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浙江杭州与广东东莞的分析
前面第三、四、五三章对跨国公司本地嵌入过程的内在路径与外在机制进行了深入的理论和案例分析。本章将在此基础上，运用调查问卷方法，以我国现阶段情况为背景，进行进一步的实证检验。考虑到我国现阶段，外商投资的历史时间仍有限，正处于不断上升发展的阶段，总体上跨国公司处于本地嵌入的形成与发展期。因此，本部分实证研究着重针对本地嵌入的内在路径与外在影响机制展开。由于不同来源国和投资地、不同全球价值链特征、不同投资类型、不同内部控制系统和组织结构的跨国公司在进行本地嵌入时所考虑的因素不尽相同，因此，深入研究投资中国的跨国公司本地嵌入的行为机理及其影响因素，并揭示其内在的一般规律性，将可以为当前阶段中国外资促进政策的制定提供科学依据。
第一节 研究背景
本书选择浙江杭州和广东东莞为研究对象的地方代表，主要有以下几点考虑：第一，由于本书理论分析框架中的本地区位因素是一个区域层面上的变量，因此，选择两个及以上地区进行对比分析，是实证方法论的内在要求。但由于研究者在时间、精力和能力上的限制，只选择在两个地方采样。第二，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杭州和东莞代表了我国不同的两种典型区域经济模式，即内源主导型经济与外源主导型经济。这一点较好地回应了前文第四章的相关理论分析。
首先有必要对东莞与杭州两地情况做一些对比性介绍。广东省东莞市地处珠江三角洲，是一个从农业县崛起的新兴工业城市。改革开放以来，东莞从自身实际出发，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外向型经济发展道路，目前已成为一个国际性加工制造业基地。东莞是典型的依赖大量外资企业投资进入而形成的外源主导型经济。浙江素来民营经济发达，具备较好的本土经济产业基础。作为浙江第六章 跨国公司本地嵌入的内在路径与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163省会城市，杭州具有悠久的历史、浓厚的人文环境以及良好的人居环境；另外在教育科研机构、人才储备等方面都具有比东莞更为优良的条件。近年来，杭州也大力实施招商引资的经济发展战略，但与东莞不同的是，杭州及其附近地区已经具备一定的本土经济基础。当前，本地资本仍然是制造业产业的主角之一。
关于两地的外商投资情况对比。东莞招商引资的起始时间早于杭州，而且引资规模也大于杭州。从历年的外商实际投资额及增长率来看，整体上两地都呈现持续增长的趋势，而且增幅越来越平稳，这种趋势相信仍会持续下去。
第二节 研究假设
一、本地嵌入的内在路径假设
根据第三章关于本地嵌入的概念框架分析，＝、跨国公司本地嵌入的内在主路径表现为从实体要素到效应要素的演进。随着时间的推进，实体要素会衍生出效应要素特征。
由此，可以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H1：实体要素通过推动效应要素的形成从而推动本地嵌入的演进。
H11：实体要素会显着影响信任的形成。
H111：地理嵌入会显着影响信任的形成。
H112：关系嵌入会显着影响信任的形成。
H113：结构嵌入会显着影响信任的形成。
H114：成员嵌入会显着影响信任的形成。
H12：实体要素会显着影响网络文化的形成。
H121：地理嵌入会显着影响网络文化的形成。
H122：关系嵌入会显着影响网络文化的形成。
H123：结构嵌入会显着影响网络文化的形成。
H124：成员嵌入会显着影响网络文化的形成。
H13：实体要素会显着影响信息共享的形成。
H131：地理嵌入会显着影响信息共享的形成。
H132：关系嵌入会显着影响信息共享的形成。
H133：结构嵌入会显着影响信息共享的形成。
H134：成员嵌入会显着影响信息共享的形成。
H14：实体要素会显着影响网络主控权的形成。
H141：地理嵌入会显着影响网络主控权的形成。
H142：关系嵌入会显着影响网络主控权的形成。
H143：结构嵌入会显着影响网络主控权的形成。
H144：成员嵌入会显着影响网络主控权的形成。
二、本地嵌入的影响因素假设
