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思想领域中工作的有两种不同的人，他们被混作一处，但其实他们所扮演的角色完全不一样。一种人可以称之为“辩士”，他们的工作是辩论，其活动主要是在同行之间展开，就只有同行才熟悉和有资格参与的话题和概念展开辨论，外人几乎插不上嘴。真理越辩越明，但也有这样的时候，越辩越归于无效。可以称之为“思想家”的是另外一些人，他们考虑的是思维活动如何和这个世界相匹配，如何承担起这个世界，承担起周围的现实和人们，但也不排除有时候他们用言辞根本无法托得住摇摇欲坠的世界。
这样的区分完全不是要划出这两种活动在道德上的孰高孰低，用刚刚去世的大师罗尔斯的话来说，每个人都有权利选择他所意愿的“好的生活”。我只想指出，的确存在从一开始就目标不一样的情况，不同的情况则需要不同的对待。1964年，汊娜·阿伦特在接受德国记者高斯的访谈时说，她年轻时对政治不感兴趣，在很长时间之内，她处在一个纯学术的圈子里，对她生活产生震撼性影响的是1933年帝国议会纵火案，紧接着是大规模的非法逮捕，那时候开始她就觉得自己对某些事情有了责任。她随后踏上逃亡之路，伴随着一种深深的失望，即对自己曾经所属的那个知识分子群体的失望，她一度发誓再也不参与任何一种知识分子的工作，于是投入到法国的犹太人流亡组织的实际工作中去。当然，事隔多年之后，阿伦特最终还是以一名杰出的知识分子的工作为世人所知。然而不容混淆的是，在她后来擅长的政治理论的领域中，她拥有一个完全是非学术的起点，她不是从别人的学术活动开始自己的学术活动，没有比她更加远离在同行面前发表演说、进行辩驳的辩士了。同为犹太人的德语作家卡夫卡曾经说过，他的幸运在于“自己的弱点正好和时代的弱点结合在一起”，借用这个句式可以说，对阿伦特来说，她个人生活中的痛点正好和时代的痛点结合在一处。她是一个受难者。受难是一个行动，受难是在世界中的受难，按照她后来的理论，每一个人来到世界上都是一个开端。那么，对政治理论来说，阿伦特的受难也是一个新的开端，对以往的政治理论传统或者哲学传统是一个“中断”。
我指的是她能够再度打通政治和非政治的界限，将政治返回它的非政治的起源，重新挖掘扎根于人类生活中的车富的政治资源，在现实权力运作之外给出政治的不同的起点和视野，为让政治不再成为少数政治家的垄断而提供了有力支持。这套表述有一个全然是非政治的起点，与它相匹配的首先不是其他的政治理论，因而在后者看来，它的确有许多弱点和不足，所受到的批评不只来自一个方面。辩护西方自由民主的人们会说，你看阿伦特尽管有着被纳粹迫害的经验，尽管研究极权主义，但是对西方自由代议制度的好处却很少认同；同时，那些对西方自由民主制度持批评态度的人也不认同阿伦特的许多观点，尤其是她将贫困归入“社会问题”而从政治领域中划分了出去。最普遍的批评是认为她有一种“精英人物论”的观点，而这恰恰是和更深入的民主相对立的。更极端的像以赛亚·伯林这样的聪明人，就差说汉娜·阿伦特的著作是不值一哂的。但是到了后来——她本人甚至并没有来得及看到——阿伦特的理论的魅力才越来越凸显出来。发生在1989年前后的东欧事变，受到了来自阿伦特理论的深刻影响。玛格丽特·卡诺凡（Margaret Canovan）认为：“1989年公民运动的觉醒和政府的瓦解，提供了一个阿伦特式革命的范例。”杰弗里·艾萨克（Jeffrey Isaac）在《1989年的意义》一文中，分析哈维尔、班达、米奇尼克、康诺德（Konrad）、赫依达克（Hej-danek）等人的思想时，多处用了“阿伦特的回声”这样的表述。波兰人米奇尼克于1995年承认自己“和一些长期卷入波兰民主斗争的人从阿伦特的政治行动著作中直接受益”。为什么是阿伦特而不是别的什么人有可能对这些几乎处于毫无希望中的人的行为产生影响？这些影响体现在哪些方面？对这些在第一线争取民主的人来说，他们是否在何种程度上“偏离”了阿伦特的某些表述，而在另外一个方向上则重新返回到阿伦特的理论根基，为这套表述提供了更加有说服力的证明？本文试图揭示在阿伦特的行动理论和哈维尔的以行动作担保的思考之间，有着何种联系。
