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需要引起注意的是，一部分研究表明，一些实施“集群式”发展战略的地区，随着FDI的大量进入，会给当地的公共环境和房地产市场带来过大压力，导致交通拥挤、商用房和居住房价格过高、劳动力市场紧张等问题（Martin& Sunley，2003）。这些问题反过来会妨碍新FDI的进入和现有FDI的扩大再生产。因此，不良的公共设施基础条件成为影响跨国公司本地嵌入性的一个负面因素，表现出“拥挤效应”或“负外部性”。有关新加坡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典型例子（Sassen，1991；Mugerauer，2000；Yeung et al ．，2001）。新加坡当地经济迅速发展导致了房地产市场价格的迅速上升，这无形中会增加企业的经营成本和人们的生活质量，这些反过来抑制了企业的进一步投资。这显然对于追求低成本的跨国公司会产生消极影响。即使是对于高科技活动或先进服务业来说，过高的生活成本也会显着阻碍知识性员工的到来。国内除了存在与新加坡同样的问题外，还有另外一种现象，即劳动力非本地来源问题。在珠三角一些城市，大部分产业工人都是来自于其他省市，户口不在本地。据笔者实地访谈，这些外来产业工人流动性很大，有的工作几年就转到其他城市或区域去了，有的则工作几年到了婚嫁年龄回到故乡结婚置业（特别是对于女性产业工人）。因此，当地难以形成稳定的产业工人队伍。外资企业必须花费时间与资源去雇佣和重新培训新员工，这在一定程度上耽搁了企业能力的发展和提升。这对当地许多外资企业的升级无疑是不利的。这也是当地被称为“外资飞地”的一个重要原因。
2.创新性因素的影响
创新性区位要素更多表现为一种动态性要素。从区域竞争和产业外移的角度，Storper & walker（1989）也表达了支持性观点。他曾经将区域竞争能力区分为弱竞争（weak competition）和强竞争（strong competition）两类：强竞争是指区域本身的资源因素就是竞争力的来源，这些资源因而难以被取代，例如生产力、技术、知识、信任与合作网络；弱竞争则是指资源因素取决于外在条件，例如土地、劳工、原料、生产流程等。不同商品的资源因素的限制性并不相同，某些商品的资源因素可以在各地便宜地取得，但是某些商品并非如此。因此各产业中的关键资源要素成为决定产业外移程度的关键因素之一。若该产业关键资源要素就是区域本身中的资源，则本地嵌入的程度就高。在这些产业关键资源要素中，Storper & walker 特别强调了作为区域性资产的信任、合作关系，以及生产力、技术及知识水平。
总的来说，一方面，当地不同的资源禀赋影响了跨国公司对本地嵌入的程度和范围；另一方面，从学习观来看，不同的区位特定要素具有不同的特性，一些是显性资源，一些是隐性资源。不同资源的转移性和可获得性是不一样的。有些资源的获取更需要跨国企业与本地建立更多的联系，而且需要与本地其他行动者建立更多基于信任等的社会网络关系。
特别的是，当本地产业网络呈现出产业集群的特征时，往往会对跨国公司的本地嵌入性产生更为深刻的影响。产业集群中，在产业链上游，相同或相关产业内的企业由于地理集中，能提高专用设备的效率，发展专业市场和降低管理费用。Enright（1995）通过案例研究证实区域集中有助于协调供应商、生产者和分销商的关系。他分析了集群中MNC 子公司在搜集信息、利用本地销售网络和学习能力的优势。当地辅助产业和分销系统的发展实现了“零库存”（Doeringer& Terkla，1996）。此外，生产分包能平衡季节变化和调节工作量（Rabellotti，1995）。在产业链下游，产业集群连接着各地的消费者，他们向企业提供各种信息，促使企业改善产品，赶超世界潮流。Porter（1990）特别强调国内需求因素在促进嵌入性方面的重要性。国内市场的地理和文化传统相近，有助于相互间的交流。通过本地购买者的流动以及国内外的文化交流，国内需求最终将发展为国际性需求。