根据第四章的分析，可以就跨国公司内部因素、全球价值链因素和本地区位因素与跨国公司本地嵌入的关系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一）跨国公司内部因素与本地嵌入的关系假设
本书根据跨国公司的资源获取特征，把跨国公司的战略动机分为三类：基础性资源连接、战略性资源连接和知识性资源连接（详细阐述见本书第四章第二节）。以企业规模衡量所有权优势，以投资方式代表内部化模式。
H2：跨国公司内部因素会显着影响本地嵌入的演进。
H21：不同资源获取战略对本地嵌入会产生显着影响。
H211：基础性资源对实体要素会产生显着影响。
H212：基础性资源对效应要素会产生显着影响。
H213：战略性资源对实体要素会产生显着影响。
H214：战略性资源对效应要素会产生显着影响。
H215：知识性资源对实体要素会产生显着影响。
H216：知识性资源对效应要素会产生显着影响。
H22：不同规模实力的跨国公司子公司，其本地嵌入有显着差异。
H221：不同规模实力的跨国公司子公司，其实体要素有显着差异。
H222：不同规模实力的跨国公司子公司，其效应要素有显着差异。
H23：跨国公司的不同进入模式对本地嵌入会产生显着影响。
H231：跨国公司的不同进入模式对实体要素会产生显着影响。
H232：跨国公司的不同进入模式对效应要素会产生显着影响。
H24：子公司的自主权程度与范围对跨国公司本地嵌入会产生显着影响。
H241：子公司的自主权程度与范围对跨国公司实体要素会产生显着影响。
H242：子公司的自主权程度与范围对跨国公司效应要素会产生显着影响。
H25：子公司的价值活动范围对本地嵌入会产生显着影响。
H251：子公司的价值活动范围对实体要素会产生显着影响。
H252：子公司的价值活动范围对效应要素会产生显着影响。
H26：内部往来关系密切程度对本地嵌入会产生显着影响。
H261：内部往来关系密切程度对实体要素会产生显着影响。
H262：内部往来关系密切程度对效应要素会产生显着影响。
（二）全球价值链因素与本地嵌入的关系假设
我们主要从跨国公司所处的全球价值链的类型与位置来衡量全球价值链因素。价值链类型分为生产者驱动型和购买者驱动型两种。至于价值链位置，由于要直接衡量比较困难，因此我们主要衡量子公司是否具有自有品牌、是否进行自主研发，因为这两方面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全球价值链的环节位置特征。根据全球价值链理论，生产者驱动型的价值链中，拥有自有品牌的厂商往往具有较大的掌控权和谈判能力；在购买者驱动型的价值链中，拥有自主研发技术的厂商往往具有较大的掌控权和谈判能力。上述两个因素共同影响了本地结网行为与效应。
H3：全球价值链因素会显着影响跨国公司本地嵌入的演进。
H31：位于不同类型全球价值链对本地嵌入会产生显着影响。
H311：位于不同类型全球价值链对实体要素会产生显着影响。
H312：位于不同类型全球价值链对效应要素会产生显着影响。
H32：子公司是否具有自有品牌对本地嵌入会产生显着影响。
H321：子公司是否具有自有品牌对实体要素会产生显着影响。
H322：子公司是否具有自有品牌会对效应要素产生显着影响。
H33：子公司是否进行自主研发活动对本地嵌入会产生显着影响。
H331：子公司是否进行自主研发活动对实体要素会产生显着影响。
H332：子公司是否进行自主研发活动对效应要素会产生显着影响。
（三）本地区位因素与本地嵌入的关系假说
本书把本地区位因素分为两类：一类是区域层面的区位环境因素；另一类是企业层面的区位环境因素。前者分为地理性因素、创新性因素和制度性因素三种因素；后者指企业的本地竞争经营环境，尤其是本地产业环境的动态不确定性。
H4：各种类型的本地区位因素对跨国公司本地嵌入会产生影响。
H41：地理性区位因素对本地嵌入会产生显着影响。
H411：地理性区位因素对实体要素会产生显着影响。
H412：地理性区位因素对效应要素会产生显着影响。
H42：创新性区位因素对本地嵌入会产生显着影响。
H421：创新性区位因素对实体要素会产生显着影响。
H422：创新性区位因素对效应要素会产生显着影响。
H43：制度性区位因素对本地嵌入会产生显着影响。
