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1978年写下的重要长文《无权者的权力》中，进一步直接将当时捷克社会所发生的情况，放到屈服于功利主义和物质主义的全球性语境中去，将后期极权社会与现代西方正在发生的情况联系起来进行类比。其中暗含的一个前提是：在捷克发生的事情是得到捷克之外的世界范围内的、同样也是消费品世界某种潜在的鼓励的，它甚至像是对西方邻居的“讽刺模仿”，由它所暴露的危机是西方社会同样面临的，因而它的存在也是对西方社会提出的某种警告。“更为概括地说，后极权社会建立在独裁专制和消费社会之间历史性遭遇所提供的基础之上。对于谎言的普遍适应和对社会总体轻而易举的自动渗透，难道不是和着眼于消费的人们普遍不愿为了精神和道德的完整而牺牲物质实惠相联系？和他们面临世俗诱惑而放弃更高的价值和联系？和他们易于受大众的冷漠所影响有关？说到底，在后极权制度中，这种灰色空间的生活难道不正是现代生活一幅夸张的讽刺漫画？而我们不正是处于一种警告西方的立场上，揭露着它的一种潜在的趋势？（尽管以文明的外在尺度来衡量，我们远在它之后）”13
将消费犬儒主义的捷克社会和西方社会进行对比，表明哈维尔始终保持和来自西方的批判精神进行对话，比较起来，处于中欧那么一个位置，哈维尔他们更容易和西方活生生的思想（包括马克思主义左派）面对面地切磋。但明显可以看出，渐渐地，哈维尔对某些纠缠于概念的东西感到不耐烦，感到西方的左派也好、右派也好，包括它们的媒体，总不免将他们正在做的事情简单地纳入一种现成的范畴。“深陷于自己那套政治上的陈词滥调中的西方媒体，或许会将我们的方法说成是太过拘泥法规、太过冒险、修正主义、反革命、资产阶级、共产主义或太左太右。然而我们对此不感兴趣。”14 1985年，他写下两个重要的文本《政治与良心》《对沉默的解剖》，由于考虑到概念的东西太不能说明问题，他准备正式放弃“社会主义”这个称呼，同时放弃的还有它的对立面——“资本主义”。“我从来没有说过或写过我向往资本主义或我想在我们国家引进资本主义。”15他不无讽刺地说：“在我的一生中，参加过许多政治争论，并已习惯如此，但我承认，当我看见如此众多的西方人沉迷于意识形态，比我们生活于彻底意识形态制度中的人远为强烈，我就不免倒抽一口凉气。某种观点立场或某个人是极左还是极右，是偏左还是偏右，是左派中的右派还是右派中的左派，好像某种恰当的分类比观点本身还重要。……但是根据我们的经验背景，在意识形态完全驱逐真理的环境中，所有这些没完没了的争论显得无聊、错误百出和远离事实。”16“还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问题！”他大声叫道，“我得承认这个问题给我一种上个世纪深渊的感觉。对我来说，这些完全是意识形态的和在语义上含混不清的概念，早已变味了。”17他形容那些问他“你们这些人需要什么帮助”的某些西方知识分子（天晓得是左派还是右派）是在参观完了“哥特式和巴洛克式的纪念馆”之后，把“持不同政见者”当作这个“沉闷单调的环境中”唯一一道令人提起胃口的风景。