在同一生产环节的企业地理上接近，既能增加相互竞争，也迫使企业合作（Enright，1990）。一方面，群内企业与分散企业相比往往表现出更高的合作关系。他们共同投资于科研、培训、基本建设及市场营销；另一方面，同类企业在各自特色产品的开发、销售和售后服务等方面开展竞争（Boekhoh & Thufiaux，1999）。竞争与合作共存的局面显然既有利于增强产业群竞争力，也促进嵌入性的加强（赵蓓，2004a）。部分学者则从全球化的角度分析了集群对MNC的影响，认为定位于集群有助于MNC 获得更多的收益。如邓宁（Dunning，1998）认为投资于特定资产的集聚区有助于MNC 资产增值，Birkinshaw &Hood（1998）认为定位于集群内的MNC 分公司比定位于集群外的MNC 分公司更具嵌入性、外向性和高附加值倾向。产业集群环境下基于地理接近的“弹性分工”带来的高效率，以及“集聚经济”、“竞争效应”和“学习效应”等外部经济性都成为跨国公司选择进入产业集群，并嵌入其中的重要拉动力。跨国公司可以在本地找到更多合格的供应商，通过与当地网络成员建立紧密的互动关系可以获取更多的本地资源。这也说明了当地是否存在基于产业集群的创新性环境对跨国公司的本地嵌入性产生主要影响。
3.制度性因素的影响
从嵌入性角度来看，组织性行动者在特定的地理空间作用过程中，是处在一定的社会制度背景下的。跨国公司本地嵌入应该是个过程，是不同的行动者空间（actor‐space）不断互动，调适以至于形成共同的组织性逻辑与行动规则的社会建构过程。例如经济地理学界所提出的“产业区理论”即强调产业区当中由社会关系所形构的信任机制有助于竞争力的发展，生产网络不但是一种社会性的建构，其经济交易活动也嵌入在人际关系网络中，并且经济关系与社会关系会相互强化，如果能够兼具地域性的信任与协力机制和对外的开放性连接，除了能够发挥既有的弹性生产优势之外，还能够促进整体生产网络的动态调整。Dunning（1995，1997）在后来对于“折中典范”的修正中也认识到社会网络的作用，以及减低交易成本与协调成本的社会性因素（如人际网络、社会文化等）对于顺.海外投资的影响。
网络化运作必须有社会、文化与政治制度等机制的支持。Storper（1997）也指出所有的生产体系都会面临不确定性的问题，解决这些不确定性而能够进入集体行动的方式是透过“惯例”的制度机制。“惯例”是相对应于这些不确定性关系的参与者之间被视为理所当然、不言而喻的规则、文化与社会性机制。具有地域特殊性的“惯例”往往有助于形成区域的关系性资产。这样的关系性资产如何再生产，在新的发展情境下如何因应变局，做出调整而不至于陷入路径依赖关系的锁死（lock‐in）是至关重要的（Grabher，1993）。这也对于特定地方行动者或者地方能动性（local proactive）的能力提出了要求（杨友仁和夏铸九，2005）。因此，跨国公司为了适应当地经营环境，必然会受到当地特定的社会、文化、政治和制度的影响，并作出相应调整。在这个过程中，社会性嵌入也产生了。因此，地方社会制度环境不同，跨国公司的嵌入方式和程度也不一样。
但是，现有关于本地制度对外资本地嵌入的影响在实证文献中仍存在争论。
从制度观点着眼，本地制度有助于跨国公司进一步本地嵌入（Martin，2000）。
一般认为，本地机构，如区域发展组织或大学，可以通过协助跨国公司本地子公司提升和发展起内部能力从而增强子公司的本地嵌入性（Young & Hood，1994；Peck & Burdis，1996；Phelps et al ．，1998）。
然而，尽管鼓励企业与地方机构之间的关系已经成为大多数人的共识，但一些有关英国的实证研究显示地方制度支持对于个别企业嵌入性影响很小（MacKinnon & Phelps，2001；Phelps et al ．，2003）。相反，企业内部因素以及一些非本地因素更有可能影响到企业投资和再投资行为。如Phelps & Fuller（2000）就指出，跨国公司整体上的战略决策与子公司本地嵌入性的相关性往往比区位条件更大。White（2003）关于爱尔兰的案例研究也支持非本地因素会显着影响跨国公司的本地嵌入性。他在研究结论中指出，如果存在本地优势的话，那么这些优势更大程度上是一般资产，如劳动力的整体技能水平，或税收政策，而不是如地理学所经常强调的独特资产或隐性知识。White 的研究支持了地理性因素的观点。
