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本地嵌入观的提出
根据传统的FDI理论，区位特定要素对于不同厂商海外投资具有相同的影响。从“战略连接论”的角度看，某些FDI是为了强化企业的所有权优势，使企业得以升级。这蕴含了跨国投资过程中会改变来自于母国所提供的区位特定要素的依赖状态，但之后此论点在跨国投资研究领域中的发展比较有限。从经济地理学的角度来看，跨国公司如何利用既有的“所有权优势”，并透过各种战略利用，整合各地对其发展的有利资源，乃至于形塑了新的内部组织的功能性分工与整合机制，以及通过企业外部的连接关系会对既有的空间分工造成影响。这些问题在传统的“区位优势”观点中难以得到有效处理。
杨友仁和夏铸九（2005）基于上述理由，建议使用“本地嵌入（local embeddedness）”概念来取代传统的“区位优势”概念，以作为探讨跨界投资的分析性概念。他们构建了本地嵌入的四个维度：一是“商品链嵌入（commodity chain embeddedness）”，描述跨国公司本地嵌入过程中与外部全球环境的互动关系；二是“反身性嵌入（reflexive embeddedness）”，描述跨国公司投资所在地区的区位资源如何结合母国的资源而对于跨国公司以至于母国的产业体系产生影响；三是“行动者网络嵌入（actornetworkembeddedness）”，描述本地嵌入是不同的行动者空间（actor space）不断互动、调适以至于形成共同的组织性逻辑与行动规则的社会建构过程；四是“社会性制度嵌入（societal‐institutional embeddedness）”，描述地理工业化（geographicalindustrialization）的动态过程中为了“粘住”资本的流动所牵动的一系列地方性制度调整。
综合上述三种观点，如果说，“连接观”较好地指出了跨国公司与特定地方区位的关系实体在于资源连接关系的话，那么“网络观”则有助于刻画这些连接关系在空间和组织多个尺度上的网络分布形态及作用，而本地嵌入观则进一步深化了这些连接关系的丰富形态，并反过来对跨国公司和地方区位起反馈作用。
这些连接关系既包括经济性连接关系，也包括社会制度性连接关系，并且牵动了跨国公司内部网络组织形态与地方产业网络形态的变化与重组。
第四节 跨国公司－地方关系的经验研究现状
一、不同视角下的跨国公司与地方的关系
跨国公司在跨界投资中与地方发生的关系集中体现在跨国公司本地生产网络的构建与重组问题上。这一点主要被放到了三个背景下展开研究：一者，放在全球价值链的全球分工背景下，作为全球转化的跨界组织重整过程，重点关注跨国公司在跨界投资过程中与全球合作伙伴的关系治理问题；再者，在地方产业网络背景下，作为不同社会空间与组织的接轨过程，重点关注跨国公司的规模与组织方式的调整，以及由此带来的地方内部制度性力量（特别是国家组织）与跨国公司形成联盟或对抗关系；三者，聚焦于跨国公司内部跨界网络与子公司本地外部网络之间的张力问题。
（一）全球价值链下的跨国公司与地方的关系
由于位于全球价值链主导地位的往往是来自于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许多新兴或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虽然通过嵌入全球价值链而获得成长的机会，但大多仍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产业“微笑曲线”的中段和末端位置。由于处于全球价值链不同位置的厂商之间往往存在着不对等权力控制关系，因此，跨国公司进行海外投资的国际化过程中往往会受到所处的全球价值链的制约和控制，尤其对于处于非主导地位的发展中国家的跨国公司。因此，这些方面的研究大多是后进国家针对本国跨国企业展开，或者是外资吸引国家和地区针对投资本地的跨国公司展开的。当前，台湾地区学者研究往往集中于前者，而大陆学者则大多属于后者。
