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前面六章的分析和阐述，已经对跨国公司的概念内涵与内在路径、影响因素与演进机制、失效与外移机制进行了全面而系统的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
本章将对前面的研究进行总结，阐明本研究的主要结论、主要创新点、理论和实践意义，并在此基础之上，对本研究的不足进行说明，同时也指出未来的研究方向。
第一节 主要结论
跨国公司的本地嵌入问题一直是后进国家和地区十分关心的问题，很大程度上成为后进国家能否利用外资成功发展本地经济、落实追赶战略的关键。在国内外学术界，许多学者从不同理论视角对此问题展开了讨论，其中本地-全球视角、全球-本地视角和跨国公司理论视角最具有代表性。本书围绕跨国公司本地嵌入过程这一中心问题展开研究。首先，针对当前本地嵌入概念内涵的混乱，本研究以本地嵌入的构成要素为切入点，从动态视角系统界定了本地嵌入的概念内涵。在此基础上阐述了本地嵌入动态演进的内在路径。接着，基于“企业-本地产业网络-地方”三元概念框架，提出了试图整合三种理论视角（产业集群理论、全球价值链理论和跨国公司理论）的分析框架，并对跨国公司本地嵌入的形成与发展机制进行研究；然后，针对本地嵌入的失效机理和网络外移机制展开论述；最后，通过对广东东莞和浙江杭州两地外资企业的实地调研，并在此基础上选择了两地共242个外资企业进行了大样本的问卷调查，对前文有关本地嵌入的内在路径和外在影响因素的理论分析进行了检验。所得到的主要结论总结如下：
（1）跨国公司本地嵌入研究属于“企业-地方关系”范畴的问题。根据嵌入概念，即企业的经济行为会受到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的影响，同时，基于“企业-本地产业网络-地方”的企业-地方关系分析框架，可以将本地嵌入理解为跨国公司通过建立本地产业网络与地方发生各种经济社会联系。在这里“嵌入”概念既作为理论建构的理论依据，也作为研究对象。“连接关系”成为本地嵌入概念建构的微观基点。相对应地，“本地嵌入”包含四个主要的内涵特征：地理性、社会性、学习性和互动性。其中，地理性反映了子公司生产网络的地理空间形态，社会性反映了子公司生产网络融入当地社会制度文化的程度，学习性反映了本地生产网络的学习创新功能，互动性则反映了跨国公司与本地企业机构的互动互赖关系。这四种特征综合反映了跨国公司与地方之间各种经济社会连接关系的功能性特征。由此，可以在连接关系这一微观基点的基础上，以本地嵌入的构成要素为切入点，将“本地嵌入”分为实体性要素和效应性要素。实体要素由各种经济社会联系形成的关系纽带所组成，效应要素是指这些实体要素组合起来之后产生的经济社会效应。这些效应要素决定着跨国公司本地嵌入性结构的经济社会性特征。对于实体要素，可以从地理嵌入、关系嵌入、结构嵌入和成员嵌入四个维度进行分析。地理嵌入主要是从嵌入关系的空间分布角度提出，关系嵌入衡量的是本地嵌入关系的强度，结构嵌入衡量的本地嵌入关系的网络结构，而成员嵌入则是从嵌入的本地网络的开放性角度提出。
四个分析维度综合反映了跨国公司本地嵌入在实体要素层面上的表象。效应要素可以分为社会资本与网络权力两个方面。社会资本和网络权力的相互结合构成了跨国公司本地嵌入深化的核心效应要素。一方面，社会资本和网络权力是网络成员过去长期互动过程（即作为实体要素的关系纽带相互组合和作用）所形成的结果；另一方面，社会资本和网络权力反过来也影响了关系纽带的发展。社会资本和网络权力与实体要素之间的互动作用表现为本地嵌入内在动态发展的“推－拉”模式。由此，本地嵌入的内在动态路径表现为一个主路径和两个分路径。“主路径”指从实体要素到效应要素的演进，即“推－拉”模式。“分路径”，一个指实体要素的形成与发展，表现为地理嵌入、关系嵌入、结构嵌入和成员嵌入四个维度的深入；另一个指效应要素的形成与发展，表现为从制度信任到人际信任的衍生，从基于相同国籍的网络文化到基于地方文化融合的网络文化的延伸，信息共享方式从单向到双向，网络主控权从不对等依赖关系到对等依赖关系的演变。本地嵌入形成与发展的内在路径，正好界定了本地嵌入过程的动态性内涵。