二、跨国公司内部因素的影响分析
企业本地嵌入性不仅受到本地区位因素的影响，而且还受到跨国公司内部母子公司关系和子公司的地位角色等非本地因素的影响。根据“战略连接论”和“网络观”，FDI不仅仅只是为了在海外拓展所有权优势，运用自身资源在海外市场获利，同时也是为了连接不同地区的资源，增加全球竞争力。这些资源既包括跨国公司母国内经营所缺的，也包括在海外经营所需要的。跨国公司基于自身不同的资源优势，以及被投资地的区位资源优势，根据企业的战略部署，选择与当地建立不同的连接关系。因此，首先，跨国公司的战略动机、资源优势以及进入模式（相当于内部化模式①）三个因素主要反映的是跨国公司整体战略布局的这里，“内部化”指的就是“直接投资”的国际化方式。但内部化方式也有不同具体表现形式，如通过独资、合资等不同形式。
结果。再者，从子公司演化观而言，子公司的角色与地位更是构成了对本地嵌入的重要动态影响因素。
（一）战略动机
不同的企业在考虑是否进行对外投资时，往往因为自身不同的组织能力与不同的外在冲击，会着眼于不同的投资因素。依据企业希望依靠对外投资行为，来获取何种可以降低营运成本、增强竞争优势或增加企业利润的因素，邓宁曾经把FDI分为四种类型：寻求原始资源型、寻找市场型、寻求特有资产型和寻求效率型。不同FDI类型反映了跨国企业出于不同动机或战略目标而采取与当地建立相应的本地连接关系。其中，“寻求原始资源型”、“寻求特有资产型”、“寻求效率型”表现为不同资源类型的连接关系。按照资源的战略性不同（即资源越是隐性，越容易给企业带来竞争优势，使企业处于越有利的战略地位），其中包括：
非战略性连接关系，如非知识性劳动力连接关系、天然资源和非核心原材料等筹供连接关系，边缘性非外包连接关系等；战略性连接关系，如知识性劳动力连接关系、核心原材料筹供连接关系、核心外包连接关系、研发创新连接活动等。由于不同资源的获取难度和方式不一样，因此在当地建立不同的资源连接关系，会形成不同的经济嵌入类型和强度。一般情况下，寻求原始资源型的本地经济嵌入往往属于非战略性连接关系；而对于“寻求特有资产型”，本地经济嵌入往往属于战略性连接关系。对于“寻找市场型”，跨国公司在当地建立的经济嵌入表现为与本地的市场活动连接关系。一般来说，东道国市场指向型的子公司通常比出口指向型企业更多地在当地采购。因为出口指向型生产对成本和质量的要求严格得多，特别是那些作为国际生产体系，一部分的外国子公司更多地依赖于公开的全球采购政策，很少能够自由选择供应商（郑京淑，2004）。当然，部分跨国公司也可以与本地建立资金连接关系等。可见，跨国企业寻找的资源（知识）连接战略影响本地嵌入的方式和程度。
具体来说，根据资源特有性特征，可以把跨国公司的资源连接战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对基础性资源的连接，这包括获取当地较低劳动成本、廉价的水电与土地资源，以及利用便利的交通运输区位等资源。基础性资源通常是大众性资源，跨国公司往往在其他地方同样可以找到，因此并非区位特有的资源。第二类是对战略性资源的连接，这包括利用当地完善的产业配套环境、专业技术人才，国际化程度以及大陆市场等等。战略性资源并非自然禀赋，相反需要一个地区通过较长时间的培育与适应而积累起来的，因此此类资源通常是区位特有的。
要获取战略性资源，企业一般需要亲身位于本地。第三类是对知识性资源的连接，包括获取当地产品技术知识、生产技术诀窍、市场经验与知识，以及当地管理技能等等。知识性资源是企业特有的，难以模仿的。跨国公司只有通过与当地外部企业与机构互动学习才能获取此类资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