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木”薛极、胡榘、聂子述、赵汝述亦或死或遭贬逐。沿江制置大使赵善湘、以资政殿学士主持宫观的袁韶、出任京湖制置使十余年的陈赅、弃沔州遁归的四川制置使郑损，皆以“谄附弥远，险忮倾危”、“纳赂弥远，怙势肆奸”等罪名而被罢废。惟有对史弥远，理宗不允许群臣言及他的过失。对参与拥立的郑清之、余天锡也继续信任有加。
在群臣的一再奏请之下，理宗下诏恢复了济王的官爵，重新安葬，以时祭祀。早已在绍兴府削发为尼的济王妻吴氏，亦特赐法号，命绍兴府每月供给衣资缗钱。但拒绝了部分官员提出要给济王立嗣的请求。
十月，理宗召真德秀为翰林学士，旋升为户部尚书。真德秀是一位身负重望的理学大师，不仅“奏疏无虑数十万”，显得很有政见，而且人也长得端庄，史称他“长身广额，容貌如玉”，故人们“无不以公辅期之”。但盛名之下，其实难副。真德秀入见理宗时，除了进呈他的《大学衍义》，以及讲述了一番十年前早已说过的“祈天永命之说”以外，对如何挽救危机四伏的南宋社会，“略无一语及之”。端平二年三月，真德秀被任命为参知政事，一个多月后，因病改除他官，不久去世。
同时被召的魏了翁，进为礼部尚书兼直学士院，他在入对时，首言“明君子小臣之辨”，次论“故相十失犹存”，再及“修身、齐家”等事，其他有“和议不可信，北军不可保，军实财用不可恃”等等，共十余事。魏了翁还朝半年间，前后向理宗上了二十余道奏疏，但这些奏疏中提出的建议，不是太迂阔而理宗不喜听，就是影响到当权者的利益而无法贯彻。反对者“相与合谋排摈”，说近臣中只有魏了翁“知兵体国”，理宗信以为真，于端平二年十一月任命他为同签书枢密院事，督视江淮、京湖军马，“又赐便宜诏书如张浚故事”，大有任用恨晚之感。但军事并非魏了翁所长，两个月以后便被召回，后又出知地方。嘉熙元年（1237）三月，魏了翁去世。
洪咨夔虽然也受到理宗重用，最后官至翰林学士、知制诰，但他汲汲于别“君子、小人之分”，具有浓厚的宗派观念，关心的是为济王平反、立嗣等不急之务，对如何革新政治并不感兴趣，加上他长期患病，所以对挽救时局危机也不可能有所建树，他早于魏了翁九个月去世。
“端平更化”，理宗本想让有理学名臣之称的真德秀、魏了翁等人一施展抱负，但实际上效果并不好。由此可以看出，自朱熹以来，理学家们除了空谈性命道德以外，皆缺乏安邦、治国的真本领。当时就有官员指出：“自更化以来，美意虽多，实政未究。”理宗也以为：“虚论诚无益于国。”南宋理学家这种能言不能行的毛病，以后愈演愈烈，从而给整个国家带来了灾难。
第二节 理宗亲政前期的内政和对外关系
一、联蒙灭金
元太祖二十一年（1226年，南宋宝庆二年）春，成吉思汗西征归来，亲率大军自北路入侵西夏，但遭到西夏军队的顽强抵抗。第二年的七月，困守中兴府（宁夏银川）已达半年之久的西夏主，在粮尽援绝、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被迫出降，西夏立国一百九十年，至此灭亡。成吉思汗也在西夏出降的前几天病死军中。西夏的灭亡，解除了蒙古的西顾之忧，形势对金朝更加不利。
金朝迁都汴京以后，在蒙古军的强大攻势之下，河北、山东及关陕之地大部已丧失，于是集中数十万兵力包括地方武装和民兵，全力守黄河，扼潼关，以抵挡蒙古军队的南下和西进。成吉思汗从多年对金战争中了解到，要灭掉比西夏强大得多的金朝，困难很大，因此，他在临死前夕，向身边的人提出了一个“借道伐金”的策略：借道南宋四川境内，绕过潼关，进军唐（河南唐河）、邓（河南邓县），直捣开封以灭亡金朝。
成吉思汗死后，由幼子拖雷监国，次年八月，蒙古贵族拥戴成吉思汗的第三子窝阔台继承汗位。窝阔台即位后，与拖雷及拖雷长子蒙哥，率蒙古大军向金朝发动进攻。战争进行了两年多，在金军的坚决抵抗之下，蒙古军在黄河正面战场和陕西侧翼战场上并没有取得多大进展。于是窝阔台汗不顾南宋政府的同意与否，决定强行执行“假道伐金”的作战计划。