H431：制度性区位因素对实体要素会产生显着影响。
H432：制度性区位因素对效应要素会产生显着影响。
H44：本地竞争性环境对本地嵌入会产生显着影响。
H441：本地竞争性环境对实体要素会产生显着影响。
H442：本地竞争性环境对效应要素会产生显着影响。
（四）控制变量因素与本地嵌入的关系假说
根据已有文献，投资地、母国（本书中由于将港台企业划为外资企业，故改称为“来源地”）和经营时间是影响跨国公司本地嵌入的常见因素，本书中将之作为控制变量。
H5：投资地不同对本地嵌入会产生显着影响。
H51：投资地不同对实体要素会产生显着影响。
H52：投资地不同对效应要素会产生显着影响。
H6：来源地不同对本地嵌入会产生显着影响。
H61：来源地不同对实体要素会产生显着影响。
H62：来源地不同对效应要素会产生显着影响。
H7：经营时间越长，本地嵌入程度越深。
H71：经营时间越长，实体要素程度越深。
H72：经营时间越长，效应要素程度越深。
第三节 研究方法
一、变量选择与测量
为了通过实证了解跨国公司本地嵌入过程中的内在路径以及影响因素，结合对国内外相关理论研究的已有成果，本研究设计了相关调查量表。
问卷的设计是根据国内外相关文献研究总结提炼，并参考了国内外一些较为成功的问卷调查设计而成，主要涉及本地嵌入的组成要素（实体要素与效应要素）和影响因素两个方面的问项。由于问卷中的问题大多无法直接用数量来确定其相互关系，故采用了5分法进行半定量的等级打分，请受调查者根据自己的理解认识情况对每一描述打分（1＝极不符合，5＝完全符合）。
（一）被解释变量的选取与测量
从第一章有关嵌入的概念讨论可知，当前关于嵌入的定义比较混乱，不可避免地，关于“嵌入”的衡量也出现许多分歧。当前对于本地嵌入衡量的研究现状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概念操作化层面的分歧：一些把本地嵌入界定为商业网络关系（Phelps et al ．，2003），即经济连接关系；一些把本地嵌入界定为社会网络关系（White，2003），即社会连接关系。而且，经济连接关系的进一步维度划分也出现分歧，如业务嵌入、技术嵌入（Andersson，1996）。还有一些按照不同连接关系类型进行划分（Chen，Chen &； Ku，2004）。（2）在量化指标层面的分歧：一部分采取的是基于活动的衡量方法，即以某种功能活动类型关系为研究对象；另一部分则采用基于行为者的衡量方法，即针对与某个网络成员的关系为研究对象。
导致当前关于本地嵌入衡量指标的混乱的原因，除了概念内涵混乱本身所致外，还由于现有文献对于嵌入性的特征和作用机制比较混乱所致。比如，谢洪明，蓝海林（2003）一文就把“嵌入关系”的特征和作用机制不加区分地统一界定为“信任、信息交流、协商解决问题和文化”。邬爱其（2004）一文中，关系嵌入指标使用的是“特征指标”（关系类型、关系强度、关系持久度），结构嵌入指标使用的是“特征指标”（网络位置、网络范围、网络位差）。王淑玟（2003）一文中关系嵌入指标同时使用“特征指标”（亲密、承诺、互相依赖等）和“作用机制因素”（信任、良好的沟通、私人友谊、共同问题的解决等），结构嵌入指标使用“作用机制因素”（组织控制程度）和“影响因素指标”（环境不确定性、资产专用性、任务复杂性）。
当然，导致上述分歧，还可能与各自研究目的、研究焦点不同有关。
在本研究中，根据前文第三章关于跨国公司本地嵌入的概念建构，借鉴上述已有文献，我们从实体要素与效应要素两个方面对“本地嵌入”进行衡量。作为被解释变量，本地嵌入的实体要素从四个分析维度（地理嵌入、关系嵌入、结构嵌入与成员嵌入）进行衡量，每个分析维度进一步采用多个指标进行衡量；效应要素从信任、网络文化、信息共享与网络主控权四个方面进行衡量。其中，实体要素在内在路经与影响因素两部分实证研究中分别起着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的角色。作为解释变量，每个维度下的子指标独立成为变量；作为被解释变量，考虑到简洁起见，将通过因素提取进行指标浓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