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宗一朝长达四十一年之久,这是南宋进一步走向衰落的时期。在政治上,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自理宗即位起到绍定六年(1233)史弥远去世前的十年间,是史弥远擅权的时期。此时的理宗基本上处于默默无为的状态,政治上与宁宗朝后期并无两样。第二阶段自理宗亲政到淳佑(1241-1252)中后期的十余年间,是理宗在内政方面较有作为的时期。他为了挽救社会危机,注意择相和任用人才,对吏治和财政进行了若干整顿,并取得了一定成效。第三阶段是理宗统治的最后十余年间,也是“更化”失败,政治上更加黑暗腐败的时期。此时的理宗,荒淫无度,怠于政事,重用佞臣,推崇理学,尊奉道教,使前期的一些整顿成果,完全化为乌有。开庆元年(1259)闰十一月,鄂州保卫战取得胜利以后,又出现了贾似道擅权,使社会矛盾加剧,朝政更加黑暗和混乱。
理宗统治的时期,也是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的时期。随着金朝的灭亡,蒙古汗国开始对南宋连年入侵。南宋军队在孟珙、余玠等良将的领导下,虽然给蒙军以一定的打击,取得了一些胜利,但由于南宋整个军事力量的衰落和统治集团对武人的猜忌和防范,因此并不能从根本上抵御蒙军的入侵,国势日益走向危急。
第一节 理宗朝前期统治集团内部的纷争
一、“湖州之变”和济王被杀
理宗即位之初,史弥远欲掩人耳目,一反以往推赏“定策功”的做法,除了下诏“褒表老儒”,进用傅伯成、杨简、真德秀、葛洪、魏了翁等一批有名望的理学之士以装点门面外,自己仍任右相兼枢密使,对其腹心党羽也暂时都不加升迁。由于理宗出身低微,又是仓促上台,统治难以稳固,因而尽管理宗此时年已二十岁,史弥远仍然要皇太后杨氏同听政,以对付可能出现的政局动荡。
接着,理宗晋封赵竑为济王,史弥远“以其有逼近之嫌”,借口赐第湖州(今属浙江),当年就将他撵出临安府。翌年三月,葬宁宗于绍兴府会稽县攒宫,陵名永茂陵。
史弥远一手策划的废立阴谋,在朝廷内外引起强烈愤慨,只是官员们慑于史弥远的淫威,加之理宗在上,投鼠忌器,一时竟不能置一词。但一般百姓本来就对史弥远集团的残酷剥削和压迫非常不满,他的擅行废立,更加激起人们的义愤,于是在湖州爆发了部分群众起兵为济王夺回皇位的事变,这就是所谓“湖州之变”。因为湖州城南有霅川,故宋人多称它为“霅川之变”。
宝庆元年(1225)正月初九日,湖州含山太学生潘壬、潘丙兄弟与从兄潘甫首先发难,他们组织了太湖渔民和湖州巡卒数十人,各以红色半袖为号,乘夜进入湖州城,到济王府寻王,声言要拥戴济王为帝。济王闻变,慌忙改换敝衣,藏匿到水洞中,最后还是被找了出来。潘丙等人把济王拥到东岳庙,取龙椅置厅堂,将黄袍加在他的身上。济王哭喊着不答应,潘丙等用刀相胁迫,济王只得答应,但要大家“勿伤太后、官家”,得到承诺后,他才登上龙椅称帝。
于是,潘氏兄弟打开军资库,拿出金帛、楮券犒军,并命知湖州谢周卿率所有官员立班入贺。在事变前夕,潘丙为寻求忠义军的支持,已派潘甫到楚州(江苏淮安)联络李全,将密谋立济王的事相告,李全正想挑起南宋内部的混乱,以便混水摸鱼,所以口头上表示全力支持,并约好进兵日期,实际上却坐观成败。潘丙信以为真,事发当晚就将李全的榜文悬挂于城门,榜文历举史弥远废立等罪状,声称:“见率精兵二十万,水陆并进。”大有与临安政权一决雌雄的架势,在湖州百姓中造成一片轰动。
到天明,济王才看清楚原来拥立他的军队并非山东忠义军,而是少数太湖渔民和巡尉兵卒,他知道事情不会成功,当即派人到临安告变。史弥远闻变,急忙命殿前司将领彭任率禁军前往镇压,待彭任赶到湖州时,济王已亲率州兵平定了事变,潘氏兄弟先后遭捕杀。
经过这场“湖州之变”,惊魂甫定的史弥远对济王更加害怕,决心将他除去以绝后患。史弥远谎称济王有病,令门客秦天锡召医生赴湖州给他看病。
秦天锡到了湖州,假传圣旨,迫使济王自杀于州治,后来有人见其“口鼻皆流血,沾渍衣裳”,系中毒而死无疑。与此同时,史弥远还派人杀死了济王的儿子,以斩草除根。在史弥远的授意下,理宗下诏贬济王为巴陵郡公,又降为县公,改湖州为安吉州。
