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尔伯特要为诺德争取讲师的资格，这是相当困难的。要做讲师，必须提交论文，由哲学院教授会全体成员进行投票。哲学院中除了自然科学家与数学家外，还有语言学家、历史学家。希尔伯特历数她的数学成就，说明她的数学天才，要求批准她为讲师。他的提议引起了争论，尤其是非数学教授的极力反对，“一个女人怎么能当讲师呢？如果让她当了讲师，那她以后就会成为教授，成为大学评议会的成员，难道能允许一个女人进入评议会吗？”还有的人提出：“当我们的士兵从战场上回到大学，发现他们将在一个女人的脚下学习，他们会怎样想！”
希尔伯特以尖锐的直截了当的方式回击道：“先生们，我不认为候选人的性别是不能让她当讲师的理由。大学评议会毕竟不是澡堂。”可能是男尊女卑歧视女性的偏见的力量太大了，希尔伯特的努力没有成功。诺德没有取得讲师资格。希尔伯特又开始另想办法，他以自己的名义开课，请诺德主讲。在哥廷根的两年时间，诺德抽象代数的研究取得了极大的成果，经希尔伯特再三提议，教授会终于授予她讲师职称，但没有工资。后来又被批准为一名“非正式的特别教授”，仍没有工资，其地位一般来说，比普通教授还低。
这位女数学家成了哥廷根数学的学术领头人。她所主持的代数讨论班云集了一大批才华横溢的青年数学家。如在代数学史中常见到的名字：范德·瓦尔登、阿丁、亚历山大罗夫，还有中国的曾炯之。在哥廷根的后起之秀中，她是对未来数学的发展影响最大的一位。
1932年，她应邀参加了苏黎世国际数学家大会，并在大会上作了发言。可她从来没当选为哥廷根科学会的成员。希尔伯特在一次教授会上评论说：“在过去这几年，我们到底选了几个有真才实学的人呢？”“等于零，等于零啊！”
后来，纳粹政权开始疯狂迫害犹太人，诺德被列为清洗对象。希尔伯特带头联名上书给教育部长，要求继续留用她。然而没有成功，诺德离开了祖国，去了美国，在毛尔学院和普林斯顿高级研究所任教。
在抽象代数中有诺德环，诺德整环，诺德模……爱因斯坦高度评价她——据现代权威数学家判断：“诺德女士是自妇女开始受到高等教育以来最重要的富于创造性的数学天才。”
希尔伯特以他特殊的方式，给人才、给数学以巨大的影响，使哥廷根数学之树根深叶茂。
对犹太血统清洗的最后通牒，落到了希尔伯特很多的朋友、学生身上，连希尔伯特的祖先也被审查过。
有人怀疑希尔伯特的名字不像雅利安人，希尔伯特不得不拿出前辈的自传，加以证明。
希尔伯特的助手库朗、爱米·诺德、海森堡、普朗克，都是被清洗的对象。对于希尔伯特来说，库朗不能走。库朗出生于一个不很富裕的犹太小商人家庭。从14岁起开始独立生活。他一边读中学，一边给一所女子中学学生作辅导，以此来维持生活和学习。库朗没有进过预科学校，完全靠自己的力量进入了哥廷根大学。入大学一年后，希尔伯特要从学生中挑选一名助手，帮他准备讲义，记录和整理讲稿，库朗做了希尔伯特的助手。
库朗毕业后，希尔伯特打算把他留在学校当讲师，可讲师的限额已满。于是希尔伯特想办法设立讲师资格者位置，留住了库朗。但在这个位置上工作，没有固定的薪金，薪金要从听课的学生的学费中支付。在希尔伯特指导下，库朗终于成为哥廷根大学的一名讲师。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库朗应征入伍。四年后，他结束了军队生活，返回哥廷根，重新开始他始终喜爱的数学研究，他的工作受到数学界的极大重视。
