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从研究方法上，传统的实证研究方法基本上采用“小样本案例研究”的方法，本研究除了应用上述方法外，还采用了“大样本的统计研究”的方法。本书选取了代表我国不同的两种典型区域经济模式的浙江杭州（内源型经济）和广东东莞（外源型经济）两地为样本对象进行了对比研究。
第三节 研究意义
一、理论意义
本研究在理论上的主要意义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1）对本地嵌入的概念和内涵进行了系统性和动态性的界定。这对于厘清当前相当混乱的“嵌入”概念，具有一定的贡献。并且，通过实体要素和效应要素的划分，以及实体要素分析维度和关键效应要素的界定和量化工作，为进一步研究本地嵌入的其他相关问题（本地嵌入与创新关系、本地嵌入与绩效关系等），以及不同地方和对象之间的本地嵌入的评价与对比（如不同国家或地区之间的对比，不同来源国跨国公司之间的对比，跨国公司与本地企业之间对比等）提供了重要的基础性工作。再者，关于跨国公司本地嵌入内在动态路径的界定，可以为未来对于跨国公司本地嵌入演变研究提供分析工具的借鉴。
（2）在关于多理论视角整合研究方面作了一定尝试。当前，无论在全球价值链理论，还是产业集群理论和跨国公司理论，尽管对于企业成长和区域发展都具有一定的解释力和合理性，但是同时也存在不足的地方。一些学者（Nadvi &Halder 2002；Lee & Chen，2000；Schmitz，2006）开始在探索是否存在不同理论之间进行沟通和整合的可能性，尤其是对于前两者的整合性研究。本书以关系为分析的微观基点，以及采用多主体博弈的微观视角，着眼于动态过程，为三种理论的整合提供了一个可取的切入点。
（3）关于跨国公司本地嵌入的失效和网络外移机理研究，同样是基于本书提出的整合分析框架而展开的。虽然仍属于探索性研究，但是该研究问题和研究思路的提出有望是一个良好的开端。
（4）基于整合性视角的研究结论，有利于与产业集群理论、全球价值链理论和跨国公司理论形成了有益的对话，从而在一定程度补充和推进了各相关理论的观点。具体见于第五、六章的小结与进一步讨论部分。
二、实践意义
在实践应用层面来看，本研究结果对于地方政府的政策取向和跨国公司的海外经营决策具有重要的实践指导意义。
（一）对于地方政府的实践意义
随着我国产业集群发展战略和自主创新战略的实施，如何借力于外资，通过促进跨国公司的本地嵌入来发展地方经济，本研究的结论提供了较重要的参考价值和现实指导意义。具体体现在以下几点：
第一，树立政府权变角色的观念。本研究的结论表明，不应该停留在政府“有用论”或是“无用论”的简单之争。跨国公司的本地嵌入并非是自主性和自动性行为，需要外部力量的介入，政府是可以有所为的。本地嵌入在不同阶段会表现出不同的目标冲突问题，对不同目标冲突问题的解决凸显了不同动力的主导作用。而不是简单地说，政府作用主导，还是企业作用主导。随着本地嵌入的不断演进，政府角色或作用方式也不断变化。一般来说，在后进国家，在当地产业基础环境还不完善的时候，在其他地方化力量有限的情况下，政府的政策干预（无论是强制性还是激励性政策）都是非常必要的。随着本地区位优势从地理性因素向创新性因素转变，政府的作用方式可以变为间接性手段。在具体某一阶段，政府的角色应该具体视当前所处的过程阶段以及外部多方影响因素和主导力量的具体情况而定。
第二，强调制度创新的作用。根据本研究，关于制度对本地嵌入的影响，应该避免“是与否”的简单结论，而应该以一个动态演化的角度来看待，超前或滞后都可能失效。制度的动态性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曾经起着积极作用的制度，但由于路径依赖等原因，可能会成为未来的阻碍因素，即制度锁定。二是本地嵌入过程在不同阶段，会面临不同外部情境，需要相对应的制度环境。因此，没有永远有效的制度，也要避免简单的“制度照搬”的做法。区域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更需要不断的制度创新。在一个快速变动的发展过程中，如何应因外部环境的变动作出制度安排和调整成为影响地方发展的关键。
