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珙是南宋中后期杰出的将领，随州枣阳（今属湖北）人，其曾祖父安、祖父林，皆隶岳飞军中，其父宗政为赵方部将，积官至防御使。“宗政于有功者怨必赏，有罪者亲必罚，好贤乐善，出于天性。未尝学兵法而暗与之合”，是南宋中期的抗金名将。孟珙年轻时，即随父从军，长年战斗在抗金第一线，屡立战功。他治兵有方，个人品质良好，颇有儒将之风。自嘉熙二年（1238）十月到淳佑六年（1246）的八年中，孟珙在收复襄阳，整顿四川军政，加强荆湖、夔州路的长江中、上游防御方面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为此历迁至四川宣抚使兼知夔州，节制归、峡、鼎、澧州军马，又兼京湖安抚制置使，从而担负起领导和协调四川、京湖两大战场的防御任务。可是朝廷对孟珙并不信任，总是处处加以掣肘。孟珙知道，理宗并没有收复中原的决心，对自己“权重兵久居上流”，非常不放心，不禁叹息道：“三十年收拾中原人心，今志不克伸矣。”遂郁悒得病。淳佑六年九月，孟珙病逝于江陵府治。他在给理宗的遗表中，要求让贾似道代替自己的职务，并将手下幕僚、主管机宜文字李庭芝推荐给贾似道。
此时，南宋中后期另一抗蒙名将余玠在守蜀中也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理宗亲政前后，蒙古铁骑已几乎踏遍全蜀，形势十分危急。所以造成这种情况，与派往蜀地统率军旅、主持民政的最高长官——宣抚使和制置使的不善有很大关系。据统计，南宋从宝庆三年（1227）到淳佑二年（1242）的十六年间，四川共授宣抚使三人，制置使九人，副使四人，这些人“或老或暂，或庸或贪，或惨或谬，或遥领而不至，或开隙而各谋，终无成绩”。这中间，虽有如制置使丁黼等人的英勇战死和孟珙的一度兼管蜀事，但前者并不知兵，无法领导抗蒙战争，后者虽然有所建树，毕竟时间不长，且主要是防守夔州路，当然不可能从根本上扭转整个四川的局面。就在“东、西川无复统律，遗民咸不聊生，监司、戎帅各专号令，擅辟守宰，荡无纪纲，蜀日益坏”的危急时刻，余玠承担起了保卫和收复四川的重任。
余玠，分宁（江西修水）人，侨寓蕲州（在湖北蕲春南）。少年时家庭贫困，但志向远大。后入白鹿洞书院读书，因犯事走淮襄，投淮东制置使赵葵幕下，在淮东抗蒙前线，屡立战功，累迁淮东提点刑狱兼知淮安州兼淮东制置司参谋官。淳佑元年（1241）十一月，率水军解安丰（在安徽寿县西南）之围，升任淮东制置副使。次年夏天，余玠从淮东战场调往四川战场，授权兵部侍郎、四川宣谕使。余玠向理宗表示，愿以恢复全蜀为己任。当年十二月，余玠出任兵部侍郎、四川安抚制置使兼知重庆府。诏令余玠“任责全蜀，“一”应军行调度，权许便宜施行”。
余玠到达重庆府后，采纳隐居西川的播州（贵州遵义）人冉进、冉璞兄弟建议，利用合州（重庆市合川）钓鱼山的天然地理条件，在原四川制置副使、知重庆府彭大雅筑钓鱼城的基础上，修筑山城，迁州治于此，积粟防守，以阻挡蒙古骑兵的进攻。同时把建筑山城的做法推广到其他州郡。最后，建成了十余所山城，“皆因山为垒，棋布星分，为诸郡治所，屯兵聚粮为必守计”，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山城防御系统。此外，还在成都平原上大兴屯田，发展农业生产，以保障军饷来源；减轻赋役，以宽民力；减轻商税，以促进商业的发展。在积极做好军事防御的同时，余玠领导四川军民对连年入侵的蒙军以迎头痛击，取得不少胜利，并收复了兴元府（陕西汉中）等蜀边大块失地，稳定了蜀地的形势。
淳佑十一年十一月，余玠的支持者左相郑清之病死，谢方叔由右相升任左相，他与同知枢密院事徐清叟等官员一起，因嫉妒余玠的功绩，或为了反对郑清之而故意捏造和夸大余玠的过失，不断在理宗面前进谗言。宝佑元年（1253）五月，余玠被召赴临安，并于七月十七日突然病逝。二年七月，理宗又下诏给余玠加上了“镇抚无状，兵苦于征戍，民困于征求”等罪状，抄没了他家的财产，“犒师振民”。朝廷的这一系列举动，使前线将士深感寒心，它涣散了士气，摧残了国防力量，所以明代史学家薛应旗以为：“玠死之后，不特蜀非宋有，而国祚亦从可知矣。”
