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出于种种原因，并非每个跨国公司都会自动选择本地嵌入。跨国公司本地嵌入受到多方利益主体博弈的影响，其过程必然会产生各种目标冲突问题。要解开这些目标冲突问题，寻求可能的解决办法，需要把本地嵌入行为置于多尺度中去求解。
当前对影响跨国公司本地嵌入的因素仍不太了解，存在不少争议，缺乏系统、深入的探讨。各地区为了吸引更多的外资，在优惠政策上相互攀比。显然，由此在内外资企业之间形成一个不公平的外部竞争环境，同时也造成国家利益的大量流失。即使现实中有些地区提供了不少优惠政策，但跨国公司的本地嵌入程度往往非常有限。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政府，在其制定外资政策的过程中，必须对外商投资的行为决策及其主要影响因素有一个全面客观深入的了解。本书并非试图关注所有的影响因素，而是回应当前“跨国公司与地方”研究的三大主要理论视角（跨国公司理论、全球价值链理论和产业集群理论），试图从三者的整合视角，抓住影响本地嵌入的重要因素和关键主体，深入剖析跨国公司本地嵌入在多方主体互动博弈下的动力机制、演进模式与过程行为，从动态和过程角度中寻求本地嵌入过程中跨国公司与地方关系冲突问题可能的有效“均衡解”。
如果说第三章是关于本地嵌入内涵层面的动态研究，那么本章则是外在层面的动态研究，关注的是在各种外部因素与多方博弈主体作用下的跨国公司本地嵌入动态演进过程机制。
第一节 本地嵌入的形成与发展：一个整合分析框架
从企业-地方的关系内涵可知，“企业-产业网络-地方”三元概念框架的提出，试图通过产业网络这一中介变量来协调全球-本地视角和本地-全球视角两派理论的分歧与不足。全球-本地视角理论（以全球价值链理论为例）赋予全球产业动态和跨国公司在接轨当地企业和产业网络中的特殊地位，但是，这个理论视角较少将重心放在地方社会的制度与产业网络的讨论上。本地-全球视角理论（以产业集群理论为例）主要关注区域本地网络的重要性。然而，有关发展中国家的产业集群发展经验表明，产业集群内企业同外部发生联系的方式对于整个产业集群乃至当地经济发展有着深刻的意义。外部联系的重要性以及到目前为止对这些联系有限的关注，经常在研究发展中国家产业集群的文献中被提及，但是要从理论上整合内部联系和外部联系，仍有待努力。同时，我们注意到，在传统跨国公司理论中，子公司往往被仅仅看做是全球与本地的一个连接点，其角色是静态的、被动的，但事实上，从跨国公司的相关理论中可以发现，随着组织管理的扁平化趋势以及海外经营范围的日益扩大，跨国公司逐渐被视为一个网络式组织。在全球化布局和控制的进程中，不同子公司在跨国公司网络体系中的地位和角色是不一样的，而且其能力也存在差异。在跨国公司内部，不同地位和角色的子公司与当地的关系会出现很大的差异，也表现出不同程度的本地嵌入性。因此，本书纳入“跨国公司子公司”这一主动性角色。纳入子公司这一要素，除了回应当前跨国公司理论的网络观与连接观外，也成为全球-本地视角和本地-全球视角彼此沟通的一个有益着力点。
事实上，跨国公司的组织本质和地方内涵都是多尺度、跨越地理空间的。以经济地理学为代表的“社会制度取向”，单依靠关注本地因素来审视跨国公司的本地嵌入行为是有所不足的。跨国公司子公司自身也处于跨国公司的内部网络中，母公司的整体战略部署、子公司与母公司（以及与其他子公司）之间相互依赖和竞争的关系都会影响到跨国公司的本地嵌入行为。再者，同时考虑跨国公司子公司及该地域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与角色，才能更完整掌握全球产业分工日益深化下跨国资本流动与区域发展的路径。因此，可以说，跨国公司本地嵌入行为是跨国公司内部网络、本地区位环境和全球化三方张力的合力结果。而对应的三股博弈力量则是母子公司关系互动，全球价值链上下游企业间的权力关系，以及本地区位力量与跨国公司的博弈关系。三者综合影响了跨国公司本地嵌入的形成与发展。因此，必须将跨国公司本地嵌入行为置于三者之中，综合考察其影响及演进机制。
第二节 本地嵌入的影响因素
一、本地区位因素的影响分析
（一）区位因素的整合分析
