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地理接近与地方发展。
关于地理接近性的争论主要集中在两个问题上：一是地理接近对产业集群和地方发展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二是地理接近与其他类型接近的重要性比较问题。对于第一个问题，已有许多文献指出，地理上的接近性有利于靠近资源（包括原材料、人力资源等）从而降低了成本，短距离提供了组织及人员之间近距离的接触，从而有利于隐性知识的传递等（Howells，2002），不少实证也表明了这一点（如Jaffe et al，1993；Audertsch &； Feldman，1996），同时地理接近性也有利于促进基于地缘的接近性的形成。但是，过多企业在过于狭窄的地区范围内集中也可能导致对资源的过度争夺，带来资源获取成本的升高，降低了原有的成本优势。面对上述分歧，一些学者提出地理接近性既非集群经济产生或学习创新环境形成的必要条件，也非充分条件（叶庆祥等，2006）。对于第二个问题，关于不同类型的接近性在集群发展中所起作用，已有的研究产业集群的文献中提及的大多是地理接近特征，其他类型接近性（如组织接近、认知接近、制度接近、社会接近）①只是在地理接近的环境基础上来进行考察，并没有很好控制彼此的干扰作用。一些学者则直接从“接近性”视角探究地理接近与其他类型接近性，提出组织接近性、关系接近性、认知接近性等其他类型接近性更为重要。
本研究的结论给上述争论补充了一些经验性证据。对于地理接近的重要性和必要性问题，本书的实证结论显示，网络关系的地理接近（即本书的地理嵌入指标）对本地嵌入效应要素的影响不明显。只有在生产信息来源关系的地理接近上才对信息共享有显着影响，其他重要关系（如与供应商、客户、技术信息关系）的地理接近都没有显着正面影响。甚至，与供应商关系的地理接近反而对信任产生显着负面影响。当然，由于本研究的对象样本只局限于杭州和东莞两地，单凭本书的实证结果并不能轻率地否定地理接近性的重要性。但是至少表明，地理接近性并非在任何时候和所有情况下都是重要的，在杭州和东莞的当前阶段，地理接近对于跨国公司本地嵌入（特别是当地社会资本的形成）的作用很有限。其中可以从本研究统计分析找到的可能证据是：当前跨国公司在当地的投资动机主要集中对低成本生产要素的寻求上，并且从事的价值活动范围有限，主要集中于加工或代工生产，品牌和研发等高附加值活动有限。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跨国公司可以通过邀请原有合作伙伴一起投资当地而达到地理嵌入的要求（无论这种行为是自发的还是当地政府的强制性要求）。对于地理接近与其他类型的接近性的作用比较，如果把关系嵌入类似等同于“关系接近”，把与原有合作伙伴关系比例视为“组织接近”的近似指标，那么与地理接近相比，关系接近和组织接近对于跨国公司本地嵌入更为重要。从这个角度来看，本研究的结论一定程度上支持了有关其他类型“接近性”相关研究的观点与主张。
第二，学习区域的现实性。
学习区域的观点基本上是从知识的产出与流动出发，对区域经济发展提出解释。该理论认为，区域经济发展动力来自企业持续的创新，这有赖于人员间频繁接触、信息交换，即所谓学习活动。这些学习历程在彼此信任的基础上，不断累积与强化，塑造了区域隐性而不可取代的知识（林俊甫，2001）。从全球化背景下的地方角色来看，后进国家和地区可能存在机会在外商投资和世界分工中累积和学习知识，在区域内形成社会机制，成为区域性但又全球连接的产业区，实现本地经济发展的学习与追赶。这些都体现了全球视角下“学习区域”的观点。
学习区域观点的两个核心概念是“嵌入性”和“路径依赖性”（林俊甫，2001）。从跨国公司本地嵌入的视角来看，“嵌入性”概念主要是强调了本地区域学习效应的形成与学习机制的社会嵌入程度；“路径依赖性”概念则着重从动态视角强调了学习区域形成的因果性和时间累积性，即前阶段的累积逐渐成为一种制度性的基础力量而影响后续的互动关系。这里主要从上述两点出发来回应学习区域观点。本书在这两点上提供了不一致的证据。
