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创作《远方的树》之后，韩少功搁笔近两年。当我们以一种连续的眼光来关照其文学成长时，可以发现韩少功的每一段沉寂都酝酿着对自身的反思和突破，1985年的“寻根”之作、1996年的《马桥词典》和2002年的《暗示》可以说都是这种沉寂的结果。在“文革”后初期创作的艰难蜕变之后，沉寂是为了清理思路、积蓄能量。根据参加1984年“杭州会议”的评论家许子东回忆，在这次后来被称为“寻根”思潮前奏的座谈会上，韩少功“基本上只做听众”，然而会后不久，他却先发制人地提出了“寻根”的宣言，并发表了寻根文学的代表作之一——《爸爸爸》。
寻根时期的理论主张与小说创作，一向是韩少功研究者关注的焦点。但如引言所指出的，现有论述多存在统而概之和“想当然”的毛病：韩少功的言论和创作被想当然地作为整体思潮的表征，而忽略了他与其他论者的分歧及其独特性；韩少功的寻根作品也多被想当然地视为其理论主张的实践，而未注意到其中存在的裂隙……由此，以下重读韩少功的“寻根”话语，目的便在于突破已有定论，重新清理“寻根”思潮的发生机制、发展肌理及内在悖论，把握韩少功理论和创作两种话语内涵的同时，关注其中暗含的矛盾与问题。
在处理这些课题的过程中，“现代性”同样是一条关键的线索。在今天看来，1985年的文化热，正是“文革”后知识分子参与国家现代性方案设计和想象的一个高潮。在众多具有共性又充满差异性的现代性主张中，“寻根”话语的特殊意义在于，它突破了知识分子现代性话语的“西化”基调，试图在现代化和民族化之间谋求一种合作关系。而对于当代文学史来说，“寻根”则是“文革”后文学现代性发展的一次标志性转折，为之后逐步多元化的创作实践打开了局面。作为“寻根”话语的提出者、倡导者和创作实践者，韩少功引导了“寻根热”的走向，并在其中保持着独异的立场和风格。其理念和创作，是自身现代性思考延展的结果，也是特定语境刺激下的回应。由此，以现代性为视角的考察，在我看来能够有效深入到1985年左右中国现代性问题的脉络中。它提供了一种内在的联结，得以将韩少功的个人表达置于当下的现代性语境，及整个知识分子话语空间中加以关照。
“寻根”：现代性还是反现代性？
一、“寻根”与文化热语境
1985年始，我国文学界兴起了一场以“寻根”冠名的文艺思潮及创作潮流。说到“寻根”一词，一些评论者常会牵扯美国文学中由亚利克斯·哈利的小说《根》及同名连续剧引起的“寻根热”，视之为一股世界性的潮流。而事实上，这种猜想颇为牵强，不仅因为两种“寻根”的含义有天壤之别，更因为在彼时追崇“现代主义”的我国文学界，这样一个现实主义的美国故事，实在显得美国黑人作家亚利克斯·哈利于1976年出版了小说《根：一个美国家庭的历史》，追述一个黑人家庭七代人从非洲被贩为奴隶的苦难历程及其当下艰难的生活境况。作品1977年被拍成电视连续剧《根》，引起全美轰动，从而引发了“寻根”热潮。美国20世纪60、70年代因种族歧视的社会政治制度，黑人运动激烈而广泛地展开，“寻根”在此语境中指向黑人作家以文学创作的方式来追溯祖辈的命运，揭示不同种族间剥削和压迫的历史成因。
太不够“先锋”和“前卫”了，根本无法引起人们的兴趣，更不用说引发什么热潮。实际上，“寻根”一词并非“新造”，本身颇有历史且所指丰富，更常见于海外移民作家和流亡作家的作品中。由此看来，1985年的那群作家评论家只是随意借用了这一词语，未料到竟成了当代文学史中的一块里程碑。
1985年左右的“寻根”热，可分为理论和创作两部分，前者被称为“寻根思潮”，后者则为“寻根文学”。按照大多数文学史的描述，“寻根思潮”萌芽于1984年12月的“杭州会议”。事实上，这次以“新时期文学：回顾与预测”为名的座谈会议题极为广泛，并未明确提出或以“寻根”为焦点，但不可否认的是，日后积极推动“寻根”思潮的作家评论家大多参与了这次会议。会后不久，韩少功在《作家》上发表了被称为“寻根宣言”的《文学的“根”》，带动了文学界的激烈讨论。紧接着，阿城的《文化制约着人类》、郑义的《跨越文化断裂带》、郑万隆的《我的根》、李杭育的《理一理我们的“根”》等等相继发表。这些文章的观点侧重各有不同，但都明确提出了“寻根”的主张。
