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释变量的进入采用逐步进入法（stepwise）。为了消除多重共线性和异方差等问题，还对容忍度（Tol ．）、方差膨胀因素（VIF）、杜宾－沃特森（D-W）进行了检验。检验结果显示，在四个回归方程中Tol ．、VIF 值都比较理想，基本可以拒绝多重共线性问题。在信息共享和网络主控权的回归方程中D-W值都在（2，3）区间内，其余有关信任和网络文化的两个回归方程D-W 值都接近2，所以同样基本上可以拒绝异方差问题。从F 值来看，都通过0．01水平的显着性检验，表明该模型整体模拟效果较好。从R2和调整后的R2值来看，基本具有一定的解释力。这一方面表明了内在路径的存在性，另一方面也说明效应要素的形成还需要其他外部条件因素。
从检验结果中可以得出如下研究结论：
首先，关于地理嵌入的作用路径。地理嵌入对信任和信息共享有显着影响，而对网络文化与网络主控权没有显着影响。其中，跨国公司在生产技术问题的咨询对象的本地化程度越高，越有利于信息相互交流与沟通。原因在于生产技术问题往往比较繁琐和经常，因此经常性面对面的交流有利于提高双方信息交流的效率。但是，与零部件供应商的连接关系的本地化程度与信任则呈显着负相关。这一点与假设不一致，反映了信任的形成有着更复杂的影响机制。另外，地理嵌入作用在整体上的不显着，一个可能的解释是，地理接近对于隐性知识的传递与学习的作用较为明显，但对于处于低端的生产加工型活动，其作用是有限的，可能只停留在地理距离所带来的运输成本降低而已，而对于效应要素的促进作用帮助不大。
其次，关于关系嵌入的作用路径。在本地嵌入的四个分析维度中，关系嵌入的作用较为明显，除了网络文化外，关系嵌入显着正面影响了信任、信息共享与网络主控权。其中，与本地供应商的关系越密切，越有利于促进信任、信息共享和网络主动权三者的形成。对于前两者比较容易理解，至于供应商关系与网络主控权的关系，可能是由于跨国公司一般在技术、管理等方面水平一般较供应商（尤其是本地供应商）较高，与供应商保持越紧密的关系，越容易形成供应商的专用性依赖，从而提高作为客户的跨国公司对供应商的网络控制权。与本地科研院校的关系越密切，越有利于信任关系的形成，原因可能在于科研院校的合作主要是技术与知识层面的交流合作，这种合作关系的维护更需要彼此之间信任关系的建立。与政府机构的关系有利于促进信息共享，原因在于地方性政府机构往往是地方性政策的重要信息来源及其政策博弈对象，与政府机构保持良好关系有利于信息的获取与流通。与同行企业的关系越密切，越有利于信息共享和网络主控权的形成。同行企业间联系程度往往被认为是一个地方产业网络是否完善和活动的重要指标，原因在于同行企业间关系越密切，代表网络的整体性较高、规模较大，这无疑有利于信息的交流与传递。但关系嵌入描述的主要是网络中一对一成员之间的关系，因此，对于网络整体层面的网络文化影响可能有限，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关系嵌入对网络文化的影响不显着的统计结果。
再次，关于结构嵌入的作用路径。结构嵌入显着影响了网络文化和网络主控权。具体而言，与本地科研机构的合作关系越多，越有利于网络文化的形成。
网络文化的形成不可能仅靠单独几个企业就能形成，尤其是基于地方融合的网络文化，其他两个指标没有影响。因此，足够的网络密度和规模起码是形成网络文化的前提条件。另外，与本地科研机构的合作关系对网络主控权有显着影响。
原因可能在于通过与科研院校的合作提高自身技术能力，从而相对于其他网络成员来说，处于更有利的谈判控制地位。另外，从结构嵌入与信任和信息共享的不显着关系来看，整体网络的规模大小并不是一对一层面效应要素形成的必要条件，至少不存在直接影响关系。
然后，关于成员嵌入的作用路径。成员嵌入同时显着影响了各项效应要素的形成。其中，维持与原有合作伙伴关系对于各项效应要素都产生显着正影响，而只有与其他国家外资企业的合作比例正面影响了网络文化。这无疑验证了前文一个观点，即对于跨国公司来说，成员嵌入程度的加深未必会带来益处。这里的统计结论说明了维持原有合作成员关系反而更有益。与其他国家外资企业的合作比例正面影响了网络文化，这是可以理解，特别是对于基于地方文化融合的网络文化，网络成员的开放性很重要，而与其他国家外资企业的合作也代表了某种形式的网络开放性。