在日益经济自由化、全球化的趋势下，生产的地理集中以及FDI投资区位的空间集聚现象引起了学术界广泛的关注。在经济领域进行激烈竞争的主角已不仅仅停留在企业与企业之间，而且扩展到国与国、地区与地区之间。传统国际贸易理论、FDI理论和经济地理理论等有关区位的相关理论已经难以解释当今这种现象。为了解释这种空间集聚及其优势现象，传统理论被不断修正，新的理论观点不断被提出，区位因素的内涵得到了重新的认识和重视。
1.新国际贸易理论 与新古典经济学中的报酬不变和完全竞争传统假设不一样，以克鲁格曼为代表的新国际贸易理论将其市场模型建立在报酬递增和不完全竞争的假设之上（Krugman & Venables，1995；Fujita et al ．，1999）。他们将报酬递增、运输成本和生产要素流动三者来共同解释区域、城市与国际经济领域的区位现象。克鲁格曼指出报酬递增和需求外部性是地理集聚的重要解释因素。他们在强调实践中存在的规模经济、外部经济、不完全竞争、空间集聚等的同时，也重视地理学所重视的区域、区位、距离等因素，以此解释国家与区域经济发展的竞争优势。克鲁德曼把本地化产业的形成归结为三个原因：①专业化劳动力集中。相近产业在地理上的集中可以形成一个地方专业劳动力库，这个劳动力库的存在对于企业和工人都有益处。②辅助工业集聚。能给上下游企业提供辅助性投入品或服务。③技术信息外溢。集群有助于知识和思想的迅速外溢（王缉慈，2001）。
2.外部性观点 网络作为超越市场和层级式组织之外的第三种组织形式，为企业在区位选择上出现的集聚现象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解释。集聚经济是网络外部性在经济发展中的一种表现。许多学者认为，网络外部性有助于促进信息流动，生产分工和技术扩散（Capello & Nijkamp，1996；Cornish，1997）。这些外部性对于增强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的创新和竞争优势尤为重要。Storper（1997）和Scott（1998）认为，地方发展与地方或区域范围内的关系资产网络和地理接近显着相关，因此地方化经常与经济生活存在特定的相互依赖关系。外部性主要源于特定区域内企业与相关机构基于接近而发生的相互作用所导致的信息分享与知识溢出。在外部性观点看来，供应商和客户等相关机构的地理接近是一个重要的区位条件。
3.专业化观点 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Piore 和Sable（1984）等一些学者提出了“第二次产业分界线”（second industrial divide）的概念。这个分界线意味着生产组织方式发生了某种根本性变革，即从福特制向后福特制生产方式转变。与“大而全”的福特生产方式不同，后福特生产的两个基本特征是：柔性专业化和中小企业的集群网络化。报酬递增理论认为专业化存在的内在优势会带来两个国家——即使是相似的国家之间——发生贸易往来关系。Young（1928，p ．539）也指出劳动分工和产业专业化的不断演进是报酬递增得以实现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部分。柔性专业化的出现是全球化和全球范围内劳动分工深化的直接结果。大量企业在同一地理空间的分工合作往往表现为产业集群现象，如第三意大利。
4.产业环境观点 新产业区理论试图结合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体系性变化与生产组织的发展动力来分析产业集聚的现象。该理论是从最早马歇尔的产业区理论发展起来的。马歇尔在分析英国19世纪出现的一些产业集聚现象时提出，根本原因是外部规模经济的获得。然而，外部经济不能完全解释集聚的优势，马歇尔进一步把工业生产的地理集聚而形成的特殊的两个地域层面特征来解释集聚经济：一个是地方生产系统内部成员彼此间的了解和信任，另一个是产业环境（industrial milieu）。后来，一批意大利经济学家（Piore & Sabel，1984）在马歇尔的产业区基础上，把重点从小企业的集聚转移到更广泛的社区和相互联系的企业间融合上来，从而加强了这个概念的非经济方面的（社会、制度、文化等）与区域（社会尺度和地域尺度）的因素（阿什海姆，1999）。因此，也被称为新产业区理论。其中，最主要的论点是经济交易的活动与社会生活的网络间有着相互嵌入关系。这样的社会经济关系使企业之间有着互相学习与竞争合作的基础，也使得产业区企业作为一个集体具有优势，而这优势也嵌入于特定地点，因此，具有本地化优势。
