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网络外移对地方产业网络的影响效应
跨国公司网络外移对于地方产业网络的影响，一直都存在“产业空洞化”与“产业升级”，或“正效应”与“负效应”的争论。持“产业空洞化”／“负效应”观点的认为，跨国公司外移不仅会导致当地产业网络中的资源，特别是技术资源、客户及知识的网络外溢、流失，而且也可能导致整个产业网络的衰败。持“产业升级”／“正效应”观点的认为，跨国公司外移也可能促使本地产业网络形态的变迁。
跨国公司的外移可以为本地产业网络内其他企业留下更多的发展空间，外移的企业在产业网络中所占据的位置可能会被产业网络内其他企业替代，这就为其他企业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机会。产业网络内部不断进行动态调整，从而保持了产业网络的活力，形成激励中小企业成长的氛围（王晓娟，2006）。笔者认为，跨国公司的外移对地方产业网络的影响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网络权力依赖性、外移模式和地方产业网络组织的发展程度。
（一）高网络权力型外移对地方产业网络的影响
拥有高网络权力的跨国公司，通常是在地方产业网络处于中心地位的核心厂商之一。在它周围形成一个庞大的协力合作网络。这些网络成员对该跨国公司具有很高的依赖性。该跨国公司起着网络联系的支配性作用，是产业网络联系的关键节点，是沟通本地网络成员与外部全球价值链的重要桥梁。这种情况下，即使采取单独外移（即前文的“重建网络”模式）而不是群体外移，也较为容易导致原有生产网络的断裂。如果该跨国公司的生产网络在当地产业网络中占据了很大的份额，更是如此。
（二）低网络权力型外移对地方产业网络的影响
拥有低网络权力的跨国公司，如果双方的互赖程度很高，一般较少外移。在互赖程度较低的情况下，往往其他网络成员无论在技术来源还是市场供应方面，都有多种选择机会。一个例子就是前文所描述的上海大众的一些零部件供应商，经过与上海大众的多年合作，通过不断学习，本地汽车零部件供应企业的技术能力已经大大提高，它们开始自己开拓国内其他汽车整车生产企业客户，甚至打开了海外市场。在这种情况下，即使上海大众离开，也不至于对当地汽车产业网络产生致命性打击。
（三）群体式外移对地方产业网络的影响
跨国公司采取群体式外移无疑会大大影响当地产业网络。这种情况往往多出现于高网络权力型的跨国公司。它们外移时，依赖于它的网络成员无论自愿或非自愿都容易追随其一起外移。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成员嵌入程度低的跨国公司，有的是以前投资本地就是以群体外移方式，有的则是以相同国籍的企业为主要网络成员。这种情况往往会出现再度群体外移。比如，曾投资东南亚的台湾企业在转投资中国大陆时就出现过群体外移的情况。如果当地产业网络的规模和多元性有限的话，群体式外移很容易导致当地产业网络的空洞化。
（四）在地升级对地方产业网络的影响
面对着当地区位成本的不断上升和当地市场竞争日益激烈，有的跨国公司并没有选择退出，相反它们会选择增加当地子公司的再投资和加大产品与生产流程的创新研发力度，实施在地升级策略。原来低端的产品要么采取退出策略，要么外移到其他地方，而在当地保留高端的生产经营活动。这种策略下，往往会带动整个生产网络的升级，也会通过外溢效应而对当地整个产业网络产生积极影响。事实上，在地升级策略意味着跨国公司实施进一步的本地嵌入。
第三节 本章小结及讨论
一、研究结论
本章分析了“本地嵌入失效”与“本地嵌入消退”（即“网络外移”）两个问题，得出了以下结论：
导致本地嵌入失效的常见原因，既有全球化的外部因素，如全球价值链的不平衡治理关系；也有本地区位建设滞后因素，如中介机构建设落后和社会关系非本地化的双重困境、内外资企业隔离的制度障碍；还有地方历史和时间有限的相关因素，如商业规范与惯例的差异、制度厚实的缺失。这些原因的产生有可能是本地嵌入演进中多方互动博弈的失败，也可能是某一博弈方（尤其是当地政府）的政策忽略或错位所致。由于上述原因，本地嵌入也表现出过程阶段性的失效特征，包括本地不结网、网络封闭与网络学习效应差。
由于跨国公司的战略重定位、区位集聚不经济、区域间竞争等原因，跨国公司往往会产生网络外移压力。当外部情况从无外移压力转变为有外移压力的时候，跨国公司的决策思考基点往往从“长期合作”转变为“短期生存”。在这个转变下，相应会带来两个转变：一个是关键主体和主导力量的转变。在有外移压力的情况下，关键主体表现为跨国公司和本地企业，主导力量也表现为跨国公司与本地企业的互动博弈。二是社会资本和网络权力角色与作用的转变，在有外移压力情况下，网络权力起着决定性角色，而社会资本起着缓冲性角色。社会资本与网络权力在不同的情境因素（一是新投资地的产业环境；二是网络成员目标的一致性）下，影响了跨国公司网络外移决策模式选择。不同的网络外移模式也会对地方产业网络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不同情境下的不同决策思考模式，再次说明了应该从动态发展的角度来考察跨国公司的本地嵌入的周期阶段，针对不同阶段遇到的突出问题采取针对性措施，没有“万灵药”。