13 Vaclav Havel： Open Letters， Faber and Faber London Boston， U.K， 1991.
14 Vaclav Havel： Open Letters， Faber and Faber London Boston， U.K， 1991.
15 Vaclav Havel： Summer Meditations， Vintage Books， 1993.
16 Vaclav Havel： Open Letters， Faber and Faber London Boston， U.K， 1991.
17 Vaclav Havel： Open Letters， Faber and Faber London Boston， U.K， 1991.
罗永生先生在《哈维尔的“政治”》一文中写道：“冷战的语言、冷战的思维的确很难把哈维尔定位。”18此言甚当。在他提出他所处的极权社会是由不露面的匿名权力所操纵的时候，他同时认为这种“匿名游戏”（非个人化的权力游戏）也发生在西方：就极权主义本身而言，“它是全部现代文明的凸透镜，是需要对这种文明应当如何理解自己的全球性的一声尖锐的、也许是最后的呼唤。”他甚至用了“全球极权主义”（Global Totalitarianism）这个词。19正是在这个语境中，他说出他的那句名言：一个东方的官僚和一个西方的经理差不多。原话是这样的：“在这场反对非个人化的权力扩张的起码的但却是全球化的严峻斗争中，是面对一个西方的经理还是一个东方的官僚，只是偶然的地点上的区别，这完全是不重要的。”20在他提出“后极权社会”的同时，他又提出一个相应的“‘后民主’制度”（Post-democratic System）的概念，同样用来说明整个现代文明所缺少的那个维度——来自生活和人道的精神。
事情还没有完。爱好概念是人类难以改变的思维惰性。哈维尔还得一次又一次地解释放弃某些概念的原因和即使放弃这个概念也决不放弃的某些实质性的东西。1986年，在同卡雷尔·赫维兹达拉进行的自传性谈话中，他又花了大量篇幅谈到这个问题，包括对他本人所创造的一些新概念的理解和使用。这段话对理解他整个的思想、立场（包括他当总统之后在别人看来也许是重要改变尽管实质上未变）有很大的意义。
18 《哈维尔选集》，基进出版社1992年版，第20页。
19 Vaclav Havel： Open Letters， Faber and Faber London Boston， U.K， 1991.
20 Vaclav Havel： Open Letters， Faber and Faber London Boston， U.K， 1991.
“我摒弃‘社会主义’这个词完全是因为我向来反感那些过分固定的、因而从语义上讲也就失去意义的范畴，反感那些空洞的意识形态术语和咒语。它们把思想僵化在固定概念的封闭结构里，而且越封闭就离生活越远。我在文章中不时地使用我自己创造的概念，如‘后极权主义’、‘反政治的政治’等，但这些只是一些偶然的概念，用在某个具体的上下文或特定的气氛中，为了某个具体的表达对象或某篇文章；我从未感到必须要重复使用它们。它们服务于具体情境中的语义目的，并不是固定的概念。简言之，我不再称呼自己为‘社会主义者’并不意味着我改变了我的政治观点。在这个意义上，即使我仍然把自己称为‘社会主义者’，我也没有把自己定位在某一特定的政治和经济原则、理论或意识形态，或定位在改造世界体制的某些方案上面。对我来说，‘社会主义’是一个更加人道、更加道德和更富有感情的概念。在某种程度上，我曾是一个佩劳特卡、切尔尼那样的社会主义者，他们也称自己为社会主义者。说到底，历史上有这样一些时期——每一个受压迫和受屈辱的人（即不是站在统治阶级一边的人）都把自己称作社会主义者，每一个反对不应得的优先条件和世袭特权、反对榨取无权者的劳动、反对社会不公正以及贬损人、令其服务于他人的人，都把自己称作社会主义者。我也曾经是这样一个‘富有感情的’和‘符合道德’的社会主义者，今天我依然如故，唯一的区别是我不再使用这个词来表述我的立场。”21