（2）跨国公司本地嵌入形成与发展过程受到本地区位因素、全球价值链因素和跨国公司内部因素三方面的影响。同时，跨国公司本地嵌入过程中可能存在着多方主体的目标冲突。跨国公司本地嵌入行为明显反映出“非自动性”、“非自主性”和“复杂性”特征。因此，本地嵌入可以视为多方主体互动博弈的结果。从动态视角，综合表现为“四个博弈主体”在上述三方面情境（跨国公司内部网络、本地区位环境和全球价值链特征）的互动作用下，形成“四大演进动力”和“三大演进模式”。四个博弈主体包括跨国公司母公司、子公司、当地政府和本地企业；“四大演进动力”指跨国公司的整体战略部署，子公司的自主行为，地方政府推动、本地企业成长；“三大演进模式”则分别指跨国公司与地方政府博弈下的本地嵌入演进模式，表现为从强制性制度环境到激励性制度环境的转变，以及从地理性区位优势到创新性区位优势的转变；母子公司互动下的本地嵌入演进模式，表现为子公司成长与本地网络关系的共同演进；全球价值链下的本地嵌入演进模式，表现为宏观层面上区域在全球价值链中位置的演进和微观层面上本地企业与跨国公司的博弈均衡变化。在本地嵌入整个过程中，上述各种演进动力和演进模式，并非独立并行，相反，在本地嵌入过程的不同阶段，四大演进动力的作用力是交替和变化的。三大演进模式也并非是独立并行的，而是呈现出交替主导的组合关系。具体的主导组合关系是因应彼时彼刻所处的外部情境环境而定。
在上述演进机制下，本地嵌入在内涵层面也表现为实体要素层面和效应要素层面共同演进的过程行为。事实上，内涵层面的“连接关系”和外在层面的“多方博弈”共同构成了本地嵌入概念和行为理论建构的微观基点，同时也成为整合产业集群理论、全球价值链理论和跨国公司理论三种视角的微观基础。
（3）跨国公司本地嵌入表现为多方主体的互动博弈，博弈结果既可能出现上述“演进式”的有效“均衡解”，也可能表现为“无效解”。跨国公司本地嵌入失效同样呈现出过程阶段性特征，主要表现为本地不结网、网络封闭、网络学习效应差三种阶段类型。“本地嵌入失效”博弈结果的出现既可能是在有意识下，双方谈判实力不均的博弈结果；也可能是某些主体（尤其是本地化力量主体）无意识博弈的结果。我国跨国公司本地嵌入的失效原因通常主要表现为五种类型：第一，中介机构建设落后和社会关系非本地化的双重困境，导致合作信息传递渠道效率的低下和覆盖范围的有限。中介机构和市场建设的落后和外企与本地人的社会人际关系欠缺往往成为导致外资企业本地不结网以及网络封闭的重要因素。第二，全球价值链的不平衡治理关系，对试图嵌入全球价值链的本地企业的技术能力、财务能力和供应链管理能力要求大大提高，无形中提高了本地企业的进入门槛。第三，商业规范与惯例的差异往往导致跨国公司本地网络的封闭性，从而阻碍本地嵌入效应要素，特别是本地社会资本的形成。第四，从效应要素角度来看，制度厚实的缺失大大限制了跨国公司的本地嵌入程度，也影响了跨国公司本地嵌入的持续和演进。第五，内外资企业隔离的制度往往阻碍了外资企业的结网行为、外资企业的升级，以及本地企业的成长，这反映了本地嵌入过程中存在的“制度扭曲”和“制度锁定”风险。
（4）由于外部因素的变动，如跨国公司的战略重定位、区位集聚不经济和区域间竞争等，已经发生本地嵌入的跨国公司很可能会面临外移压力，出现“消退”