第三节 理宗朝后期的腐朽统治
一、理学正统地位的确立
自宁宗嘉定元年（1208）史弥远上台执政以后，理学地位得到了恢复并日渐提高。但是，史弥远并非理学的忠实信徒，他倡导理学，仅仅是为了政治斗争的需要，因此在他擅权期间，并未确立理学的正统地位。相反，到其晚年，由于以阴谋手段帮助理宗夺取皇帝宝座，并害死了合法的帝位继承人济王赵竑，因此遭到竭力维护君臣父子伦理纲常的理学家们的猛烈反对，史弥远更被视为名教罪人。但是，在史弥远的反击下，真德秀、魏了翁、洪咨夔等一批所谓理学名臣的反对浪潮很快被扑灭，这些人相继被赶出朝廷。
理宗即位以前，就从他的老师郑清之那里学习程朱理学，即位后，又请中书舍人真德秀兼侍读，讲授《尚书》和朱熹的《四书集注》。因此，理宗从年轻时候起，就受到了理学的熏陶。宝庆三年（1227）正月，理宗以为朱熹集注《四书》，“发挥圣贤蕴奥，有补治道”，特下诏赠朱熹为太师、追封信国公。同年三月，理宗在召见朱熹的儿子工部侍郎朱在时，对他说：“先卿《中庸序》言之甚详，朕读之不释手，恨不与同时。”数月后，理宗命学士院草诏，改封朱熹为徽国公，制诏中称朱熹“传孔孟之学，抱伊傅之才”，并说“每阅《四书》之奥旨，允为庶政之良规”，再次表示自己与朱熹“深有不同时之恨”，对朱熹和他的《四书集注》更是推崇备至。绍定三年（1230），理宗亲自撰写《道统十三赞》，给从伏羲、尧、舜、禹、汤、文王、武王、周公、孔子、颜子、曾子、子思到孟子这十三位“圣贤”分别作赞辞，说他们是一脉相承的道统。此时他对本朝能够继承自孟子以来道统的代表人物，虽明显有所指，但暂时尚未言明。
理宗亲政以前，尽管对程朱理学的信仰，几乎已经达到狂热的程度，可是由于他听任史弥远对理学家采取排斥的态度，特别是他的皇位继承使人颇有攘夺所得之感，所以仍不可能博得理学家们的好感。史弥远死后，以理学家为主的官员掀起了更大规模的抗议浪潮，他们置内忧外患于不顾，不断上疏为济王鸣冤叫屈，要求为他平反、立嗣，攻击的锋芒表面上针对史弥远，实际上涉及到理宗本人，反映出理宗亲政以后在士大夫中尚严重缺乏支持力量。
面对来自理学家如此强大的反对势力，理宗要么对理学官员再次实行禁锢，要么进行安抚，二者必居其一。既然理宗热衷理学，当然不可能再对理学家进行排斥和镇压，以前韩侂胄对待道学的教训，也说明不能与理学家采取对立的态度。何况理宗也深刻认识到，在阶级矛盾日益尖锐、社会危机四伏的当时，理学从本质上来说有利于巩固封建统治秩序，有必要好好加以利用。因此，他以“端平更化”为契机，对理学和理学家采取了进一步笼络和收买的政策。
理宗一方面重新将真德秀等一些有声望的理学之臣召回朝廷，对朱熹、张栻、吕祖谦、陆九渊等理学大师的后裔和弟子、再传弟子或授以要职，或予以平反。据近人统计，理宗一朝自亲政以后，出任宰执大臣的理学之士有十一人，出任经筵官的基本上是理学之士，尤其是专职经筵官更是清一色的理学名士，历次科举考试的权知贡举和省、御试考官也都由精通理学的官员充任。
另一方面，理宗不顾理学之臣对他的不满，一再表明自己服膺朱熹教诲，并摆出一副深得理学真谛的架势。端平元年（1234）六月，理宗将朱熹生前从《礼记》和《诗经》中撷取过来用以教诲弟子的两句话“毋不敬，思无邪”用金字写在宫殿的柱子上，作为自己的座右铭，正如刘子健先生所说，这“无非标榜门面，借用声望而已”。