可是库朗仍然没有取得教授的职位。当蒙斯特大学的一位教授退休时，希尔伯特推荐了库朗。不到一年，希尔伯特和克莱茵又把库朗召了回来。库朗能回来，是很不容易的。希尔伯特和克莱茵想方设法，在哥廷根增加了三名数学物理教授，他们要库朗最终接替克莱茵的位置。
库朗对哥廷根立下了汗马功劳。他接替了克莱茵，负责哥廷根的行政事务。他脸形小巧，声音柔和。人们都记得“他的外表显得如何平淡无奇，处事如何优柔寡断。他又如何用几乎听不见的声音发牢骚，最终却能博得所有与他共事的人的欢心和尊敬”。
库朗接替了克莱茵，第一个改革措施，就是向文化部长提出申请，要求设置哥廷根大学数学研究所。他的申请终于被批准了。
库朗为新的研究所装备了一架早期的电动计算机。库朗有时将计算机借给学校使用，交换的条件是：在报纸公布迅速增长系数c（t）数值前几小时，把这个情报透露给他。通过这种简单的办法，库朗大大提高了数学研究所预算资金的实际购买力，而得到的额外收入，绝大部分被用来填补战争所造成的阅览室藏书的严重空缺。阅览室是哥廷根数学活动的中心。哥廷根的数学活动围绕着库朗、爱米·诺德、兰道展开了，库朗出色地担负起哥廷根数学建设的行政事务，把哥廷根数学推向鼎盛。
希特勒上台后，哥廷根的学术研究受到严重破坏。库朗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为德国作战，立过功，受过伤。但因为他的犹太血统，使他不能免遭厄运。
希尔伯特听到那么多朋友要被“强迫休假”，这是清洗的代名词，心情烦乱到了极点。他要库朗去控告，“你为什么不去控告政府？”“为什么不去国家法院？”“这么干是非法的！”
希尔伯特老了，他已经不能敏锐地观察和理解德国目前的无法制状态。旧有的观念还根深蒂固，他身上还保留着强烈的忠实于法律的普鲁士信念。
人们还存有希望，也许会有例外。希尔伯特、海森堡、普朗克等28位著名科学家联名向政府请愿，挽留库朗等人。一封有关挽留诺德的信也交给了部长。在这些科学家中，希尔伯特的名字写在最前面，但无济于事了。
库朗不得不离开祖国。库朗在美国建立了美国第一个应用数学研究所——库朗数学应用研究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库朗研究所共完成194项军事科研项目，为反法西斯战争作出了卓越贡献。
魏依尔在库朗走后负责数学研究所的领导职务，1933年的整个春天和夏天，他都在奔忙着，努力拯救哥廷根的数学，保持哥廷根的卓越科学传统。
可魏依尔本人也自身难保，他的夫人有部分犹太血统，他也不安全。在美国的许多朋友替他担忧，写来长长的信，催促他当机立断，否则太晚了。最后，爱因斯坦说服了他，魏依尔也离开了祖国。
哥廷根没有了往日的沸腾的智力生活，冷冷清清。哥廷根人如云散，几乎只剩下希尔伯特一个人了。
希尔伯特精神矍铄。他对老朋友瑞利希说道：“我曾下过决心，绝不重复听老人们讲过的一句话——过去多好、现在多糟，即使我老了，也决不说这种话。可是，现在，我必得要说了。”
希尔伯特的精神没有衰老，在困难中他总是不屈不挠。
在一次宴会上，新任命的教育部长坐在希尔伯特旁边，他向希尔伯特问道：“现在哥廷根的数学怎么样？它已经完全摆脱了犹太人的影响？”
“哥廷根的数学？”希尔伯特目光冷峻，连看也不看这位部长一眼，答道：“确实，这儿什么都没有了。”
战争，使德国和法国都失去了整整一代数学家。美国却幸运地发了无法估量的大财。几乎所有希尔伯特学派的成员和其他欧洲的科学家都永久移居到这个国家：库朗、德拜、弗朗克、冯·卡曼、兰德、冯·诺依曼、爱米·诺德、波利亚、魏依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