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到波伏娃不能不谈到萨特，这两个人的关系确实如他们自己所说：“一个我们并非两个你。”
萨特拥有在某些人看来是不可思议的奇异想法：语词高于一切。他说过，当人看见一棵梧桐树时，其实是在等待着关于这棵梧桐树的形容词。只有这个形容词、有关对于梧桐树的表达，才使得这种凝视具有了意义。因此，人的一切生活经历都凝聚在对“说出的存在”即对语词的审察之中。他要把一切转化为语言，言辞的雄心压倒了一切。某种倾向甚至到了极端的地步：有一次他肾绞痛发作，他尽量克制表情对医生说自己不痛苦，因为痛苦只是两个字眼。对这个人来说，他很少有失去清醒意识的时候，他将自己和周围的一切人及事都交付给语言的收割机，将他（它）们置于言辞的视野之内和收获之中。其实，在推崇“逻备斯”的西方，像萨特这样“不自然”的作家有一个长长的名单，他们对自己身体的自然乃至大自然都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厌恶：写作《魔山》的托马斯·曼充满疑虑地表达过他在大自然面前的“不知所措”，觉得那是一些“令人恶心”的腐败景象。
起先波伏娃在这个问题上犹豫不决。她很早便立志当一个作家，而且要成为“名作家”，为此她做了种种准备。但是否将生活及其经验一概归并到语词中去，不承认它们拥有独立的意义，始终是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起码不能以一种一劳永逸的方式来解决。这里她的女性身份起了作用。不管是由于文化传统还是性别差异，身为女性很难完全放弃生活和被称为“自然”的那些东西。在她四大卷的“回忆录”中，她谈到一次和萨特在某处俯视远处河流和树林的风景，目睹奇观，波伏娃兴高采烈，陷于“恍惚”之中，而萨特却无动于衷。显然，当波伏娃全身心沉浸在眼前的景色中时，语词正以某种方式后退和隐匿，这也等于承认语词的界限：存在那些难以用语词来表达和在表达过程中有所丧失的东西。在最初的那些时期，她认为自己更接近弗吉尼亚·伍尔夫，尽管这两个人的个性和行为方式迥异。波伏娃认真阅读过伍尔夫的全部作品，发现伍尔夫“虽然强调文学和生活之间的巨大差距，但她却好像在期待着新的写作技巧的发现将逐渐缩小这一差距”。相比之下，萨特却把“这些差异看作是文学的前提条件及其存在的主要原因。作家的成就全都是在这种明显差异的极限中取得的，作家应该充分利用这种差异，而无须期待着废除它”。对此波伏娃不能完全苟同，她深知自己“很难适应这一差异”。她既想拥有一个清醒的头脑来写大部头的书，但又不想放弃自己的那种“恍惚状态”，用我们的话来说即是“自然”的东西。
尽管有着这样的区别，有一点她与萨特却是完全共同的：将写作当作某种“拯救”的手段，从写作的行为中获得存在的意义。这样的看法包含了他们在那个重要问题上的根本一致：相信自己生活在一个没有上帝的“孤零零”的世界上，人们的选择和行为没有足够的前提，没有可资担当意义的和解释性的东西。波伏娃接受了萨特的名言：“人无可争辩。”人变得没有理由。“人是自身行为的结果。”只有通过他自己的超越自我和超越境况的行为，才有可能给自己带来某种意义。因而对这两个人来说，这才是他们之间更重要和更为深刻的纽带：把写作变成与这个世界唯一的真实联系并从中重新创造和超越自身，从写作的创造性活动中获得存在的证明。而真正的写作总是这样：有关你要写的对象和可能写下来的东西，实际上时时处于变化之中，并不事先掌握在作者手里。他本人对此并不具有十分的把握，于是这项活动本身就变成了一项冒险和自我超越的行为。在波伏娃看来，“对于作家来说，创作就是一种冒险，这种冒险仅仅是在一种对目标和手段没有绝对自信、绝对把握的状态下进行的。……我们寻求知识，寻求自我表现，现在我们才发现，我们已深陷于这种追求之中。……有利于我们未来追求的生活方式也使我们幸免于世界性灾难”。