当理宗的地位逐渐获得巩固以后，他便运用皇权，确认理学创始人的道统地位，将他们视为孔孟以后的传人。淳佑元年（1241）正月十五日，理宗下诏对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朱熹大加表彰，他说：“朕惟孔子之道，自孟轲后不得其传，至我朝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真见实践，深探圣域，千载绝学，始有指归。中兴以来，又得朱熹精思明辨，表里混融，使《大学》、《论》、《孟》、《中庸》之书，本末洞彻，孔子之道，益以大明于世。”将他们五人从祀孔子庙庭，“以示崇奖之意”；同时指斥王安石“为万世罪人”，把他的神位赶出孔庙。两天后，理宗亲临太学进谒孔子，将早先撰写的《道统十三赞》“就赐国子监，宣示诸生”。从而正式肯定从二程到朱熹是孔孟以来道统的真正继承人，使程朱理学成为封建正统思想和钦定的官方哲学。
理宗崇尚理学的策略对于暂时巩固他的统治地位应该说做得非常成功，理学家和理学官员完全被收买，从此以后，南宋士大夫中不仅再也没有人对他的继承问题提出指摘，而且在他死后，还给了他一个颇为体面的庙号——“理宗”。
理宗崇尚理学，将它尊奉为封建正统思想以后，对南宋末年乃至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政治和学术思想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众所周知，从两汉到隋唐的儒学，自北宋中期起，出现了新的情况，主要表现为汉唐学者专事经学笺注的传统遭到废弃，对以贞观年间（627-649）钦定的《五经正义》为代表的经学旧说产生怀疑，群儒奋起，开创了以己意解经的新学问，产生了带有两宋鲜明时代特征的新儒学——包括各种儒家学派在内的宋学。由于当时的统治者并没有专注一派，表现在科举的经义考试中，“许引用古今诸儒之论及己见”，于是各个学派互争雄长，士人的思想相当活跃，从而推动了学术文化的繁荣和发展，对完善封建统治也不无小补。南宋前期，在大多数时候，学术思想依然活跃，在士大夫中，继承伊洛之学者有之，发明王氏之学者有之，在民族危机的刺激下，许多人谈王霸，说事功，提出了许多反映时代要求的新思想，如以吕祖谦为代表的金华学派，以陈亮为代表的永康学派，以叶适为代表的永嘉学派等宋学中生气勃勃的非主流派纷纷登场。面对宋学各派特别是事功之学的蓬勃发展，使朱熹大为震惊，他说：“今人为经义者，全不顾经文，务自立说，心粗胆大，敢为新奇诡异之论。方试官命此题，已欲其立奇说矣……遂使后生辈违背经旨，争为新奇，迎合主司之意，长浮竞薄，终将若何，可虑！可虑！”由此可以看出当时学术思想的繁荣。
可是，理学思想被尊奉为正统思想以后，就意味着它成了封建统治者的御用思想，从此以后，绝大多数理学家就失去了自己独立的人格，成了维护封建统治的御用文人，使理学中民主性的精华逐渐暗淡乃至消失。从此以后，理学家们把持了仕途要津，朱熹所撰之《四书集注》逐渐成了科举考试的标准答案，不允许士人“务自立说”，这就严重地阻碍了学术思想的发展，宋学中的其他各派因此走向衰落，理学本身也因缺乏对立面的斗争而日渐僵化和陈腐。自南宋后期以降，程朱理学历元、明、清三代近七百年，一直成为束缚人民思想的工具，虽然它也有某些值得肯定的因素，但负面影响大大超过了积极作用，今人没有必要对它加以美化。
既然理学受到朝廷重视，信奉理学成为做官入仕的必要途径，于是南宋末年的官员几乎都自认为是理学的信徒。在他们当中，固然有极少数人是孔孟之道的身体力行者，他们对人、对己、对国家基本上能够恪守孔孟教导去行事，但绝大多数人，或是口中仁义礼智，心里男盗女娼的伪君子，或是谨守程朱矩矱，热衷章句研究，拱手高谈性命，长期脱离现实生活的浑浑噩噩的腐儒。尤其是那些借理学欺世盗名之人，他们沆瀣一气，假托孔孟，鼓动如簧之舌，以攻击异己。凡治财者则被目为聚敛；凡坚持抗战立有武功的则被目为粗材；读书作文者，则被说成是玩物丧志；留心政事的官员则被视为俗吏。他们所读的书，只是朱熹编注的《四书》及语录之类，高唱的则是“修身养性”。如果考察他们的所作所为，“则言行了不相顾，卒皆不近人情之事”。他们所造成的最终结局，正如后来对亡国有切肤之痛的周密所说，“以致万事不理，丧身亡国”而后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