第三，重视本地竞争性环境的建设。无论是基于问卷调查的实证结论，还是有关上海大众等案例的分析，都表明了竞争性环境对于本地嵌入的正面作用，尤其是对效应要素有着显着影响。这表明，一个公平开放、充分竞争的本地市场环境是跨国公司成长、升级和本地嵌入的重要区位因素。
第四，拓宽政策制定与决策的视野。跨国公司本地嵌入行为是一个多尺度、跨地域空间的问题，当地政府或相关部门应该放宽眼光，既要关注本地区位环境的建设，也要熟悉当今跨国公司投资与经营管理行为的现状与趋势，同时还要将问题置于本地产业所处的全球价值链的类型与动态治理关系视野中去审视。在适当的时候以适当的政策手段介入到上述三个方面的互动博弈中，也许可以大大拓宽政策空间，至少降低政策的狭隘性和短视性。
第五，关注政策的匹配性和适宜性。不同阶段出现不同的本地嵌入失效问题，不同本地嵌入要素有着不同的主导性影响因素。因此，随着不同发展阶段，要适时调整政府的政策导向和焦点，对症下药。针对“本地不结网”的失效问题，关键的博弈关系是政府与跨国公司、母公司与本地子公司。作为地方政府，甚至可以考虑采取强制性要求或直接干预手段，介入到母子公司的博弈关系中，以期吸引规模实力更大的跨国公司、吸引出于战略性和知识性资源获取动机的跨国公司、采取合资投资方式、扩大子公司的价值活动范围、增加子公司的自主权程度与范围等等。在这种情况下，仅仅依靠良好区位环境的建设，并不一定能保证跨国公司的本地结网（即实体要素的形成）。针对“网络封闭”和“网络学习效应差”（即效应要素形成滞后）的失效问题，政策重点则主要放在本地区位环境的建设和完善，包括各种类型的区位因素，尤其是创新性因素。
从具体的政策措施来看，地方政府应关注以下几点：①关注政策的动态性。
比如，从初始着眼于跨国公司的本地化到着力于本地企业的培育，从地理性区位因素的建设到创新环境的建设，从本地市场保护到市场的统一、开放与规范等等。②关注跨国公司在实体要素层面的结网行为。本研究证明了本地嵌入内在路径的存在性，即实体要素的形成有助于效应要素的形成，尽管这个路径并不十分宽阔。③关注本地企业与跨国公司关系接近性和组织接近性。与地理接近性相比，这两种接近性对于跨国公司本地嵌入更为重要。因此，应该通过各种手段鼓励彼此交流，尤其是鼓励本地企业在经营管理和理念、生产和技术标准等方面与国际接轨，缩短双方在关系和组织层面的距离。④重视“技术接近性”和“产业接近性”在招商引资策略中的重要性，而不仅仅局限于“地理接近性”。比如，根据特定规划产业进行对口引资、强调本地企业和产业在技术水平上的提升等等。
⑤不仅仅要关注子公司的本地经营成长情况，更要关注母子公司之间的博弈关系。
（二）对于跨国公司的实践意义
本研究的结论对于公司的海外经营，尤其是对于当前逐步“走出去”的中国企业应该如何嵌入当地，同样具有重要的实践指导意义。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慎重考虑要不要本地嵌入。跨国公司的本地嵌入程度并非越高越好，理由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本地嵌入并非对每个跨国公司都有好处；二是本地嵌入存在内在风险性，因为本地嵌入程度越深，意味着企业对当地的依赖性越高，无疑会对自身的空间行为产生一定约束。因此，跨国公司要不要本地嵌入需要根据自身的投资战略动机和发展需要而确定。从研究结论可知，为了获取战略性资源和知识性资源的跨国公司更愿意选择本地嵌入。由此看来，如果企业海外投资是为了获取当地的高级资源，加深本地嵌入是一个重要渠道。相对而言，以获取基础性资源为目的的海外投资，对于是否实施本地嵌入战略需要慎重斟酌。另外，当地子公司的能力成长或市场竞争需要，同样可能会提出增加本地嵌入程度的要求。
同时，企业在海外投资的决策过程中需要关注本地嵌入的“非自主性”，即所谓的“被动嵌入”现象。在某些情况下，跨国公司为了达到某项投资经营目的，不得不妥协，进行本地嵌入。在被动嵌入过程中，要重视与多方主体的博弈策略。