二、进一步讨论
从上述研究结论，可以回应理论和实践上的一些争论。
（一）关于制度作用的争论
在第四章有关本地区位因素对本地嵌入的影响分析就已经提到，尽管创新系统观点和制度观点都支持了制度的作用，但在实证经验方面，对制度的“正负面效应”或“有效／无效”的争论仍然存在。根据本章的分析，事实上对于制度对本地嵌入的影响，应该避免“是与否”的简单结论。而应该以一个动态演化的角度来看待制度。制度的动态性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曾经起着积极作用的制度，但由于路径依赖的原因，可能会成为未来的阻碍因素，即制度锁定。第二，本地嵌入过程中的不同阶段，面临不同外部情境，都需要相对应的制度。其中，前者强调了制度持续创新的必要性，后者则强调了制度必须考虑个别的不同因素，并且注意本地嵌入的动态过程性，避免“制度照搬”的做法。从动态演化的角度来看，未来研究与其停留在验证制度是否产生影响之上，倒不如进一步深入研究跨国公司在本地嵌入过程的不同阶段和不同外部条件下，本地制度与跨国公司之间的互动匹配和交互影响问题。因此，需要从一个动态发展的视野去看待制度，超前或滞后都可能失效。过去执行良好的制度必须随着环境改变作修正，理想的政策应该是能与社会现实相匹配。在区域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更需要不断的制度创新。在一个快速变动的发展过程中，如何应因外部环境的变动作出制度安排和调整成为影响地方发展的关键。
（二）关于外移必然性的争论
关于“是否外移”问题，理论界一直都存在外移是否具有“必然性”的争论。
小岛清（Kojima）的边际产业论与“雁行模型”、弗农（Vernon）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以及当前的全球价值链（全球商品链）理论都倾向于强调全球化力量的主导性，认为在全球化力量主导下，个体企业战略在区域网络瓦解或交织的过程中处于被动角色，地方角色的作用也是有限的。也就是说，在一个生产全球化的过程中，随着生产节点的扩张，不断纳入新的地区、新的企业，而原本在全球价值链中占有某位置的企业及地方，其角色也在不断地变动。单从这个角度来看，容易陷入产业外移的“必然性”思维（连崇智，2002）。而最近快速兴起的产业集群理论则一定程度上挑战了这种必然性观点。该理论认为基于产业集群所产生的地方性优势有可能抵消外移压力，而在高区位成本的地区仍保持着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地方产业。
根据本章论述，从对企业网络外移决策起决定性作用的网络权力来说，影响网络权力的因素很大程度上是本地企业的技术水平和本地产业发展水平。这些因素都是客观存在的。对等互赖情况下的跨国公司往往外移的可能性相对较小，或难度较大。另外，从社会资本对于本地嵌入的效应机理来看，社会资本如果能抵消区位条件的降低，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产业外移，甚至可以支持在地升级。其中后者正是来自发达国家学者对创新性产业集群的研究结论。从这个角度来看，如一些学者所言（连崇智，2002；Scott，1998；Storper，1997），产业确实有生产要素决定性高低的差异性存在，所以产业的发展历程并非必然与产业外移的趋势挂上等号。由此看来，在跨国公司网络外移问题上，一方面，我们不应该过于悲观，原因在于的确存在某些地方因素可以抵消，至少可以影响外移的必然性规律，其中网络权力和社会资本就是两个重要的地方性因素；但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过于乐观，原因在于对等的网络权力关系以及地方性社会资本的形成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实现的，要做到真子的对等有一定难度。
但本章的分析在某种程度上揭示了跨国公司网络外移的决策机理，给问题解决指出某种方向。
（三）有关产业空洞化与产业升级的争论
关于“如何外移”问题，理论界也一直存在“产业空洞化”还是“产业升级”之争。从本章分析可以看出，跨国公司外移不能与产业空洞化画上等号。换一个说法，意味着跨国公司外移可能导致产业空洞化，也可能产生产业升级。跨国公司的外移对地方产业网络的影响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网络权力依赖性、外移模式和地方产业网络组织的发展程度。而这些因素同样与某些客观的地方性因素密切相关。因此，与其把企业外移与“产业空洞化”或“在地升级”简单附上肯定的答案，倒不如将焦点超越本地嵌入的表象——网络关系形态，而深入到本地嵌入关系的本质——网络权力与社会资本。由此，更能理解为何同样是有网络基础的产业，其中一些能持续在地成长、升级，另一些却无法抗拒低成本的诱惑而外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