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国公司的本地嵌入问题，是一个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的研究课题，也是当前我国许多地方发展中面临的亟待解决的问题。本书凝聚了我近六年的心血与奔劳。记忆中，对于此问题的关注最早是始于六年前，即2002年。
当时，关于珠三角的“飞地型”经济、外资企业的“松脚性”的争论大量见诸于公开媒体。开始只是出于兴趣尝试阅读一些相关材料，但却发现理论界对于这个方面问题还缺乏系统深入的探讨。带着这些现象和问题，笔者进入了博士求学阶段。我逐渐意识到这个问题又是跨学科领域的研究课题，难度不小。是否选择此作为主攻方向，能否在有限时间内完成这个研究课题，我一再犹豫。可以说，在此关头如果没有我的博士生导师项保华老师支持，我可能没有勇气迈出这一步，往后项老师启迪式的思维引导和宽松的学术环境，更是我一次次冲破种种客观和主观难关的重要支撑。
课题研究过程并非一帆风顺。从研究问题焦点的确定到研究思路的展开，再到实地调研的实施都涉及大量的工作，经历许多波折。首先涉及大量的文献研究工作，笔者在随后半年多时间里大量查阅了跨国公司与地方关系、跨国公司理论、网络理论和嵌入理论等的相关文献，从主流经济学、经济地理学和管理学等多学科视角进行文献归纳和梳理，完成了多篇文献研究报告。这是十分繁琐的工作。在初步确定了理论聚焦点之后，本人深感如果缺乏对实际情况的全面深入的把握，则难以实现理论的突破和本土化，因为这是一个理论性和实践性都很强的研究课题。但是要完成这个调研工作，不仅仅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精力，而且需要客观条件支持。在各方的全力鼓励和支持下，我终于咬紧牙关，开始了长达5个多月的长三角和珠三角的实地调研历程，走访了杭州、宁波、温州、东莞、上海、深圳等地的不少政府部门、企业和个人。在实际中进一步去验证理论聚焦点在中国背景下的现状，同时修正了原来的一些初步理论推测，加深了对理论和现实问题的理解，同时也发现一些理论上的不足。这次较长时间的实地调研给了我很大的鼓励和信心，不仅因为从中获知当前许多地方政府非常关注这个问题，而且这次大规模实际调研中的收获更加证明了我当初的研究方法和态度是正确的，而且是必要的。此时我更加深刻体会到了“顶天立地”的治学态度，即科研之道（尤其是社会科学研究）首先必须建立在对当前最前沿研究动态的基础上，知道天有多“高”；与此同时，必须进行大量、深入的实地调研，立基于本土，知道地有多“深”。在这个过程中我得到了许多老师、政府和企业界人士以及许多好友的大力支持与帮助，没有他们的大力支持与帮助，我难以完成这个艰巨的实地调研工作。在这里谨向他们表示最诚挚的谢意！尤其需要特别感谢的是，东莞市委副秘书长、市委政策研究室主任温淦荣先生和多位同仁，他们为我顺利完成调研工作提供了一个不可多得的平台和很大的支持帮助。另外还有，浙江省安全厅的何臻先生及其妻子徐海洁女士、温州天开五金紧固件有限公司的张岩枢董事长，以及东莞市常平镇、长安镇和中堂镇和东莞三星的多位好友，他（她）们都在我实地调研访谈和后来的问卷调查过程中给予了大量的支持。我将谢意和敬意送给他们。
本书研究过程中同样是艰辛的。但正是有了同学们和同门师兄姐弟妹的互助互爱和放怀.谈，我的生活又是苦中有乐，充实而令人回味。今天我收获的不仅是科研成果，还有友谊和人生。
多年来，我的硕士导师景乃权老师和师母陈晓玲老师自始至终对我的学业、工作和成长倾注了大量的关怀。我衷心祝福他们和他们的女儿莱莱。有了他们，我又多了一份恩情和亲情。
把最后的感谢留给母校和我的家人。十余年来，母校浙大栽培了我，润育了我，我惟有以数倍回报国家和社会来报答母校这份恩情。爸爸、妈妈、大哥、大嫂和侄女一如既往的关心与支持，我只能用一生去答谢。
完成学业后，我毅然选择回到家乡东莞市委政策研究室从事政策研究工作，这既是希望能用自己的知识建设家乡，也是希望投身祖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在更大的社会实践中去进一步检验本书中的研究结论，去实现人生的社会价值。
最后，愿本书能让读者有所收获。
作者
二〇〇八年二月二十九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