当然，不同国家和地区，在不同情况下，会面临来自不同的地方化压力。
我国企业在进行海外投资时，投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可能面临着不一样的本地嵌入战略。这种本地嵌入战略的差异性正是来源于投资不同地方所伴随的不同战略动机，以及可能遇到的不同本地化压力。一般来说，发展中国家或地区为了发展当地的经济和产业，往往会对外资企业施加更大的本地嵌入压力。
第二，如何进行本地嵌入。对于实施主动性本地嵌入的跨国公司来说，如果要分享本地的优势要素，本地嵌入的效应要素非常重要。根据本研究，本地嵌入实体要素发展有利于效应要素的形成。因此，跨国公司可以通过实体要素的构建来达到对当地优势要素的获取，尤其是促进成员嵌入和关系嵌入，即接纳更多的当地网络成员，并且结成更为紧密的关系。为了提高子公司的实体要素层面的本地嵌入程度，跨国公司可以采取授予子公司更高自主决策权、赋予子公司更多的功能活动任务。
对于面临被动嵌入压力的跨国公司来说，地方化强制性压力（比如一些强制性政策规定）往往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地理嵌入程度的强制规定，二是成员嵌入程度的强制规定。通常有三种应对策略：一是采取群体式的投资策略，二是采取垂直一体化的组织策略，三是在地培育或纳入新的产业网络成员。不同策略面临不同的好处和风险。前两种策略采取“绕开”政策的方式，事实上这也是跨国公司的一种自我防范本地嵌入风险的一种策略，但是面临着一定的实施难度。
第三种策略采取直接响应政策导向的方式，但面临着纳入新网络成员所可能带来的交易和生产风险。从各国实践现状来看，通常来说，当地难以在实体要素的关系嵌入和结构嵌入方面，以及效应要素方面施加强制性压力。因此，是否实施关系嵌入和结构嵌入，更大程度上取决于跨国公司的自身经营决策。
第三，如何进行生产网络外移。如何进行生产网络外移可分为是否外移和如何外移两个问题。对于“是否外移”，跨国公司除了关注国际产业转移的一般宏观性规律外，更要关注微观层面的自身拥有的社会资本和网络权力的特性。
如果子公司在当地积累的社会资本很重要而且易于跨地域转移（如基于相同国籍的网络文化），或者如果跨国公司拥有主导性的网络权力，则可以考虑通过群体式外移来缓解当地区位优势下降所带来的冲击。其他情况下，则主要在单独外移和留在当地两种方案中选择。外移模式通常有追随网络、延伸网络、重建网络、垂直整合、在地升级和保持不变六种类型。具体选择何种外移模式，跨国公司除了根据社会资本和网络权力的特性外，还依赖于新投资地的产业环境和网络成员目标的一致性而定。
第四节 研究展望
由于所研究问题的复杂性和时间限制，本研究还存在一些不足，需要在今后的研究工作中进一步地深入探讨和完善。
（1）本研究尽管尝试从“关系”这一微观基点对全球价值链理论、产业集群理论与跨国公司理论进行理论整合，但还有待进一步深入。比如，有关全球价值链因素的外延性论述方面仍不充分。其中，在全球价值链因素的影响分析中，没有把“国际厂商”纳入博弈主体的研究范畴。尽管在本书第四章第二节对国际厂商有所谈及，但论述还有待深入。另外，在实证研究中，没有设计本地企业因素这一指标，只是通过间接手段进行检验。这也可能是导致本书实证检验中，全球价值链因素整体显着性不足的一个原因。
（2）在有关跨国公司网络外移机理方面，尽管本研究在理论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工作，但由于我国在总体上跨国公司网络外移现象还不明显，加上本人精力和能力限制，因此本研究的工作主要集中于现象归纳、理论抽象和推演，仍缺乏关于跨国公司网络外移的系统性的案例和实证研究。这可以成为后续深入研究的切入点。
（3）理论上，本地嵌入的主体不仅仅限指跨国公司，还包括本地企业（尤其是集群企业）。本研究的整体理论构思是针对跨国公司展开的，如何将理论框架扩展到本地企业，并对二者展开对比性研究，将是未来非常有意义的研究课题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