如韩少功的着名宣言：“文学有根，文学之根应深植于民族传统文化的土壤里，根不深，则叶难茂。故湖南的青年作者有一个‘寻根’的问题。”郑万隆认为：“每一个作家都应该开掘自己脚下的‘文化岩层’。”阿城强调文化对文学家的制约关系，并指出“中国文学尚没有建立在一个广泛深厚的文化开掘之中。没有一个强大的、独特的文化限制，大约是不好达到文学先进水平这种自由的，同样也是与世界文化对不起话的”。同样，郑义的“文化断裂说”，也将中国文学无法“走向世界”的病根，归结为“一代作家民族文化修养的缺欠”，并点明了通过“寻根”跨越这一断裂带的重要性。简要概括这些互有差异的表述，“寻根”的主要含义是指：文学的根植在民族文化之中，中国文学应该建立在对中国古老深厚的传统文化的开掘上，才能加入到“世界文学”的阵营中。但至于何为“根”的具体所指，如何开掘，如何表现，如何跨越断裂带，如何“走向世界”……这些问题都未得到确切的解答。
在这些文章的阐述中，汪曾祺的《受戒》、贾平凹的《商州初录》、李杭育的“葛川江”系列、阿城的《棋王》等发表于1985年之前的作品都被指认为体现“寻根”意识的典范。正如许多论者指出的，“寻根文学”的创作先于理论的产生，可以说“寻根”的理念正来源于这支文化意识浓厚的创作潜流对作家、评论家的触动。此后，随着“寻根”口号的正式提出和“寻根”讨论的白热化，文艺界逐渐出现了一股表现地域文化、民俗风情，探讨民族文化及心理的“寻根”创作趋势，以小说为主，波及了诗歌、电影、绘画各个领域的创作。
同样需要指出的是，“寻根文学”的概念边界也十分模糊，除了较有共识的代表作品——如阿城的《棋王》、李杭育的《最后一个渔佬儿》、韩少功的《爸爸爸》、王安忆的《小鲍庄》、莫言的《红高粱》、张炜的《古船》等等以外，其囊括的范围极具伸缩性。有批评者将其源头上溯至早期的乡土文学，将下限扩展到90年代后期，凡表现传统文化底蕴的作品都被揽入了“寻根文学”的筐中（包括韩少功的《马桥词典》），甚至还包括了报告文学的文类。在我看来，这种上下贯通的全面考察和补充有其可取之处，但过分执着于“寻根文学”的指认、归类则大可不必。以我之见，我们无需对“寻根文学”之类的称谓太过认真，这些批评概念往往着重于其中的文学史意义，具体到作品则并不具有严格的区分效力。“寻根热”在1987年逐渐消隐以后，“寻根文学”概念退出批评话语自是必然的结果。
由此看来，1985年韩少功一“文”激浪掀起的“寻根热”，并不是一场有组织有计划的文学运动。无论是理论的提出，还是创作的繁荣，都是一些青年知识分子在当时文化热氛围的激励和触动下不约而同做出的回应。“寻根”，作为一种现代性话语，强调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对自身传统文化的回望。这一主张的形成，与80年代上半期知识界对于国家现代性发展的探讨有着深刻的联系。“文化热”讨论的前期热身，哲学界的儒学复兴学说、“全盘西化”主张，文学领域的现代派争论、《百年孤独》获奖之后带来的震动……这些文化言论和事件构筑了“寻根”话语的出场语境。
1985到1986年，可以说是“文革”后十年中知识分子话语空间最为开放的两年。1984年12月，胡启立在作协代表大会上明确提出了“创作自由”的口号，这一承诺不仅推动了创作界的繁荣，更点燃了知识分子对自由思想、自由表达的诉求热情。在此后两年默许的知识分子对话中，中国的现代性问题仍是主题，而（相对）多元开放的“文化热”氛围鼓励了各种现代性主张的表达。