但这样一来，写作的行为就具有了双重的含义：一是写作本身的要求及其所带来的成果；二是从写作中获得意义。稍微比较一下更能说明问题：为我们所熟悉的是把文学当作某项社会性呼吁或呐喊，而波伏娃和萨特是把写作当作向自身的存在及超越发出吁求。在这种情况下，作家的个人生活已经直接“介入”了写作，担负起了写作伦理之外的其他伦理诉求，尽管更加成熟的“介入”理论要到他们经历了战争之后才出现。
这两个人从一开始便如此意气相投的一个具体原因是：两人都来自比较宽松的家庭，没有从背负家庭包袱开始的种种沉重的思想包袱。波伏娃1908年生于一个失意的家庭中：外祖父破产的阴影始终笼罩着全家所有人；她父亲是个愤世嫉俗的戏剧爱好者，有着上层阶级厌恶劳动的眼光，却不能保证自己和家庭有足够的生活来源。天性聪颖的小波伏娃是在一种物质上虽然贫困但精神上相对宽松和丰富的气氛中长大的。年长她三岁的萨特更是“无法无天”，他一岁多丧父，随同母亲回到外祖父家，自幼在语言教员外祖父书房的书架上爬上爬下，没有碰到像卡夫卡所遭遇的来自家庭权威的恫吓。在《词语》一书中他谈到他的心理大夫说他“缺乏超我”。换句话来说，没有什么外部的力量可以束缚住他，他一向自由自在。在他和波伏娃最初相处的那些日子里，年长的那位充分发挥了他在年龄上和智力上的优势，令波伏娃心仪不已。
将写作当作唯一获得意义的活动，渐渐地，波伏娃的立场开始朝萨特倾斜，即一切都应当交付给语言，周围环境和自己身上所发生的都必须用写作的眼光加以审视，最终在作品的语言内部得到安置。对此，我们不妨取一个侧面——这一对著名男女之间的那个著名的协定——就近观察一番，结果可能会发现，那样的事情只可能在两个写作者之间发生，对其他人来说很难具有普遍性，当然，对其他写作者也未必有意义，只是对这两个拥有如此写作观念的人是合适的。协定的内容是这样的：第一，双方接受在他们之间既有一种“必然的爱情”，而各人又允许有其他“偶然的爱情”；第二，他们之间永不撒谎，双方要一丝不苟地说出自己经历的一切，告诉对方自己“偶然的爱情”。人们往往容易对第一点感兴趣，而忽略了第二点。但实际上，这第二点才是更重要的。即使是粗粗一瞥，也可以看出它的“不合理”之处：精神上的忠诚和毫无保留比肉体上的忠实专一更难以做到。那么，是什么东西吸引着两人遵守这个协定长达半个世纪而不是像当初制定时说的那样“为期两年”？他们各自的需求和魅力何在？
还是先从萨特谈起。萨特身边女人不断是个事实，但说萨特是唐璜则完全是个误解。和唐璜最大的区别在于：萨特对于女人缺少自发性的兴趣和热情。1939年，他为自己作过画像：“我很冷淡”，“我对待感情如同对待思想一样”。那么，他对女人的要求究竟何在？在一次回答波伏娃的提问时，他说道：“一旦男人由于发展自己的理解力而弄到丧失感受性的地步，他就会去要求一个人、一个女人的感受性——去占有敏感的女人而使他自己可以变成一种女人的感受性。”除去其中“占有”这样扎眼的字眼可能令人恼怒，这段话表明了萨特意识到自己耽溺于智性而感到缺憾，所以需要女人丰富的感受性来补充和印证自己。他和女人交谈的兴趣比其他的兴趣要浓烈。在面对女人时，存在着一种与感受乃至感情有关的气氛，某种柔和的气氛能够激发他的思路澎湃向前；并且在感受女人对他自己思想的感受时，可以使自身（及思想）重新获得感受能力。当然说到底，对萨特来说，感受到的东西永远只是出现在智性的“末端”，它们是为了智性进一步地发展而“垫底”。并且由于坚信智性的力量，在丰富、浩瀚、无穷的生活面前，萨特不觉得有什么需要止步和保留的，不觉得有什么不可以说出或不能说出的；他确信自己的言辞之鞭无往而不及、无往而不胜。不难想象他这样做在他的女友面前所产生的奇特魅力。这个崇尚智性的男人并不炫耀书本上现成的知识，而是对谈话中随时出现的变化着的细节作出灵敏的、奇思异想的处理，在对它们作出解释时也是在对它们重新发掘，于是这个言辞创造的世界就仿佛让世界重新诞生了一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