21 Vaclav Havel： Disturbing the Peace， Faber and Faber London Boston， U.K，1990.
从这段话中我们是不是可以得出哈维尔实际上仍然是个“社会主义者”这个结论？错了！那么是否得出他不是一个社会主义者的结论？也错了！那么他是一个自由主义者吗？说这话的人肯定是疯了！那么他不是一个自由主义者？请问“不是一个自由主义者”是什么意思？这么说，他是一个“新左派”？哪来的这个词！在起码的自由民主的平台没有搭建起来之前，在由人人共享的政治平等、经济自主、言论自由的底线没有完全建立之前，“新左派”这个词提供的东西与它所丢失的东西一样多，甚至还要多。因为那样基本的“平台”和“底线”是为人人所分享的，包括任何“左派”“右派”“中左”“中右”“偏左”“偏右”、疯子艺术家和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磨剪刀的和锵菜刀的。当然也是需要他们所有人合力共建和共同维护的。在这个意义上，所谓的“自由主义者”的提法也不充分。比如一个认同哈维尔的人怎么会是一个“自由主义者”！（这只是更表明他不是一个自由主义者罢了）天哪，什么时候我们才能摆脱这种完全是单向度的思维！摆脱这种喜欢“归结”而不是将问题进一步向前发展、生发的习惯。如果是以人划线、以个人关系的亲疏作出理论立场的选择，那就更糟糕，还叫什么批判的、思想开放的知识分子！我曾经表达过，在中—东欧这个地区，由于处境的复杂和悖谬，所有能够提出的话题都不能不是脆弱的和易受攻击的，因为常常是自相矛盾的；今天我要说，在中国的情况完全也是如此。我们几乎在说任何一句话时，都不能不是腹背受敌的。在刚刚表达完一个思想的第一秒钟之内，就会产生一个念头：需要另外的一篇文章，来表达与刚才相反的意思。也许这种情况普遍出现在“后发展国家”，所有不同时期积累起来的问题堆积到一块，它们互相缠绕、自相缠绕，立足难稳，真伪莫辨。然而尽管这样，还是有一些基本线索可以追寻，有一些基本界限可以划分。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哈维尔处于所有这些“主义”之内，分享它们的某一部分，因为他分享了所有这些主义共同需要的那个底线或平台。比这更进一步，他与这个底线的关系体现在本人甚至以生命为代价来致力于这个底线的建立，你不作出贡献怎么可以享用它们？
也就是说，在任何情况下，哈维尔不忘记把问题限制在自己主要的批判对象上面，决不因为类似的问题也发生在西方，或发生在全球范围之内，就回避了自己社会的主要问题，或以全球性问题的某个侧面来取代本国的问题——在哈维尔所处后极权社会的消费主义背后，是人们基本权利得不到保障的恐惧，是无所不在的秘密警察，是一手遮天、专横任意的胡萨克政权。在批判极权主义时，哈维尔不止一次地用了“预支未来”这样的字样，即目前不具备某个条件而提前享用它。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的某些讨论也像是对于尚未到来的起码的自由民主的“预支”：还没有登上自由的列车，或在想象中顺便搭上了实际上并不存在的这辆列车（套用那个著名的句式即“让少数人先自由起来”），就可以把问题调换掉，将中国目前最大的障碍变成一个和全球性相关而不是和这片土地相关的问题，误认他乡做故乡。这就不难理解当哈维尔刚刚谈到“后民主”这个概念时，还没来得及发挥，他就马上加以限制：“无可置疑，这个概念不可以进一步发展。这种发挥乃是愚蠢之举，因为这样一来，这个概念就慢慢地与自身异化和脱节。”22
后来的事情完全在情理之中。在他当总统之后，他的某种“偏左”立场才进一步显示出来。他与克劳斯的争论已是广为人知的事情。在那篇写于1991年的《我相信什么》一文中他又一次重申了自己的观点：“我曾经说过我自以为是一个社会主义者。这样说，并不意味着我认同什么特殊的经济理念或概念（尤其是一切都属于国家和由国家来计划这样的概念）；我仅仅是想暗示——如人们所说——我的心长得偏左了点儿。与其说我在表达任何具体的信念，毋宁说我试图描绘一种性情，一种不落俗套的精神状态，一种反对定势的倾向，以及对庸俗市侩的反感和对悲惨蒙羞的人们的关注。”23当然，同时他又不忘了说：“尽管我的心偏左了一些，但我也知道唯一行得通的是市场经济……这是一种于法律的框架之内，使得经济实体完全独立和多样化的制度，它的运转主要是受着市场规律的引导。这是唯一自然的、有意义的、可能导向繁荣的经济，因为只有它体现了生活自身的性质。就其丰富和易变性而言，生活本质上拥有着无限的和神秘的多样性，它不可能被计划和控制。”24
22 Vaclav Havel： Open Letters， Faber and Faber London Boston， U.K， 1991.
23 Vaclav Havel： Summer Meditations， Vintage Books， 1993.
24 Vaclav Havel： Summer Meditations， Vintage Books， 199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