事,措置乖方有关,而且也是他刚愎自用,压抑武人,忌刻专横,追逐个人的权势和声名所致。有学者以为:“当南宋初年民族危亡之际,张浚托名恢复,大言误国,三战三败,流毒苍生,他如党汪黄、排李纲、诛曲端、引秦桧、害岳飞等,在南宋初年制造了一次又一次的历史冤狱,酿成了一次又一次的军事溃败,使南宋辛苦积聚的一点抗战力量,遭到一次又一次毁灭性的打击,国家民族一次又一次地陷入严重危机。”这一评论,可谓一针见血,非常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