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是在年龄上存在问题。杜太后临死时年六十岁,太祖只有三十五岁,太宗二十三岁,廷美十五岁,太祖子德昭和德芳尚年幼。当时如果是太祖病危,太后在榻前与之商议传位遗诏,为此要太祖立下“金匮之盟”,这似乎尚有可能。而事实恰恰相反,太祖身体很好,垂死的太后又如何能预见到太祖今后一定短命,儿子一定年幼,所以非得要他将帝位传给其弟呢?如果太祖不短命,就不存在立“长君”的问题,那么“金匮之盟”又如何实行?后来太祖活到五十岁,太宗虽有三十八岁,可是德昭、德芳也都长大成人,皆可称为“长君”,这时又该立谁呢?如果将来由太宗再传给廷美,廷美再传给德昭、德芳,不是更乱套了吗?如果说太后因为病重,神志不清,提出这样一种不合情理的传位方法尚可理解,而太祖应该懂得其中的道理,他怎会立下如此不可执行的盟约呢?
四是中国自周武王以来,帝王之位由父子相传已成传统,历史上为了争夺帝位,父子相残、兄弟相杀都屡见不鲜,即使太祖是一个孝子,恐怕也不会单凭杜太后一席话,就轻易将帝位传给他人。
五是当太宗继位时,群臣对此都有怀疑,如果确有“金匮之盟”,为什么他没有将此盟约公之于众,以证明自己继位的合法性,以解除大家的疑窦呢?
六是从所谓的“金匮之盟”公之于世的时间来看,更可证明其为子虚乌有。太平兴国六年(981)九月,太宗认为廷美多行不法,召见已罢去相位多年、时任河阳三城节度使的赵普商量对策,这时赵普告诉他有一个“金匮之盟”,说自己实参与其事。于是太宗在宫内“找到”这个盟约,承认自己以前对赵普有误解,发出“人谁无过,朕不待五十,已尽知四十九年非矣”的感叹。既然在此之前连太宗自己都不知道有一个“金匮之盟”,其证人就是赵普,那么当初他又凭什么登上帝位?
七是如果确有“金匮之盟”,应该也让太祖皇后(开宝皇后宋氏)知道,以免将来在帝位传授时发生误会,可是事实证明开宝皇后并不知情,否则她不可能在太祖死后派人去召德芳而不是去通知赵光义入宫。
八是从太祖与其弟光义的关系中,看不出存在将帝位传给他的可能。
虽然太祖碍于亲情,于开宝六年(973)封时任开封尹的赵光义为晋王,位在宰相上,但实权并不大。太祖在位的十七年间,史书没有记载赵光义的一点政绩,而关于他的好色却时有所闻,太祖对此也十分恼怒。据《默记》卷下载:颍上安希武殿直言:其祖乃安习也。太宗判南衙时,青州人携一小女十许岁,诣阙理产业事,太宗悦之,使买之,不可得。习请必置之。遂与银二笏柱,习刀截银一二两小块子。不数日,窃至南衙。不久,太祖知之,捕安习甚严。南衙遂藏习夫妇于宫中。后至登位,才放出。故终为节度留后,其青州女子终为贤妃者是。
此外,赵光义在开封尹任上还大搞网罗党羽,培植亲信的活动,太祖也有所警觉,并采取措施加以防范。既然太宗并无良好表现,兄弟关系也不和睦,太祖怎会轻易地将帝位传给其弟。
九是从后来太宗的两个侄儿德昭、德芳的未得善终到其弟廷美的被迫害致死,以及尚未等到第二年就急于改年号等事来看,太宗也不像是一个合法的继承人。
总之,历史上并不存在所谓的“金匮之盟”,太宗与赵普勾结在一起,炮制出这样一个盟约,反而给人有“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感觉,证明他确实是以不合法的手段窃取了帝位。
那么,赵光义又是如何登上帝位的呢?对此历史上有“烛影斧声,千古之谜”的传说,不过传说并不等于信史,虽然太祖之死疑问很多,却因年代久远,兼之发生在宫廷内部,有关记载十分模糊,真正要将它搞清楚几乎已经没有可能。现在惟一能够见到的是在《长编》卷一七,开宝九年十月壬子条记事和小注中,李焘根据释文莹《续湘山野录》所载,结合《国史·符瑞志》、杨亿《谈苑》,略加润色而写成了以下这一段文字,其云:(庚戌,上不豫),驿召(张)守真至阙下。壬子,命内侍王继恩就建隆观设黄箓醮,令守真降神。神言:“天上宫阙已成,玉锁开,晋王有仁心。”言讫不复降。上闻其言,即夜召晋王,属以后事。左右皆不得闻,但遥见烛影下晋王时或离席,若有所逊避之状,既而上引柱斧戳地,大声谓晋王曰:“好为之。”
由于释文莹和李焘都将此事记载得非常隐晦,这就给后人留下了许多想像的空间。一种可以理解为太祖坚持要光义继承帝位,光义辞以不敢;另一种可以理解为有人遥见烛影下光义有谋害太祖的举动,太祖以柱斧进行了抵抗,终究不敌而亡。两者孰是孰非,关键是看太祖死的那天夜晚,光义是否宿于禁中?据《长编》卷一七载:(开宝九年十月)癸丑,上崩于万岁殿,时夜已四鼓,宋皇后使王继恩出召贵州防御使德芳。继恩以太祖传国晋王之志素定,乃不诣德芳,径趋开封府召晋王,见左押衙程德玄先坐于府门……扣门与俱入见王,且召之。王大惊,犹豫不行,曰:“吾当与家人议之。”入久不出。继恩促之曰:“事久,将为他人有矣。”……遂与王于雪中步至宫……乃与王俱进至寝殿。后闻继恩至,问曰:“德芳来耶?”继恩曰:“晋王至矣。”后见王,愕然,遽呼官家,曰:“吾母子之命,皆托于官家。”王泣曰:“共保富贵,勿忧也。”