郑陆霖（1999）对台湾鞋厂自20世纪80年代末的海外投资行为展开研究，强调生产基地外移可以而且必须被视为国际鞋类供应／采购市场网络调整的一部分来理解。换言之，生产基地的区域移动是一个包括国际买主、成鞋制造厂、中间贸易商、材料供应商等众多厂商，在高度不确定的市场环境中多边协调的过程。文中指出了“价格中介”市场模型在解释鞋类国际市场的局限性，而认为“信任中介”和“权力”在跨界产业网络厂商协调中同样起着重要作用。同时，该文也对“社会嵌入”局限于“地方空间”的“社会学式的谬误”提出反省。
杨友仁和夏铸九（2004）以最近几年在苏州周边地区投资设厂的电子信息业台商为例，分析其在本地形成供应链的企业间交易关系的本质与组织网络的治理模式。其中，探讨了全球价值链下不对等权力运作关系对于台商在大陆建立生产网络所产生的影响。文中指出，这一波电子信息业台商的跨界投资相当程度上是由国际大厂所驱动，跨界投资的过程基本上强化了台湾代工厂商与国际品牌大厂之间的战略性合作，然而台商生产网络的跨界拓展也交织着企业组织间的权力运作，导致本地生产网络的治理模式发生改变并在苏州地区形成了空间集聚的现象。另外文中还指出，就发展中国家由全球生产网络的跨界转移所形构的新产业区而言，经济地理学所强调的厂商间具有地理接近特质的“互赖性”并不能脱离全球价值链所内含的的不对等权力关系。
龚宜君（2005）使用“核心-半边陲-边陲”的分析框架，在对到海外投资的台商进行大量的实地访谈后，提出在台商对外投资的过程中，并未在本质上改变台商企业在全球价值链或全球分工体系中的角色与位置，即台商仍是位于全球价值链中半边陲的中介位置，连接整合核心经济区与边陲经济区的资源来从事生产与制造。许多尝试过往价值链核心位置移动（例如自创品牌）的台湾企业都认识到，那是十分艰难的，失败的经验让它们更专注于深化让半边陲得以成功发展的机制。为了更深入地嵌入半边陲的位置，以阻碍更后进者的追赶，并防止厂内重要技术扩散于地方竞争者，台湾企业在利用本地人力资源时，会设计出一些防止本身的技术及生产利基被本地员工或企业学习的机制。例如，技术性生产流程的片断化，以防它们成为自己未来的竞争者。
当然，也有针对处于主导地位的跨国公司在FDI过程中受到全球价值链影响的研究。郑陆霖（1999）就对国际大型鞋业公司Nike 和Reebok 做过案例研究，这两个厂商曾经希望绕开台湾厂商这一中间环节而直接到大陆进行投资，或培育大陆本地厂商，但是最后都以失败告终。由此可见，主导厂商也并非具有绝对的控制力量，而是同样嵌入于复杂的网络多边协调之间，只是拥有优先控制力罢了。
大陆学者针对跨国公司在本地子公司与地方的关系的研究较少。童昕和王缉慈（1999）以美国硅谷、台湾新竹、广东东莞的个人计算机（PC）产业网络和区域网络为例，分析信息技术（IT）产业全球生产网络与本地产业网络的关系，着重阐述全球、本地网络中的知识流动、积累和创新，由此论述全球化背景下区域产业的发展思路。童昕和王缉慈（2003）进一步分别分析了不同全球价值链动力机制下外资企业进入东莞地区形成的产业形态。其中，香港的服装、鞋业、家具和灯饰厂商，是在购买者驱动的全球价值链下到东莞投资；而台湾的PC 厂商则主要是在生产者驱动的全球价值链下投资到东莞。
（二）地方产业网络下的跨国公司与地方的关系
在地方产业网络背景下，跨国公司会因应当地的资源和环境情况，决定当地规模与组织方式和地方生产网络的重构，以及在这个过程中与地方内部制度性力量的互动关系。上述过程表现为不同社会空间与组织的接轨过程。
徐进钰和郑陆霖（2001）曾对台湾鞋业厂商进入大陆东南沿海后的内部组织方式进行经验研究，描述了台商的分散型生产网络在大陆华南地区的社会制度与脉络下所面临的生产治理问题，包括劳工管理控制以及地方政府的干预介入。