最后，有关控制变量的影响。其中，投资来源地，来自日韩的跨国公司不利于信任的形成，而欧美则有助于信息共享。前者，现有相关研究一般认为日韩企业往往是建立紧密合作关系网络，但本研究得出了相反的结论，一种解释是投资海外后的日韩企业一定程度上会改变其生产网络模式。至于欧美有助于信息共享的结论，则再次验证其他学者关于欧美跨国公司网络较为开放，较愿意培育本地企业的研究结论。独自投资方式与网络主控权存在负相关关系，企业规模与网络文化存在正相关关系。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本地嵌入效应要素的形成与跨国公司的经营时间长短没有显着相关性。至少说明目前杭州和东莞地区的跨国公司的本地嵌入仍没有出现随着时间推移而不断演进的自发机制。
综上所述，可以验证前文有关跨国公司本地嵌入并非自动性行为的基本观点，同时也表明，本地嵌入效应要素的形成，除了内在路径外，还需要其他条件的配合。
四、本地嵌入影响因素的统计结果分析
本节重点分析和检验前面章节理论分析所提出的跨国公司内部因素、全球价值链因素和本地区位因素对本地嵌入效应要素和实体要素的形成与发展的影响。
（一）效应要素的影响因素统计结果分析
为了进一步明确和识别出有助于优化跨国公司本地嵌入四个效应要素的外在因素，这里将采取多元线性回归模型进行解释。为了保证模型的科学性，我们在回归分析时对变量进入采取逐步回归法，形成下面四个回归方程。为了保证模型本身的质量，我们对Tol ．、VIF、D-W 进行了检验。检验结果显示，四个回归模型中，Tol ．、VIF 都比较理想，每个D-W值都接近于2，所以基本上排除了多重共线性和异方差问题的干扰。从F 值、R2和调整后的R2可以看出，考虑到本地嵌入影响因素的复杂性①，可以认为该模型具有较好的解释力。
效应因素影响因素的统计结果可以看出：
第一，对信任和网络文化这两个社会资本变量的影响因素中，起着主要作用的是本地区位因素，大部分区位因素对其都产生显着影响。相对来说，跨国公司内部因素中则只有内部往来关系和价值链活动范围产生正面显着影响，而全球价值链因素没有显着影响。
第二，本地区位因素仍然对信息共享和网络主控权这两个网络权力的变量产生重要影响。跨国公司内部因素中，价值链活动范围对网络文化和网络主控权有显着正影响，战略自主权和内部往来关系显着正面影响了信息共享，而采购自主权则显着影响了网络主控权。所有全球价值链因素都没有显着影响。
综上所述，结合上一小节有关本地嵌入内在路径的统计结果，可以看出，本地嵌入效应要素的形成与发展，尤其是社会资本要素（信任和网络文化）的优化，与当地包括基础性因素、创新性因素和制度性因素密切相关。而且，除了上述整体准公共面的区位因素外，培育一个良性的竞争性环境同样非常重要，这包括维持当地市场适当的技术和产品竞争、公平开放的营商环境等。另外，跨国公司内部因素产生显着影响的指标尽管不多，但是价值链活动范围和内部往来关系对于四个效应要素的影响作用较为显着。
（二）实体要素的影响因素统计结果分析
本节重点考察本地嵌入实体要素的影响因素。为了简练起见，我们对每个分析维度进行了进一步概括。通过因素分析地理嵌入、关系嵌入和结构嵌入都分别可以被归成两个因素（上下游与非上下游）。而成员嵌入，由于每个问项都有重要的具体意义，故仍然保持四个因素。本节仍然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要探索实体要素的影响因素，解释变量的进入采取逐步进入法。共形成10个回归模型。这里先对所有回归模型的质量进行整体性说明。每个模型的Tol．VIF都比较满意；同样D-W都接近于2。因此，每个回归模型的多重共线性和异方差问题基本上可以忽略。另外，从F值、R2和调整后的R2可以看出，该模型具有较好的解释力。下面，将针对每个分析维度展开结果分析。