实际上早在宝庆三年（1227），蒙军已经开始入侵四川，大肆抄掠。在蒙军的进攻下，四川制置使郑损弃守三关（七方关——在甘肃徽县和陕西略阳之间、仙人关——在陕西略阳北，甘肃徽县境、武休关——在陕西凤县东南），从沔州（陕西略阳）逃往利州（四川广元），关外四州之地（阶州、成州、西和州、凤州）随之沦陷，后因成吉思汗病死，蒙军才自动退出。南宋把这次事件称为“丁亥之变”。
绍定四年（1231），蒙军再次入侵四川，先后攻下天水（在甘肃天水西南）、成州（甘肃成县）、西和州（在甘肃西和西）等地。四川制置使桂如渊屈服于蒙古的压力，答应蒙军“借道”的要求，并提供粮草，派人引导蒙军顺利通过宋境。蒙军至金州（陕西安康），沿汉水东下，绕过潼关天险，从西南面进入河南。
与此同时，窝阔台汗的中路军也乘虚渡过黄河，进入河南。金朝汴京守军，在经过了近十个月的坚守后，已粮尽援绝，金哀宗遂不得不于当年十二月底逃离汴京，并于第二年正月进入归德（河南商丘），金西面元帅崔立旋以汴京城降于蒙古。六月，金哀宗又逃往蔡州（河南汝南）。
从绍定四年起，蒙古几次派出使臣到南宋，约攻金朝，但南宋君臣害怕金人，皆议而未决。当金哀宗逃到蔡州后，蒙古又遣王檝为使臣，到南宋襄阳，“约共攻蔡，且求兵粮，请师期”。绍定五年（1232）十二月，京湖安抚制置使史嵩之眼看金朝灭亡在即，也派邹伸之出使蒙古通好，同意夹击金朝。
金哀宗得此情报，便命皇族完颜阿虎带使宋借粮，要他告诉南宋政府：“大元灭国四十，以及西夏，夏亡及于我，我亡必及于宋，唇亡齿寒，自然之理。若与我连和，所以为我者，亦为彼也。”但是，“靖康之乱”的莫大耻辱和近百年来为收复中原故土而与金朝时断时续的战争，已使南宋政府根本听不进这一“唇亡齿寒”的道理，因而断然拒绝了金哀宗的议和请求。
当然，金哀宗要求与南宋议和，完全是为了减轻来自宋方的军事压力和争取援助的一种权宜之计，在他的心目中，南宋乃是一个非常软弱、不堪一击的国家。就在派完颜阿虎带赴宋前后，金哀宗曾对身边的将领说：“塔坦用兵，所以常取全胜者，恃北地之马力，就中国之伎巧耳，朕实难与之敌。至于宋人，何足道哉！柔懦不武，若妇人然。使朕得甲士三千，可以纵横江、淮间，卿其勉之。”因而，在蒙古大军压境的情况下，金朝还想挥师西向，夺取陕甘、川蜀等南宋土地，重演“取偿于宋”的故伎，以苟延残喘。但是，在孟珙等将领的指挥下，南宋军队打败了来犯金兵，彻底粉碎了金哀宗妄想逃往四川的计划。
九月，蒙将塔察儿部进围蔡州。十月，史嵩之命江陵府副都统制孟珙、襄阳守将江海率师二万，粮三十万石，与蒙军联合进围蔡州城。端平元年（1234）正月初九日，金哀宗见大势已去，将帝位传给蔡州城东面元帅完颜承麟。十日，完颜承麟即帝位，百官刚朝贺毕，宋军已从南门攻入，并放下西门吊桥，于是蒙军也由西门攻入蔡州城内。经过激烈的巷战，金军彻底失败，江海俘获金参政张天纲，金哀宗自杀，完颜承麟为乱兵所杀，金亡，立国凡一百二十年。于是，孟珙与塔察儿分取金哀宗遗骨及谥宝、玉带等战利品后，分别撤军，孟珙还屯襄阳（湖北襄樊），江海还屯信阳（今属河南），蒙军也北撤。
二、“端平入洛”的失败
金朝灭亡，对南宋来说是报了百年以来的耻辱，似乎是一件好事。实际上，此后的南宋面临着一个比金朝更加强大的蒙古汗国的严重威胁，南宋、金朝、蒙古三国并立的局面，已演变为宋、蒙对峙的格局，当时的形势，几乎与北宋灭亡前夕的宋、金关系一样。
理宗论功行赏，亲降手诏奖谕史嵩之，孟珙被提升为带御器械、建康府都统制，江海以下也都分别得到拔擢。端平元年（1234）三月，诏命太常寺主簿朱扬祖等赴洛阳祭扫八陵（宣祖永安陵、太祖永昌陵、太宗永熙陵、真宗永定陵、仁宗永昭陵、英宗永厚陵、神宗永裕陵、哲宗永泰陵）。祭扫的人尚未离开临安，就从河南方面传来蒙军要来争夺洛阳的消息，“众畏不前”。孟珙在襄阳以为：“吾选精骑疾驰，不十日可竣事。”于是就由他与两个使者一起，“昼夜兼行”，不几天就到达陵下，“成礼而归”。