如果此条记事属实,太宗谋害乃兄之嫌似可消除,但他早年在藩邸时,就内结宦官,外赂诸将,等待时机以夺取帝位恐是事实,否则王继恩怎敢重违宋皇后旨意,“径趋开封府召晋王”?一次,赵光义派人送“酒炙”给大将田重进,以行笼络,不料遭到田重进的拒绝,他说:“为我谢晋王,我知有天子尔。”从中不难看出他在藩邸时,已对诸大将进行收买,此事后来也为太祖所知悉。当然还有一条对太宗更为不利的记载,这就是上文提到的《续湘山野录》所载,该书不仅记有“烛影斧声”的传闻,而且还有下面一段文字:“是夕,太宗留宿禁内,将五鼓,周庐者寂无所闻,帝已崩矣。太宗受遗诏于柩前即位。”这样,不仅明白宣示了太宗的帝位是依靠攘夺所得,而且也逃脱不了杀害太祖的干系。
二、赵普与宋初政治
在宋初政治中,赵普是一个极其关键的人物,他既是策动陈桥兵变的重要谋主,后来在执行先南后北的统一方针,解除大将兵权,加强中央集权,制造“金匮之盟”以及陷害秦王廷美等一系列重大事件中,又都起到了决策作用。赵普与太祖兄弟一起制订的统治政策,不仅贯彻于当时,也多为有宋一代所遵循,故作为开国功臣的赵普,在两宋政治史中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
赵普(922-992),字则平,幽州蓟县(在今北京城西南)人。曾祖父赵冀,做过三河(今属河北)县令。祖父赵全宝,做过澶州(在河南濮阳南)司马。父赵逈(音窘),为躲避频繁的战乱,于后晋时迁其族到河南洛阳,并出任过相州(河南安阳)司马。赵普出身于小吏世家,本人早年可能做过塾师,故有“赵学究”之称。赵普弃教从政后,到凤翔节度使幕府去做幕僚。
后周世宗显德元年(954),三十三岁的赵普被永兴军节度使刘词辟为从事,协助管理所在州郡事务,显示出了一定的才能。刘词是周世宗手下的一员骁将,甚受世宗重用。次年,词卒,遗表荐普于朝,反映了刘词对赵普才干的赏识和认可。显德三年,世宗征淮南,赵匡胤攻取滁州(安徽滁县),时赵普应宰相范质奏荐,始进入赵匡胤幕府,担任军事判官。赵匡胤移兵别处后,其父弘殷却病倒在滁州城,赵普“躬亲药饵,朝夕无倦”,弘殷“媿其情,由是待以宗分”,从而与赵匡胤一家结下了极为亲密的私谊。赵匡胤从征淮南有功,升任匡国军节度使兼殿前都指挥使,表赵普为匡国军节度推官。赵匡胤镇归德,又以赵普为归德军节度掌书记。杜太后在世时,尤其信赖赵普,呼他为赵书记,就与此职有关。不过数年,赵普就成了赵匡胤集团的一员重要幕僚,在他的指点下,赵匡胤不动声色地周旋于周世宗和诸大将之间,既避免了猜疑,又丰满了羽翼,后来赵普就理所当然地成了陈桥兵变的策划者和指挥者之一。
北宋建立后,太祖以赵普为枢密直学士,使他从一个从八品的幕职州县官一跃而成为正三品的朝廷大臣。建隆元年(960)五月,后周昭义节度使兼中书令李筠从潞州起兵反抗,太祖亲征,以赵普守开封。赵普要求随军扈从,并向太祖提出“兵机贵神速,不尚巧迟,若倍道兼行,掩其未备,所谓自天而下,可一战而擒也”的建议,“太祖用其策,及筠诛,普以功迁兵部侍郎”,又充任枢密副使,从而进入执政行列。在太祖兄弟进行的统一战争中,赵普是先南后北方针的坚决支持者。从这些方面来看,他在军事上也卓具才干。
建隆三年,赵普再迁枢密使,主管军事。乾德二年(964)正月,范质、王溥、魏仁浦三相同日而罢,太祖拜赵普为门下侍郎、平章事、集贤院大学士(亚相)。
此后赵普独相达十年之久,太祖对他信任有加,“视如左右手,事无大小,悉咨决焉”。
赵普曾长期生活于混乱黑暗的五代,他目睹各地藩镇的专横暴虐,政权的频繁更替,大小官员的贪残枉法,对当时的政治气候和国计民生十分洞察明了。家传的吏治经验和自己多年从吏的实践,使赵普对于吏道更是娴熟于胸。因而,他对如何巩固政权、安定社会有一个迫切的愿望和总体的考虑。如果说,赵普在军事上对太祖兄弟尚只能起到裨赞作用的话,那么在巩固中央集权方面所起的作用就要大得多。可以说,宋初有关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重要措施、防范和禁令,大都出自赵普的建议和谋略。
在军事上,除了上文已经说到的解除诸大将兵权以外,为了“收其精兵”,对军队实行拣选的做法,也是赵普所提出。据《长编》卷六,乾德三年八月戊戌条载:令天下长吏择本道兵骁勇者,籍其名送都下,以补禁旅之缺。又选强壮卒,定为兵样,分送诸道。其后又以木梃为高下之等,给散诸州军,委长吏、都监等召募教习,俟其精练,即送都下。上每御便殿亲临试之。用赵普之谋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