文中认为，一方面由于大陆的劳动力相对成本较低而且充沛，厂商的规模有机会急速扩充，同时为了便于控制管理，台商不仅在生产领域依靠层级组织控制流程，并且也依靠提供宿舍等方式，监控劳动者生产；另一方面，台商也多由台湾管理层人员进行工厂管理与技术训练的工作。在这过程中，台商有的在台湾是发包网络组织，投资大陆后转化了组织形态，倾向于利用廉价劳动力进行层级组织的监控，以掌握生产流程。这一方面是由于劳动力便宜，但更重要的，在于品质控制管理上，很难在东莞当地取得合格的协力厂配合，而必须纳入厂内生产控制。而有关生产中需要较熟练技能部分（例如模具制作），仍多由厂商自台湾制造再输入大陆。
蔡渭水等（2001）以投资东莞的台湾鞋厂及配套企业为例，从特定厂商及相关供应商所形成的产业网络角度，采用案例研究方法，探讨网络成员外移后的网络发展模式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网络成员在外移大陆后所发展的区域网络有追随网络、延伸网络、重构网络与垂直整合四种模式。而影响网络发展模式的主要因素包括环境因素、产业网络因素和网络成员因素三方面。
杨友仁和夏铸九（2004）采用调查问卷和实地访谈的方式，考察了在苏州地区投资设厂的电子信息业台商所形成的本地集聚现象以及本地供应体系的交易治理结构。发现早期“台湾接单，大陆生产”的分工模式已经有所转变，苏南地区已经成为重要的量产基地，并且大部分零部件采购已经在本地完成。但另一方面，台商通过群体外移在苏南地区形成的电子信息产业集聚网络相对比较封闭，尽管规模不断在增加，但与本地企业的产业联系仍不高。同时发现，大苏州地区系统生产商与其供应商之间的交易治理结构交织着信任关系、协力合作、股份合作、阶层控制与市场竞争等多种模式。
也有其他学者从跨国公司与地方的制度环境关系角度来探讨两者间的关系。其中，有学者对东道国地方制度对于台商的跨界治理形态转变的原因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不同的观点。郑陆霖（1999）认为台商在东莞利用与乡镇企业合资的名义进行“真外资，假OEM”的投资行为，目的在于建立台商与大陆社会制度之间的“去嵌入化”（de‐embeddedness），以阻止大陆地方政府的寻租行为对厂商内部经营管理的干预。相对地，邢幼田（1996）则认为台商与大陆的地方官僚之间的文化与语言的接近性有利于台商建构本地的智力形态，有效地解决了产业转移所带来的经营管理上的张力。另外，有学者则从外资与地方制度创新与变迁关系角度展开分析。柏兰芝和潘毅（2003）以投资江苏昆山地区的台商与地方政府的互动为研究对象，讨论台资参与大陆地方制度创新的过程。杨友仁和夏铸九（2005）则通过重构的“本地嵌入”概念来解析台商在大东莞地区投资形成的电子信息产业聚落与地方制度的相互嵌入关系，认为大东莞地区已从台商的外销飞地逐渐转化为内销的桥头堡，台商电子信息业跨界生产网络在大东莞地区呈现了“再嵌入”的现象。然而过去有利于出口贸易的若干地方性制度却成为转型的制度瓶颈，产生“制度磁滞”现象。
王缉慈，罗家德和童昕（2003）在对PC（个人电脑）产业的台商在大陆集聚的两个主要区域——东莞和苏州进行实地调查的基础上，对比分析了两地台商PC产业群在采购和人才的本地化程度的差异，指出差异的根源在于台商能否建立与当地融合的人脉网络；同时当地是否有规范的政府行为和良好的劳动力素质，也直接影响到当地产业网络的形成，从而影响到区域的竞争力。东莞在采购和人才本地化方面的薄弱，以及政府行为的不规范，构成了其经济持续发展的障碍，使得台商的兴趣外移；苏州在采购和人才本地化方面较强，以及政府行为相对规范，成为吸引PC 制造业台商落地生根的重要原因。
（三）内部生产网络下的跨国公司与地方的关系
有学者针对跨国公司内部母子公司之间关系进行研究，从这个角度可以反映出子公司在投资地的发展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