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俊甫（2001）在其论文中提到两个研究。一个是Rasiah（1996），他从子公司内部所经营的功能活动的角度展开分析。该文以马来西亚电子业为例，探讨了跨国子公司的技术创新活动。作者将创新活动区分为产品创新、流程创新和渐进创新三大类。其中前两者较为正式且偏于厂内的创新途径，而后者则包括了正式与非正式的创新活动，同时也扩展及不同厂商间的学习。调查结果发现，大部分厂商还是透过企业本身力量或母国的国家创新体系（NIS）进行创新，但也不乏少数和本地厂商合作创新的案例。另一个研究是Ariffin &； Bell（1999），他从母子公司的创新互动关系进行研究。该文作者于1994-1996年间在马来西亚的槟城及巴生港两地，访谈了25家大型欧、美、日及中国台湾跨国电子厂商的海外子公司。
传统文献大多认为跨国企业在发展中国家的子公司，技术势必依赖于母公司，产品层次也较低阶，但作者的观察却有不同发现。作者认为发展中国家的创新基础设施不足，主要创新途径是透过跨国公司母子公司的连接关系，海外子公司在创新层次上不断跃升后，有明显的外溢扩散效果，但是其范围只限于集团内部而非真正落实于投资当地。在集团内，子公司通过技术、设备、人员的流动来支持母公司或其他据点，技术层次上甚至是凌驾于母公司（例如摩托罗拉的CT2全球研发中心即设在槟城）；至于在当地，则是从部分流程外包提升到完整产品外包给当地。有些厂商则展开与其他企业的战略联盟，如台商英业达和日商东芝。另外，尽管海外子公司许多资源还需依赖母公司，但在当地和其他外商接触也是学习的主要动力，至于当地公共部门的支持体系，台商一般很少与之接触。
Nachum &； Keeble（2000）以伦敦传媒业为案例，通过对位于产业集群中的跨国公司分支机构和本地企业的对比，研究了跨国公司内部网络对于分支机构与本地企业联系的影响，结论是：①跨国公司内部网络与集群网络存在一定的替代关系，其替代程度取决于跨国公司子公司中间投入品的性质。如果中间投放品为标准化、常规的产品，运输成本不高，则由其母公司提供，子公司主要从跨国公司内部获得资源，与本地企业联系不强；若中间投入品是非标准化的，运输成本较高，则由本地企业提供，子公司主要依赖集群网络进行生产，与本地企业联系较强。②子公司从跨国公司内部网络获得的知识不能完全替代从集群网络中获得的知识，尤其是与集群企业进行合作所需的专门知识。为获得这种特殊知识，跨国公司就必须进入集群，并尽量使其子公司融入本地经济。③跨国公司内部网络对集群网络的替代作用还要受合作性质的影响。以规避风险、资源共享为目的的正式合作通常在跨国公司内部完成，用以激发灵感和创造力的非正式合作通常由集群内的子公司与本地企业合作完成。④进入集群有助于隐性知识的流动和对集群行为的模仿，从而使集群内外资企业与本地企业的差别通常小于集群外的外资企业与本地企业的差别。⑤当集群是供给驱动时，跨国公司子公司与消费者的联系对集群嵌入性影响很小。⑥ 跨国公司内外知识源泉的均衡取决于知识的性质，对于编码化、标准化的知识，子公司通常在跨国公司内部获得；对非编码化、非标准化的知识，则主要通过与本地企业的交流、合作获得。
⑦ 跨国公司内外部知识的均衡也随其地方联系和嵌入程度的变化而变化，与本地企业联系多、嵌入性强的分公司，常从跨国公司外部获得知识。
李文秀和赵浩兴（2004）则将跨国公司子公司面临的网络分为内部网络和外部网络，根据对外部网络嵌入程度和内部网络嵌入程度两个维度构建出子公司的四种网络嵌入模式，并考察其与子公司的战略角色的匹配关系。在此框架下，提出了子公司网络嵌入模式的一般演变过程，以及不同网络嵌入模式对总部控制的影响，最后以案例进行了验证。结论表明：①尽管案例分析结论与理论假设有出入，但是至少可得出本地嵌入模式会随时间而演变。②外部嵌入与总部控制存在相关关系，随着子公司外部嵌入的加深，总部控制对其的影响变小。这主要是因为随着子公司与外部网络伙伴的关系日渐密切，总部需要赋予子公司更大的自主权；同时，由于总部远离子公司的外部网络，它对子公司的影响会受到来自子公司外部网络伙伴的影响因素而抵消。该文关于嵌入模式的演变过程这一研究角度的提出值得关注，这也是当前缺乏关注的地方。
上述关于跨国公司与地方关系的三方面经验研究在不同程度上涉及了跨国公司在投资中的内部组织形态与当地外部网络形态，而对于跨国公司与地方的具体嵌入方式与过程的问题，则并未成为直接研究对象。但上述研究再次从经验上佐证了上两节从“全球本地化观”和跨国公司理论得到的启示，即本地嵌入的跨国公司同时位于跨国公司跨界内部网络、外部全球价值链和本地经济社会制度环境的多重张力之中的，这三方面因素综合影响了跨国公司的本地嵌入行为和过程。但不足的是，现有研究基本上是从某一个角度或方面来探讨对（本地）嵌入性的影响，至今缺乏综合性的研究。三种力量如何接轨，采取何种形式，如何调节与规范，为何在特定地点形成特定的接轨方式，以及这将对特定经济体系产生何种影响等等问题都有待深入研究。这也是本研究试图从事的补充性工作之一。
二、跨国公司的本地嵌入
在现有关于跨国公司本地嵌入的有限研究中，以下几个领域的相关文献具有参考意义。
在主流经济学视角下的区域研究文献中，过去大多是把本地嵌入当作跨国公司活动的本地化程度。Quince &； Whittaker（2002）在研究不同本地嵌入程度对企业的市场结构、创新活动、成长和全球导向几方面的比较影响时，采用了两个指标来衡量“本地嵌入”：劳动力的本地化率、劳动力本地化率与全国平均水平相对比率。该文衡量的是经济关系的地理空间分布形态，衡量指标过于简单。
Leeuwen，Eveline &； Nijkamp（2004）在研究中小企业本地嵌入与地方发展关系一文中，本地嵌入关注的是连接关系的地理空间分布，使用企业在某地方进行采购、销售以及所雇用的劳动力所占比例的加权平均值作为衡量指标，构建出不同地理范围的本地嵌入指标。Chen，Chen &； Ku（2004）对台湾企业在对外投资过程中的地方连接的建立行为进行实证研究。文中除了考虑活动的本地化程度，也考虑本地连接关系的强度，并且较为系统地衡量了各种本地连接关系类型。
其中，连接类型包括了研发活动、采购活动、销售活动、劳动力雇用、融资活动、外包活动等方面。
另一派国际商务管理领域的学者主要是从经济角度来研究跨国公司与本地的连接关系的强度与结构及其与企业组织管理和行为绩效的关系。这部分以Andersson 等学者为代表，主要采用问卷调查的主观测量方式进行研究。
Andersson（1996）在以瑞典对外投资的跨国公司的78家子公司为样本对总部控制与子公司关系的实证研究中，把子公司的嵌入分为内部嵌入和外部嵌入（其中外部嵌入相当于本地嵌入）。实证表明：外部嵌入性越高，母公司的控制度越低；内部嵌入性越低，母公司的控制度越高。子公司的外部嵌入性越高，外部组织对子公司行为的影响作用越大；同时，母公司对子公司的控制也影响了子公司的行为。这两股力量综合影响了子公司的战略，并且这两股力量之间存在竞争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