济王遇害,解除了对理宗皇位的威胁,理宗是这次事件的最大受益者;对史弥远来说,则是消除了一个心腹大患。理宗虽然不像宁宗那样不慧,但他是依靠史弥远的一手扶植,才从一个村童爬上皇帝宝座,他对史弥远的感激之情当然不难想像,使他们君臣之间的关系达到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地步。这样,史弥远在理宗朝就取得了比宁宗朝更大的擅权资本。
至此,理宗和史弥远开始论功行赏,时杨次山已死,杨谷和杨石两人并进为开府仪同三司(从一品),后来又分别封为永宁郡王和魏郡王(正一品)。
郑清之升任兵部侍郎兼史官,受到重用。考取进士不到两年的余天锡,则超迁授起居舍人,宝庆四年(1228),又以户部侍郎知临安府,此后官运一直亨通。史弥远自己则晋封魏国公,后来再拜太师、左相兼枢密使。惟有程珌是一个例外,史弥远原先答应他升任执政,因起草矫诏的那天晚上,他收受了杨后的一袋赠金,其值不赀,“弥远以是衔之,卒不予共政”。
宝庆元年四月,在杨石的建议下,杨太后不再垂帘听政,但朝廷实际权力依然操纵在史弥远和她手中,理宗不过是一个傀儡而已。
二、史弥远擅权的继续
尽管史弥远权势显赫,气焰逼人,但是宋朝的政治体制决定,只要不反对当今皇帝,为了维护封建的伦理纲常,抨击时政尚不至于造成杀身之祸。
因此,借理宗虚应故事,下诏求直言的机会,朝廷中一些以理学正统自居的官员和耿直的士大夫,纷纷起来为济王赵竑鸣冤,揭露史弥远等人的罪行。
已经升任礼部侍郎的真德秀入见理宗,要求为济王立嗣,他说:“我朝立国,先正名分,陛下不幸处人伦之变,流闻四方,所损非浅。霅川之变,非济王本志,前有避匿之迹,后闻讨捕之谋,情状本末,灼然可考……济王未有子息,亦惟陛下兴灭继绝。”户部郎官张忠恕不仅上书反对杨太后垂帘听政,而且认为所以出现“湖州之变”,是由于济王“不留京师,徙之外郡,不择牧守,混之民居”之故,他要求理宗“亟下哀诏,痛自引咎,优崇恤典,选立嗣子”,这样才能“庶几无憾”。起居郎魏了翁、考功员外郎洪咨夔、大理评事胡梦昱等人也相继为济王鸣不平。胡梦昱还直接给史弥远写信,正告他:“公论在,天下未有久而不明;冤抑在,天下未有久而不伸。此论不早明,他日必有反复。”最为直言不讳的当推四川进士邓若水,他在《应诏上封事》中说:宁宗皇帝晏驾,济王当继大位者也,废黜不闻于先帝,过失不闻于天下。史弥远不利济王之立,夜矫先帝之命,弃逐济王,并杀皇孙,而奉迎陛下。曾未半年,济王竟不幸于湖州,揆以《春秋》之法,非弑乎?非篡乎?非攘夺乎?
为此,他为理宗提出了三种处置方法:上策是要理宗将帝位让给近属,“行大义然后可以弭大谤”;次策是夺回被史弥远等人窃取的权力,实行亲政,“收大权然后可以固大位”;再次策是诛杀史弥远及其党羽,“除大奸然后可以息大难”。对于这样一封措辞极端尖锐的《封事》,四川制置司当然不敢附驿奏闻,但内容已在士大夫中间传播,后来,当邓若水按条格可改官时,史弥远便一笔抹掉了他的名字。
面对群臣的抗议浪潮,史弥远惯用的伎俩是操纵台谏,采取高压措施,以钳人之口。他起用趋炎附势的梁成大、李知孝、莫泽、盛章、朱端常等人为台谏官,然后按照他的意志,以“主济王赠典”、“首倡异论”、“欺世盗名,朋邪谤国”等罪名对持异议者进行弹劾。结果,真德秀、张忠恕、魏了翁、洪咨夔等人或被逐出朝廷,或被贬官罢祠,胡梦昱则被削籍流象州(今属广西),后来就死在那里。
这样,反对史弥远的浪潮再一次被压制了下去。
在这以后,史弥远的心腹党羽更是遍布朝廷内外,最受他重用的有所谓“三凶”和“四木”。“三凶”是指长期担任台谏官的梁成大、李知孝、莫泽三人,其中又以梁成大的声名最为狼藉,史言其“天资暴狠,心术崄巇,凡可贼忠害良者,率多攘臂为之。四方赂遗,列置堂庑,宾至则导之使观,欲其效尤也”;李知孝是绍兴年间参知政事李光之孙,此人就没有乃祖的气节,他受史弥远指纵,不仅弹劾真德秀、魏了翁、张忠恕等人不遗余力,而且是一个“侵欲敛积,不知纪极”的贪官;莫泽为谏官时,也是史弥远打击政敌的一个重要帮凶。“四木”是指参知政事薛极、知庆元府兼沿海制置使胡榘、四川制置使聂子述和刑部尚书兼知平江府赵汝述四人,他们都以阿谀奉承史弥远为能事,被认为是“最用事者”。此外,如出任参知政事的宣缯、郑清之以及两淮、京湖、四川地区的大部分安抚使和制置使,也是史弥远一手提拔的亲信。