从学习的嵌入性来看，证据是负面的。在有关本地嵌入内在路径的回归分析中，可以看到，属于成员嵌入维度的各项指标中，与本地嵌入的效应要素存在显着关系的只有“与原有合作伙伴比例”指标（对四个效应要素都产生显着影响）和“与其他国家外商的合作关系比例”指标（只对网络文化产生显着影响）。另外，从有关成员嵌入各指标的描述统计结果来看，与本地企业的合作关系比例最低。这些统计结果都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当前阶段，外资企业与当地企业与机构的学习效应是非常有限的，即使当地存在区域学习效应，也只是存在于原有合作网络之中，或者外商企业之间。
从路径依赖性来看，证据是正面和负面参半。负面证据主要来源于两地的跨国公司本地嵌入程度与经营时间没有相关关系，这说明了本地嵌入形成的“路径依赖性”也并非没有条件，也非自发的。正面证据来自统计结果中显示了本地嵌入的内在路径的存在性，以及效应要素的外在影响因素中本地区位要素的显着作用上。效应要素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区域性资产。培育学习型环境，留住外来资本，积累本地社会资本，地方性力量是可以有所为的。当然，良好地方性因素条件的建设和培育也许并非易事，至少不是短期内可以做到的，但本研究的结果至少为本地嵌入的可能行动空间提供了部分证据。因此，从路径依赖性来看，本研究给学习区域的观点提供了部分支持。
（二）与全球价值链理论的对话
本章有关本地嵌入的影响因素的假设检验结果，基本上不支持全球价值链因素的影响作用。但应该注意的是，本书有关全球价值链因素变量设计，只有跨国公司所处全球价值链的类型与位置的衡量指标，并没有包括投资区域（或本地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角色因素指标。对此，可以从两个实证证据来对该因素的作用进行探讨。首先，在有关杭州和东莞的比较分析中注意到，在杭州的本地区位因素并不优于东莞的情况下，投资杭州的跨国公司倾向于选择“重建网络”
模式，与当地企业合作程度更高。再者，在有关成员嵌入3（与本地企业合作关系比例）的影响因素回归分析结果中发现，只有本地区位因素（创新性因素显着正相关，制度性因素显着负相关）产生显着影响。但是从有关杭州和东莞两地在本地嵌入影响因素的比较方差分析结果看到，杭州和东莞在本地区位因素方面并没有显着差异（见表6．18）。由此，对于杭州地区更偏向“重建网络”模式，一个最有可能的解释就是杭州的本地经济发育程度高于东莞，杭州有着大量的本地企业，而东莞当地产业网络绝大部分企业是外资企业组成的，本地制造业企业发育非常滞后。这导致杭州（及本地企业）全球价值链的区域角色高于东莞，成为投资杭州的跨国公司本地嵌入程度更高的一个重要原因。从这点来说，当前全球价值链因素对于杭州和东莞两地的本地嵌入的影响，主要不在于跨国公司本身所处的全球价值链的类型和环节特征，而关键在于本地企业与跨国公司之间的“技术接近性”，即本地企业在技术知识水平方面与跨国公司的接近性。这一方面成为本地企业与跨国公司建立合作关系的重要前提条件，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增加本地企业和地方政府跨国公司的谈判实力，从而进一步促进跨国公司的本地嵌入。
再者，结合上文关于本地嵌入实体要素各维度的配对T 检验（表6．15），垂直方向的本地嵌入程度通常高于水平方向。本地企业与跨国公司的产业接近性是影响跨国公司本地嵌入的一个重要因素。这对于反省过去甚至当前一些外资政策做法提供证据。比如，一些地方的出口加工区和工业园区往往不分产业类别，而将外资企业引进来安置在同一个地方。但事实上，由于外资企业之间，以及外资企业与本地企业之间缺乏产业上下游的垂直配套关系，因此这些区域往往只停留在“企业扎堆”而非“集群”的状况。综上所述，本地企业与跨国公司之间的“技术接近性”和“产业接近性”成为全球价值链因素对本地嵌入影响的关键性因素。
由此看来，基于“技术接近性”和“产业接近性”，而不仅仅局限于“地理接近性”的引资策略是促进跨国公司本地嵌入和地方产业发展的重要思路。
（三）与跨国公司理论的对话