阿伦特1951年出版的《极权主义的起源》这本书奠定了她有关极权主义思考的基本取向。在她看来，极权主义之所以取得成功，是因为伴随着极权主义的意识形态。在这一点上，极权主义不同于古代的专制统治者。古代极端残忍的专制统治并不需要一套蛊惑人心的漂亮说辞，他们使用的唯一武器是暴力。通过极权主义意识形态的宣传，现代极权主义在一段时期之内赢得了群众的支持，包括一些“知识精英”的支持。处于极权主义意识形态核心的是“一元化”的原则，是对于世界一套完整的、包罗万象的、首尾一致的解释，其中偶然的、突发的事件不是被删除，就是被磨平，被解释成如何符合一个总的目标。这个总的目标远远高于常识乃至可以粉碎常识的原因在于，它是未来历史前进的方向，是一个正在降临的预言。预言和现实结合的过程，便是谎言滋生和蔓延的过程，只有预言可以“极端地嘲弄事实”并得到人们的容忍。而这恰恰适应了失去根基的惴惴不安的一般人的心理要求。对那些失去社会地位、失去整个社会联系，也失去常识的人们来说，“他们不相信任何可以见到的东西，不相信自己经验中的现实，他们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和耳朵，而只相信自己的想象，想象被纳入某种普遍的、首尾一致的东西之中”。“群众拒绝承认充满现实中的偶然性。他们生来倾向于所有意识形态，他们把事实说成一般法则的具体例证，并发明了一种无所不包的全能的解释，借此推断为每一个偶然事物的根本，从而排除事物的偶发性。”这样一种世界图景表面上被说成正在朝向某个伟大的目标运动，但实际上是封闭的、停滞的。处于这个社会中的人们，主要被当作实现一个伟大目标的工具，除此而外则感到自己是无力和多余的，正如一个偶然事故，从根本上是被否定和被废弃的。当个人生存的根基被抽空拔出，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也就遭到彻底破坏，被削减磨平的个人之间既没有距离，也没有空隙，每个人都被切断了通往他人的正当道路。他所拥有的观点只是重复和增值他人的观点，而这些观点说到底是服从或不超出一个总的意志。
作为一种批判理论，这套表述最大的不同在于，它没有把极权主义描述成少数人的恶，仅仅是少数疯子给人类生活制造出来的毒瘤，，是少数人强加给大多数人的绝对恶行，如果是那样，一旦这个毒瘤割去，换一个政权换一个统治者，事情就此完结。然而，作为20世纪专制形式的极权主义现象，其特殊性就在这里。通过意识形态的蛊惑，全能的控制至少在一段时期内得到了几乎是全社会的支持，它有着广泛且深厚的群众基础，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尽管地位不一样，角色不一样，但是他们都被捆绑在同一辆战车上，共同奔赴一个毁灭性的目标，极少有人能够置身其外。用“毒瘤”的比喻不恰当，更恰当的比喻是“毒素”，某种毒素遍及全身，遍及整个社会所有的机构和个人。在这个上下贯通、首尾衔接的游戏中，看得见的迫害只是突发的行为，被迫害者只是临时选出来的角色，在黑压压的人群中，同时潜伏着刽子手和被害者，他们之间只有一步之遥，其所穿的制服是可以互换的。听上去这套表述对被害者颇为不利，被剥夺者并不具备通常说的道德或正义的身份，但无数“普通法西斯”的产生已经向人们证明，理解这一点并不困难。在施加迫害方面，全社会的成员或多或少都有可能。在他们全体一致向那个全权的统治者发出欢呼的那一瞬间，他们把自己的灵魂抵押给了魔鬼。至于这种毒素什么时候爆发，如何爆发，在爆发时具体的个人是充当施害者还是被害者，则要看具体情况而定，说到底那也是偶然的。当然这里有一条界限不容混淆：极权主义这艘船是个大火药桶，其中装满了各种各样现代武器，掌握这些武器的只是极少数人，他们把这些武器看作是自己的，因而他们觉得自己高高在上，可以为所欲为。赢得和这些武器的一场战争是难以想象的、不可能的。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冲破这种密不透风的天罗地网？如何打破这种由所有的人共同浇铸起来的坚固桎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