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兹泽克的文章中写到这回为哈维尔作传的约翰·多恩提供了一个“真实的哈维尔”，这个人有着一些完全不可靠的习惯：嗜好法国妆饰、睡得很晚、爱听摇滚乐；而且不止是一个时期，他的“生活作风”不严谨，最后一次出狱后的前几个星期，他是和一个情人度过的。但所有这些“远不会使哈维尔的英雄形象受到玷污，反而在某种程度上使他的功绩显得具体可感”，因为对今天的读者来说，这些看似可恶的缺点也许正是他闪光的优点和令人感到可信的原因。不管我们当中不同的人怎么看待这些事，至少有一点是肯定的：哈维尔远非圣徒。他从来也没拿圣徒的标准要求自己（我敢说他根本没有想过这件事），也没有拿这个口是心非地要求别人。在一次回答你和奥尔嘉的关系到底怎么样时，他坦率地承认：上帝宽恕我的罪行肯定不止一种。撇开这些个人生活的细节不谈，作为一个后来成为一国之首的公众人物，他的面貌如何？他的思想如何？许多情况同样超出了国内不管是赞同还是力图贬低哈维尔的人的想象。美国作家菲利普·罗斯曾经向捷克人间起：“哈维尔给他的前任胡萨克写那封长信时，看上去是一个充满愚蠢的、不着边际的、完全不懂实际生活的知识分子，完全是堂·吉珂德式的。是否有许多人认为他不是一个讨厌的家伙便是一个傻瓜？这种大运是怎么叫他撞上的？而这样的一个人如果在美国，比一个企图竞选的歌星球星更不可能当选。”他说得有道理。包括哈维尔其他的那些文章，按任何一种专业政治学的观点看，都可能是外行的、难以归类的、不着边际和不值得加以认真对待的。他自己也经常声称自己缺少很多东西，包括一些专业的知识（政治学或经济学方面的）。那么他对我们到底有没有意义？有什么样的意义？
首先需要理清的是哈维尔不属于任何一种特殊利益的集团，连知识分子精英团体都不是。他的名为《知识分子的责任》那篇文章是1995年的一次演说词，其中也只是谈到知识分子是一些“有远见的人”。1989年“天鹅绒革命”以前的文章中，他很少用“知识分子”（intellectual）这个词，他不认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是出于一个知识分子的身份和由这个身份而产生的什么。看起来他对这个身份满不在乎。他不以此自居。当然不止是哈维尔，和他一起做事情的朋友们也都持这种态度。克里玛在《布拉格精神》一文中谈到这个城市所具有的悖谬时说：她为自己拥有中欧最古老的大学和相当有数量的文化名人而骄傲，而同时很少有地方像这里的人们这样轻视学问的，在别处克里玛直接将此表达为“厌恶精英”。这完全不难理解：如果这个城市的某些街道在一个世纪内就被改了好几次名称，她再三处于被蹂躏、被践踏的悲惨状态之中，她所蒙受的耻辱也是生活在这个城市的任何人所蒙受的，她所遭受伤害也是所有在这个城市的人所遭受的。那么，个人本领再大、学问再深，也没有什么特别可夸耀的，他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使得他能够高居于他的其他民族同胞之上。怎么可能全民族是蒙羞的而他个人是光荣的？全民族是灾难深重的而唯独他像一颗闪亮的明星一样高挂在天上？那些落在他邻居头上的不幸难道不同样落在他的头上？那些打在老百姓屁股上的板子难道不碰到他的臀部？子弹或坦克难道不打穿他的头脑和压碎他的身体？程映虹的文章《自由的不能承受之轻》25中提到的那部年轻的电影学院学生拍摄的短片中的情况正是：一对夫妇正在做爱，忽然来了一个陌生人，赶也赶不走，于是敲开邻居的门求救，发现所有的人家都来了这样讨厌的、赶不走的陌生人。这部“影射”苏军入侵的影片当时遭到禁演，这是自然的。人们感到伤害自己邻居的东西也正在伤害着他本人，于其中无人能够逃脱，这也是自然的。在这样的社会中，何来这个“著名”、那个“知名”地迎送往来！何来一个特殊的知识分子阶层的特殊风貌及其使命！当然，这并不是否认有人在自己的专业领域中的确做出了杰出的成就，更不否认专业领域中工作的重要性，这里仅仅是说，这样的“积分”并不带到这个人的公共事务中去，他在那里所从事的工作和身份仅仅同所有人一样，对剧作家哈维尔来说是重要的或难以忍受的事情对一个看大门的普通人同样地重要或难以忍受。顺便地说，事情会不会是这样：在自己的专业上越踏实、越沉得住气的人，在进入公共事务活动时，也越踏实和沉得住气。因为他在自己专业领域的活动中，在面对和处理专业工作的全部细节时，建立起了基本的工作伦理和做人的伦理。有评论家说，即使哈维尔没有做后来的那些事，作为一个剧作家他也仍然完全成立和享誉世界。而当哈维尔跳出自己剧作家的专业范围来谈问题和做事情时，他便把自己放回到一个普通人的身份中去，取得和所有其他人，包括备行各业的人都能普遍分享的立场。哈维尔本人在文章中也爱用那位年轻捷克人电影镜头中所取的一个小词：“邻居”（neighbours），这指的是和自己生活在同一片天空之下的活生生的人。