在早先宋、蒙联合灭金的谈判中，两国对金朝灭亡以后如何处置河南这块土地，理应是谈判的重要内容之一，从今天所存史籍的记载来看，有着两种不同的说法，一种是《宋季三朝政要》卷一的记载：蒙古答应灭金后以河南地归南宋；另一种是《宋史·贾似道传》的记载：南宋与蒙古共灭金后，“约以陈、蔡为界”。但是，这两种记载似都有可疑之处。如果以第一种说法为准，那么在《宋史》中不见此种记载尚可理解，因为《宋史》为元人所编纂，恐有篡删亦未可知，但竟然不见于当时南宋臣僚有关的奏议和朝廷的命令、制诰之中。后来蒙古南侵，宋人也没有说其背信弃义、破坏盟约之类的话。如果以第二种说法为可信，然包括三京（东京开封府、西京河南府、南京归德府）、八陵在内的河南大部分土地，皆在陈、蔡以北，在金朝即将灭亡之际，无论是宋廷还是史嵩之，怎么反而会放弃收复中原故土的夙愿，把它拱手让给蒙古呢？因此，如果不是蒙古方面有意欺骗或反悔的话，结论似乎只有一个，即当时南宋与蒙古在谈判时比较匆促，双方只讨论了在军事上如何联合灭金，来不及或有意避开了灭金后河南之地的归属问题。故上述史籍记载，皆不可靠。
既然宋、蒙间对河南之地事先没有明确的协议，那么南宋要收复河南、三京，就有可能冒与蒙古军事对抗的危险。可是，南宋沿江制置副使赵范、淮东制置使赵葵、淮西制置使全子才等前方部分边帅和将领，坚决主张趁天气渐趋炎热，蒙军已经北还，河南空虚之际，发兵收复，进而“据殽、函，绝河津，取中原地”。他们的意见得到了宰相郑清之的积极支持。但是，京湖制置使史嵩之、沿江制置使赵善湘、淮西总领吴潜、淮西转运判官杜杲等一部分边帅和朝中大多数官员反对出兵河南。他们以为，南宋在军力上不足以进取中原、据关守河；财力上不足以保障供给，使军需无缺；在外交上，搞不好反而会给蒙古侵宋提供口实。理宗命史嵩之筹划军粮，以供进兵之用，史嵩之奏称：荆襄连年饥馑，虽极力赈济，仍民不聊生，哪里还有粮食可以征调？他以为：“迕旨则止于一身，误国则及天下。”拒绝给进兵河南的军队供应粮饷。
实际上，蒙军主力虽然从河南北撤，但仍任命刘福为河南道总管，并无放弃河南的意思。在山东，就在灭金后的次月，蒙古都元帅张荣攻占了已为南宋所收复的徐州。至此，山东基本上已落入蒙古之手。针对这种形势，不少官员及时地察觉出蒙古的侵略意图，主张提高警惕，加强对它的防范。
由于理宗急欲收复中原，怀有一种侥幸心理，对蒙古威胁的严重性认识不足，因而在宋廷官员“集议”的过程中，尽管战、守、和三说并出，而反对出兵河南的意见占了多数，但是他仍然站在右相郑清之和边帅赵葵等主战派一边，支持出兵河南，为此还解除了吴潜、史嵩之等人的官职。
端平元年六月，宋廷命全子才率淮西兵万余人先期北上，直取开封。由赵葵率宋军主力五万人，从泗州渡过淮河北上，以为声援。以杨恢知襄阳府、京西安抚副使，代替史嵩之行京湖制置司公事，负责运送军粮。以张嗣古权知建康府，兼江东安抚使，“巩固天堑，应接汴洛”。
全子才率领的宋军由庐州（安徽合肥）北上，渡过淮河，先后收复蒙城（今属安徽）、亳州（今属安徽），魏真（在河南鹿邑县东）、城邑（在河南洛邑县西）、太康（今属河南）等地，于七月初五日进入开封城，但这时城内“止存民居千余家，故宫及相国寺佛阁不动而已”。
全子才军虽然到达开封，但由于缺粮，无法继续前进，只能以偏师攻郑州、陈州（河南淮阳）、蔡州（河南汝阳）等地。宋军所到之处，为蒙古守城的金朝降将，皆望风归附。七月二十日，赵葵率领的宋军主力也赶到开封，他们同样面临着一个缺粮问题。但赵葵坚持西进，在他的督促下，命金降将范用吉率一万三千人先赶赴洛阳，以淮西帅机徐敏子为监军。再命杨义率一万五千人作后援，各给五日口粮，冒险以进。
不久，范用吉率领的宋军先入洛阳城。随后而至的杨义一军，行到洛阳东面三十里处，突然遭到蒙古兵的伏击，杨义军仓卒无备，遂致大溃。接着，入洛宋军也被蒙军打败。八月二日，因无粮可以坚守，徐敏子率部突围南走。在蒙军的追击下，宋军死伤者十之八九，十日后，残部才狼狈逃回南宋光州境内。赵葵、全子才得到入洛失败的消息后，以粮草未集为由，决定放弃应援洛阳宋军，立即自开封退兵，于是“风声鹤唳，皆举头鼠窜矣”。被宋人称为“端平入洛”的行动，就这样以失败告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