在史弥远的统治下,南宋既不能从气息奄奄的金朝手中夺回一寸土地,也不能充分依靠忠义军以防守两淮,一切都是苟延残喘,得过且过。而庞大的军费开支加上统治阶级的挥霍无度,却使国家财政再次达到十分困难的境地。为了挽救财政危机,史弥远以滥发纸币的办法,加紧对百姓进行掠夺,使理宗一朝的农民起义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高潮。嘉熙四年(1240)有大臣上书说:“凡今日之内忧外患,皆权相三十年酝成之,如养护痈疽,待时而决耳。”史弥远长期擅权,在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都给南宋造成了严重恶果。
绍定年间,史弥远由于病情日益恶化,不得不深居简出,长期卧床。尽管这样,因为他的“威势已成,遂至决事于房闼,操权于床笫,人莫知其存亡”。史弥远像历史上的所有独裁者一样,直到临死之前,仍然死死抓住权力不放。
尽管如此,在宋朝的政治体制下,官员中仍不乏对史弥远擅权的尖锐抨击,如绍定三年(1230),通判镇江府蒋重珍上疏指出:“今临御八年,未闻有所作为。进退人才,兴废政事,天下皆曰此丞相意……为人之主,而自朝廷达于天下,皆言相而不言君哉!”终史弥远擅权的一个时代,朝廷里反史弥远的浪潮始终没有平息过,这充分说明,不管史弥远擅权的程度有多么深,但皇权仍然可以对他加以控制,这当是有宋一代政治上的一个重要特色。
三、理宗亲政和“端平更化”
绍定五年(1232)十二月,杨太后病死。六年十月,史弥远病重,十余日后也病死。至此,理宗才得以“亲揽朝纲,赫然独断”,结束了他“渊默十年无为”,实际上是做了十年傀儡的历史。
史弥远之死,使理宗失去了一个大恩人,所以当史弥远病重之时,理宗就下诏晋封他为太师、左相、鲁国公。次日病危解政,再授保宁、昭信军节度使,充醴泉观使,晋封会稽郡王。与此同时,以郑清之为右相兼枢密使、薛极为枢密使、乔行简和陈贵谊并为参知政事,组成了以史弥远亲信为主的中枢集团。对其子弟也大加封赏。史弥远死后,理宗又赠他为中书令,追封卫王,谥忠献。把本应归还朝廷的宰相赐第,仍赐史家,改作家庙。理宗对史弥远的厚赏,不仅是对他“有定策大功,勤劳王室”的报答,也是理宗以不合法手段“入继大统”的一种自我肯定。
理宗从小生活在民间,耳闻目睹百姓的种种疾苦,在他亲政之初,较少腐朽性,确实想有所作为,以革去积弊,一新政治。翌年,改为端平元年(1234),开始采取一些有别于史弥远擅权时代的政治措施,史称“端平更化”。
“端平更化”的核心,是在依靠以郑清之为首的拥戴派的同时,斥逐史弥远的某些亲信,起用曾经遭到史弥远排斥和打击的着名官员和所谓理学名臣,无论以前在济王事件中采取何种态度,一律“端平”,以缓和统治集团的内部矛盾。于是,崔与之、真德秀、魏了翁、洪咨夔、王遂、徐侨、赵汝谈、李宗勉、杜范、赵范、李等人,或被召回朝廷,或委以重任。其中,洪咨夔和王遂都由理宗亲自任命为监察御史,一改史弥远党羽操纵台谏的局面。时人号称为“小元佑”。
端平元年(1234)正月初一日,理宗下诏“求直言”,群臣纷纷入对。一天,徐侨以太常少卿应召,理宗见他衣帽褴褛,动情地说:“卿可谓清贫。”徐侨说:“臣不贫,陛下乃贫耳。”理宗反问他:“朕何为贫?”徐侨回答道:“陛下国本未建,疆宇日蹙;权幸用事,将帅非才;旱蝗相仍,盗贼并起;经用无艺,帑藏空虚;民困于横敛,军怨于掊克;群臣养交而天子孤立,国势阽危而陛下不悟。臣不贫,陛下乃贫耳。”他认为执政大臣无能为力,国家已经病入膏肓,“世有扁鹊,将望见而却走矣”。徐侨的一席话,说得理宗“为之感动改容,咨嗟太息”。次日,理宗下手诏罢“边帅之尤无状者”,警告群臣要“以朋党为之戒”,命“有司裁节中外浮费”。又赐徐侨以大量金帛,但徐侨没有接受。
与此同时,洪咨夔、王遂等人不断上章弹劾“三凶”、“四木”和史弥远的其他党羽。当年六月,“三凶”梁成大、李知孝、莫泽皆被流放,“尽追爵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