25 见《思想的境界》网站，2000年10月10日更新。
“生活在真实中”当然不可从字面上来理解，尤其不可把它放到私人生活中当作一个僵硬的尺度。哈维尔绝无那种意思。米兰·昆德拉在《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中，关于托马斯不给儿子和编辑带来的请愿书上签名那一段，是对消极自由的捍卫因而是有着非同寻常的积极意义的；但当他用萨宾娜的嘴说出：“保守着那么多恋爱的秘密但一点也不感到难受，相反，这样做才使得她生活在真实之中”时，即使是黑色幽默，也显得轻佻了一些。他当然知道自己留在国内坚持抗争的同胞哈维尔说的是什么意思。这句话实际上指向人们普遍的一种生存状态：与后极权制度之间的“心照不宣”的共谋关系。这种制度到后来完全丧失了它早先具有的任何理想色彩，它之所以得到维持，除了依靠赤裸裸的专横、蛮横，靠的是表面上一层薄薄的面纱，即那些意识形态的口号及种种仪式。谁也不去主动揭穿它们，甚至谁也不去认真对待（政权也决不希望人们认真对待），人们在各种公开场合嘴巴上讲的是一套，实际上做的是另外一套。每个成年人的生活都在这两个层面同时开展：一方面口是心非地做着那种意识形态的游戏；另一方面接受来自政权的公开的贿赂（完全是有条件的）——种种实惠或各种既得利益。每个人自己那么去做，他实际上也在要求大家都这么做，都来配合这种虚假的游戏，共同造就那种“普遍的常规”。不同阶层的人只是卷入了不同的层次。从表面上看，这样的生活还可以挨下去，人们专注于自己的小日子，但他们同时付出了昂贵的代价：人人都得忍受他道德上、精神上的被阉割，忍受自己的种种虚伪、伪善，像个活生生的小丑和小人，忍受自己的忍受和接受实际上是如履薄冰的脆弱的生存处境。由此个人被编织进一个哈维尔称之为“自动的社会总体”，成为它的工具，每个人既是它的受害者，也是它的支持者。而如果事情反过来：水果商不再悬挂那种奠名其妙的标语，人们不再参与那些虚假的仪式（如选举之类），幕后的真相就暴露了出来，他们个人所面临的威胁暴露了这个政权缺乏合法性这样一个非常脆弱的根基。因此，“生活在真实中”在后极权社会里，它同时提供了这样几个方面的维度：第一，存在论方面的维度，使人返回到他自己的内在真实之中（existential dimension——returning humanity to its inherent nature）；第二，认识的维度，如其所示地揭示现实（noetic dimension——revealingreality as it is）；第三，道德的维度，给他人树起一个榜样（moral dimension——setting an example for othe）；第四，政治的维度（political dimension）。哈维尔尤其强调最后一点的重要性，“生活在真实中”这个命题完全具有潜在的政治含义，这种现象可能是后极权社会特有的：道德的也是政治的。“假如这个社会的主要支柱是生活在谎言之中，那么生活在真实之中是对它的根本威胁。”26
26 Vaclav Havel： Open Letters， Faber and Faber London Boston， U.K， 1991.
稍微考察哈维尔这个思想的来源，不难看出其中有着存在论的深深痕迹，也可以看作他本人艺术家背景的一个结果。也许有人不赞同这样看问题的视角，认为将这些东西用在社会、政治领域中，有点儿风马牛不相及。但从他的出发点开始，后来却完全通向实际生活，通向对于社会现实和个人现实整体的、富有穿透力的描述，对此我们不能说他的思想仅仅是“外行”和“浅薄”的。任何人从任何理论出发，只要是达到了对于所处社会富有洞见因而是富有原创性的揭示，都是极为可贵和值得欢迎的。怕就怕那些声称是在揭示社会本质的某个方面，却在这种“揭示”中，更深地将人们所处现实掩埋（用存在论的话说即“遮蔽”）起来，马克思将此表述为“不结果实的花朵”。出于学术上的抱负是另外一回事，但如果要谈论中国正在发生的事情，就不能仅仅是停留在“二手”的理论上，完全忽视自己周围有名有姓“邻居”们的存在和他们对于生活的实际感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