根据王瑾对“文化热”所做的历史梳理，早在1981、1982年，我国知识界便已开始探讨“中国文化与现代化”的课题。随着大小讨论会的召开，各种以“文化”为名目的研究中心的设立，一系列文化刊物的创办、文化书籍的刊印，以及全国各级报刊上文化讨论的迅速蔓延，“文化热”逐级升温，1985年达至沸点。此间的一系列文化事件中，有三个学术团体的成立及活动运作不能不提。一为“中国文化书院”，1985年由北京大学哲学系的一批学者在北京成立，以汤一介、乐黛云、庞朴、李泽厚等为主力。二为1984年组织出版的“走向未来”丛书，以金观涛、包遵信为主编。第三，1986年组成的“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编委会，以甘阳、王焱、苏国勋、赵越胜、周国平等为主要成员。在今天看来，这三个文化团体分别集结了“文化热”中三股不同倾向的知识分子力量，代表着知识分子彼时现代性思考的不同侧重与主张。
中国文化书院致力于中国文化的基础性介绍和中西文化比较的学理性研究，以函授与假期讲习班的形式研讨、传授学问。1985年3月和1986年6月两次组织以“中国文化和中西文化比较研究”为主题的大型讲座，讲师则为海内外中国文化研究领域的知名学者：梁漱溟、冯友兰、李泽厚、陈鼓应、杜维明等等，全国各地的听者蜂拥而至，盛况空前。中国文化书院受海外新儒家影响，强调文化的延续性，强调从中国传统文化中获取现代性发展的动力。林毓生的“传统的创造性转化”论和杜维明的“儒学的第三期发展”论被广为推介，引发了广泛的探讨。
“走向未来”丛书是一套在“文化热”早期极具影响力的西方新思潮普及丛书。金观涛的“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定结构论”、《第三次浪潮》、《大趋势》等西方未来主义着作的翻译出版，不仅猛烈冲击了学界的僵化观念，更对当时的社会改革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该编委会主要成员为中国科学院从事科学史或科学哲学的研究人员，因此这套丛书的译介以“科学主义”为核心主张，强调“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是中国“走向未来”的首要保障。与这一立场相对应的，是“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所持有的人文主义姿态。其主要编委会成员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北京大学的人文学者，他们更关注对西方从古典到现代的人文主义思潮的引进，尤其重视德法的现象学、阐释学、存在主义、宗教学、法兰克福学派以及各种非理性主义的译介。当时也已触及了后现代主义一些代表人物的重要言论，可被视为90年代“后现代主义”思潮的精神源头。
以上各有侧重的文化传介努力，可让人一窥“文化热”多元开放的话语氛围，以及知识分子对当下现代性状况的不同诊断。中国传统文化、西方科学及人文思想，是知识分子开出的三张药方，此间透露出知识界在文化资源选择问题上存有的分歧，而这一分歧则在“寻根”运动和西学热潮的勃兴中进一步扩大。“寻根”主张在1985年的提出，显然受到了新儒家学说以及当时传统文化讨论的启发，尽管其核心诉求与儒学复兴观点有着根本的差异，但两者在一些问题上却拥有共识。比如，他们共同认定传统文化将在中国现代性发展中扮演积极而重要的角色。而对这些“共识”持否定意见的，则是在一波接一波的西学热潮（“萨特热”、“尼采热”……）中逐步激进化的“西化”主张者。他们将传统文化视为中国现代化的绊脚石，否认中国传统文化可以与西方文明资源一同发挥作用，最终五四时期的“全盘西化”口号被重新提出，竖起了一面反传统的大旗。
除了受到文化思潮的裹挟和感召之外，“寻根”，作为一种文学主张，同样与80年代的文学情境息息相关。正如下文将进一步强调的，“寻根”的话语主角是作家，而非批评家，可以说，该话语的产生更多基于作家的切身创作经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