行为，即网络外移。与跨国公司本地嵌入演进机理相比，跨国公司网络外移表现出不同的决策机理。第一，决策思考基点的变化：从“长期合作”规划转变为“短期生存”考虑。第二，演进动力变化：演进阶段表现为母公司、子公司、地方政府与本地企业的交替组合与主导；而消退阶段则主要表现为母公司与本地企业的互动博弈。第三，社会资本和网络权力的角色变化：在无外移压力情况下，社会资本起着先导性作用，网络权力起着强化性作用；在有外移压力情况下，网络权力起着决定性作用，而社会资本起着缓冲性作用。网络外移模式可以概括为六种：追逐网络、延伸网络、重建网络、垂直整合、在地升级和保持不变。社会资本与网络权力在不同的情境因素（一是新投资地的产业环境，二是网络成员目标的一致性）下，影响了跨国公司网络外移模式的选择。不同的网络外移模式会对地方产业网络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不同情境下的不同决策思考模式，再次说明了应该从动态发展的角度来考察跨国公司本地嵌入的周期阶段问题，针对不同阶段遇到的突出问题采取针对性措施，没有“万灵药”。
（5）基于问卷调查统计的实证研究表明：①从总体样本描述性统计结果可以看出，第一，杭州和东莞两地整体程度有限，尤其实体要素层面。其中，地理嵌入方面，位于市内和其他省份两个地理尺度很低；结构嵌入方面，本地网络规模较小；关系嵌入和结构嵌入方面，与当地科研院校的联系最为薄弱。在成员嵌入方面，最高的是原有合作成员比例，而与当地企业合作比例指标则是四个中最低。
第二，三个方面的影响因素的发育程度不高。其中，全球价值链因素方面，拥有自有品牌、进行自主研发的企业比例较低，主要从事边缘环节的生产活动；本地区位因素方面，基本居于中间水平；跨国公司内部因素方面，主要是出于对基础性资源的寻求，自主权程度与范围仍处于一般水平，价值链活动范围有限。②从杭州和东莞的对比方差分析来看，无论是本地嵌入（主要是实体要素）指标还是本地嵌入的影响因素指标，大部分杭州都显着高于东莞，投资杭州的跨国公司倾向于选择“重建网络”的模式。③从内在路径和外在影响因素的回归分析结果来看，第一，前文有关本地嵌入内在路径的理论分析与假设基本得到验证。但是，有三点值得注意：一是各个维度对于效应要素有的是正相关，有的是负相关；二是维持与原有合作伙伴关系对于各项效应要素都产生显着正影响；三是本地嵌入效应要素和实体要素的形成都与跨国公司的经营时间长短没有显着相关性。
上述几点反映了跨国公司本地嵌入并非自动性行为。第二，前文有关外在影响因素的理论分析与假设基本得到验证。其中，实体要素的影响因素中，主导的是跨国公司内部因素，本地区位因素次要，全球价值链因素没有影响；效应要素的影响因素中，本地区位因素主导，跨国公司内部因素次要，全球价值链因素没有影响。这给了重要的政策启示：影响本地嵌入实体要素和效应要素有不同的因素，因此，应该针对当前本地嵌入的现状问题及所处过程阶段，重点采取有针对性的政策措施。
第二节 主要创新点
与跨国公司本地嵌入已有的相关研究成果相比，本书比较有创新的地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本书借助网络理论这一分析工具，进一步对本地嵌入的实体要素进行建构。这体现在，本研究将各种连接关系作为分析单位的方法论依据。对于本地嵌入实体要素的维度划分，本研究在原有关系嵌入和结构嵌入的两个维度基础上，基于嵌入理论和网络理论，补充提出了有后进国家特色的两个维度：地理嵌入和成员嵌入。
（2）基于理论整合性观点，创新性地从博弈论视角，深入剖析了跨国公司本地嵌入的过程机制。本书整合了产业集群理论、全球价值链理论和跨国公司理论，同时识别了四个主体、四大演进动力和三大演进模式，最终通过案例研究提出多模式组合和交替主导的演进过程机制。
（3）深入探讨了在无外移压力和有外移压力的不同情境下，不同的内在路径和决策机理。本书提出了，无外移压力下本地嵌入演进表现的主路径和分路径，以及从无外移压力向有外移压力转变过程中本地嵌入在决策思考点、内在动力机制等方面的转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