具体来说：①获取战略性资源的战略动机显着正面影响了非上下游地理嵌入。因为战略性资源通常是区位特有的，要获取战略性资源，企业往往需要亲身位于本地。另外与知识性资源属于企业特有不同，战略性资源通常是属于区域层面的，特别是沉淀于非企业机构中，需要与当地其他企业机构建立适当的互动关系才更有利于其获取。②对于在当地市场具有高营销自主权，对跨国公司的上下游地理嵌入和非上下游地理嵌入都具有显着正面影响。
这说明了在当地从事市场活动的确有利于本地结网。这与其他大多数已有文献认为开拓当地市场的投资活动有利于跨国公司根留发展的研究结论是一致的。
③要关注的是，企业规模与上下游和非上下游地理嵌入都是显着负相关。这验证了第四章所论述的，中小企业有着更为强烈的本地化倾向。而规模实力大的企业可能更依赖于自身能力，而较少借助于本地组织机构等外部资源。另外，独资的投资方式不利于非上下游地理嵌入的形成。④投资来源地因素中，香港企业与非上下游地理嵌入显着正相关。而日韩企业则与非上下游地理嵌入显着负204跨国公司本地嵌入——理论、实证与政策选择相关。这反映了出于同文同种的缘故，香港企业更易于与当地政府和中介机构结成关系网络，而日韩则较为不愿意处理非贸易性网络关系。
从上面关系嵌入影响因素的统计结果可以看出：跨国公司内部因素仍然是主要影响因素，本地区位因素也起到了一定作用。具体分析如下。
对于跨国公司内部因素与关系嵌入的关系：①获取知识性资源的投资动机与非上下游关系嵌入显着正相关。原因是知识性资源大多属于企业层面的隐性知识，通过基于地理接近的交流与学习渠道更有效。②研发自主权显着正面影响了非上下游关系嵌入，理由跟知识性资源相似。营销自主权显着正面影响上下游关系嵌入，原因跟对地理嵌入的影响一样。③人事自主权负面影响上下游关系嵌入，则暂时难以解释。独资投资方式也对上下游关系嵌入产生负面影响，说明了当前阶段，合资投资方式更有利于推动跨国公司在实体要素层面的本地嵌入。
对于本地区位因素与关系嵌入的关系：创新性因素显着正面影响了上下游和非上下游关系嵌入。理由跟战略性资源和知识性资源的投资动机相类似。这说明创新性区位条件更有利于吸引跨国公司对本地网络关系的投资。其他本地区位因素指标与关系嵌入没有显着关系。
对于投资来源地与关系嵌入的关系：台湾来源企业对非上下游关系嵌入产生显着负面影响。这似乎与台湾企业善于经营与当地政府机构关系的实地观察相悖，但由于非关系嵌入指标是一个综合概括指标，除了政府机构，还包括与科研机构、同行、同业协会的关系，而台湾企业往往与当地科研机构来往关系很少。
由此可能导致了回归系数正负号倒置。
对于跨国公司内部因素与结构嵌入的关系：①对战略性资源和知识性资源的获取动机，显着正面影响了非上下游结构嵌入。原因是本地网络关系的密度和范围越广越有利于对战略性资源和知识性资源的获取。②营销自主权和财务自主权和自主权范围三个因素显着影响了非上下游结构嵌入。这说明开拓当地市场的动机以及财务资金运用的灵活性有利于本地网络规模的拓展。③企业规模正面影响上下游结构嵌入。这容易理解，企业规模实力越大，所建立的网络规模往往也越大。联系前面企业规模与地理嵌入显着负相关的结论，可以回应当前地方大力引进大型跨国公司企业的引资措施，其好处不在于有利于网络的本地化程度，而更在于大型跨国公司倾向于建立较大规模的本地网络。再结合下面关于成员嵌入的统计结果，可以发现，企业规模与维持原有成员合作关系占比呈显着负相关关系。这也揭示了大型跨国公司在海外投资中更倾向吸纳新的网络成员。这一点对于地方发展来说，是一个积极信号，至少代表本地企业嵌入大型跨国公司生产网络的可能性空间。
对于本地区位因素与结构嵌入的关系：创新性因素显着正面影响了非上下游结构嵌入。当地创新环境的建设其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是强化了本地的非企业组织机构参与知识技术创新的功能。因此，创新性因素往往有利于促进跨国公司与当地组织机构结成更广泛的连接关系。
对于投资地与结构嵌入的关系：投资杭州显着正面影响了上下游结构嵌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