5.学习区域与创新系统观点 传统对于区域经济发展的解释，限于地理接近性和组织网络两个因素，但是在弹性专业化的全球产业发展趋势下，单纯拥有这两个条件并不能确保区域竞争力。竞争力的源泉来自开放体系下的持续学习与创新。而学习区域关注的是区域动态学习的产生机制。至于该机制的产生，学习区域观偏向“制度”观点，包括大学、研究机构、企业、管理干部、政府的投入与其互动关系（Florida，1995）。从中衍生出的知识类型，往往具有隐性知识的特质，同时是嵌入在特定的社会文化之中。这个推论过程也广泛应用在解释和强调知识创造与学习的潮流下，区域成为一个关键的要素。
创新系统理论尝试以系统观点来把握影响创新的结构和制度因素的共同演化规律。国家创新系统指出技术创新和传播需要大量相关部门和制度的支持，在创新和学习中除了正式的机构和制度外，各种非正式的文化、习惯等也影响着知识的积累和传承过程（王缉慈，2001）。马歇尔在他早期的着作中就提到了“创新氛围（innovative milieu）”的概念（Marshall，1920）。创新氛围可以促进信息交流（正式或非正式）和区域内合作。从创新的制度环境出发，创新系统理论对于创新集群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Lundvall，1992；Nelson，1993）。创新集群往往有助于增强企业的前向与后向联系，或者创造“集体效率”（Schmitz，1995）。
学习区域观点和创新系统观点强调了两个共同的区位要素：一是企业之间以及与不同机构之间的联系，二是制度因素成为促进区域学习与创新的重要因素。
6.制度观点 制度的内涵很广。如果把制度的内涵看作一个谱系，处于一端是诺斯（North，1990）提出的被广泛引用的定义，即一个社会的游戏规则，这些规则对于政治、经济、社会行为形成正式和非正式的约束。另一端则是如组织实体、程序性工具和一些管制框架等具体的组织和规章。制度范式从社会嵌入的观点解释了经济活动的集聚现象（Taylor & Leonard，2003）。一些关键概念，如“制度厚实（institutional thickness）”（Amin & Thrift，1994）、“制度能力（institutional capability）”（Phelps & Tewdwr‐Jones，1998）开始出现在地理研究文献中，用来解释企业的形成和区域发展（Zeng，2005）。
综合上述各种视角，区位因素的内涵得到很大的拓展。一些学者也尝试从不同角度对区位因素进行解构分类（郑京淑，2004；Zeng，2005）。本书在借鉴上述学者观点的基础上，把区位因素归纳为三种基本类型：地理性因素、制度性因素和创新性因素。
（二）区位因素与本地嵌入
1.地理性因素的影响
地理性因素具有相对容易模仿和复制的特点。当前，由于全球范围内地区间的竞争越来越激励，对于一部分地区来说，短时间内建立起一些地理性因素条件还是有可能的。因此，许多学者纷纷提出，仅仅依靠地理性因素难以给地区带来持续的竞争优势。建立在地理性因素的区域竞争也容易导致“囚徒困局”的恶性竞争。这些观点无疑没有错误。但是，现实中，制度性因素和创新性因素并非每个地方都事先具备；而且，这两种因素一般不可能在一朝一夕间培养起来，它们需要历史积累。因此，对许多地方来说，地理性因素仍然充当着地区竞争的基本要素。再者，地理性因素尽管不是创造持续竞争优势的充分条件，但往往却是必要条件。如果基本的地理性因素条件也不具备，那么其他区位因素优势是难以发挥出来的。因此，对于地方当局，既不能仅仅关注地理性因素条件的建设，也不能仅仅从制度、学习等单方面着眼，而忽视基本的公共或准公共性要素建设。这些要素包括基础设施、劳动力储备、资金市场等等，这些都成为跨国公司投资区位选择以及长期根留发展的基本考虑因素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