本研究的结论与跨国公司理论的对话主要在两个问题上：第一，母子公司关系和子公司的当地成长是否能促进跨国公司的本地嵌入？第二，子公司是否有在地转型和升级的可能性，什么因素可能会影响这种可能性？
对于第一个问题。以往大多观点认为，本地成长好、从事高附加值活动的子公司更有利于促进本地发展。如果把这种促进作用称为“溢出效应”，那么成长好、从事活动附加值高的子公司的确代表更好的“溢出源”。然而，最终“溢出效应”的大小还取决于“溢出渠道”的存在及其效率。溢出渠道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子公司成长与本地嵌入的相关性。关于跨国公司因素与本地嵌入的关系，已有研究出现不同程度的争论和彼此抵触的证据。部分研究得出了负面的证据，如Boehe（2004）围绕跨国公司子公司与东道国创新系统的关系，通过对巴西四个跨国公司的案例研究，认为技术实力强和角色重要的子公司并一定与东道国创新系统发生联系。上述研究结论意味着，子公司的本地成长情况与本地嵌入（至少在科研院校的技术连接关系方面）不存在必然关系。子公司的竞争力和经营业绩与其对当地产业发展的贡献不是同一回事。这与White（2003）的研究结论一致。另一方面，杨友仁等（2005）在有关投资苏州的台湾电子信息业企业的实地访谈研究中发现，大陆子公司的自主权（尤其是零部件采购权）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企业的本地化网络关系的建立程度。面对上述争论，其实我们可以把跨国公司的影响因素划分为子公司经营成长与母子公司关系两个方面。
关于两者之间的关系，有关子公司角色演化的相关文献就指出，子公司良好的经营绩效并不能保证子公司角色的提高和任务委派的扩大，子公司的自主性行为也起着关键性作用。从现有文献来看，子公司经营成长并不必然促进本地嵌入的演进；相反，体现子公司角色地位的子公司的经营自主权等因素，以及影响母子公司关系的母公司战略动机更直接影响到跨国公司的本地嵌入行为。本书的实证结论给上述的理论演绎提供了部分证据。对于子公司成长与本地嵌入的关系，本书的证据表明，两者关系并不明显，除了价值活动范围影响了网络文化和网络主控权外，其他与子公司经营成长相关的指标（如品牌、研发）对效应要素和实体要素指标没有显着影响。相反，反映母子公司关系的指标（子公司自主权、内部往来关系，以及母公司给予战略资源和知识资源的投资战略动机）都很大程度上正面显着影响了本地嵌入，尤其是实体要素。当然，跨国公司理论认为，子公司的良好业绩表现有助于提高子公司的角色与地位，但是子公司的角色演变并不仅仅由于子公司的经营业绩，最终还需要取决于母公司的战略部署，其中涉及母子公司之间的相互博弈关系。上述跨国公司理论观点和本研究的实证结果可以提供以下启示，即不能仅仅关注子公司的本地经营成长情况，更要关注子公司与母公司之间的关系。前文第三章所提及爱尔兰政府直接代表本地子公司到母公司总部进行游说的做法，实际上就是地方政府参与到了母子公司的博弈关系之中。
对于第二个问题。跨国公司能否在当地进行转型和升级，本研究并没有提供直接证据，但可以间接进行一些回应。本研究的描述性统计表明，尽管经过了平均9年左右的经营，在杭州和东莞两地的跨国公司在价值活动类型（大多集中在加工和代工生产）和子公司自主权（除了人力资源管理自主权超过中间值“一般”外，其余都低于“一般”）两个方面的表现都并不理想。随着经营时间的推移，跨国公司是否会把高端环节转移到本地，母子公司关系是否会发生变化，本研究统计分析并没有提供正面的证据。只是在一些个案中（如第四章的上海大众例子），发现在地转型与升级的成功例子。至于什么因素可能会影响这种可能性，本研究只是提供了个别线索，即竞争性环境对于本地嵌入的效应要素有着正面的显着影响；同样在第四章有关上海大众的案例研究也显示，竞争性环境的出现是上海大众本地嵌入过程中的完善阶段的重要推动因素之一。这在某种程度上支持如下观点：一个公平开放、充分竞争的本地市场环境是影响跨国公司成长、升级和本地嵌入的重要区位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