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中期的作家们，经历了“伤痕”、“反思”的潮来潮去，经历了朦胧诗的现代意识启蒙，经历了“我们要不要现代派”的立场之争，而官方又在此时给予了“创作自由”的承诺，于是接下来“文学创作该往哪里走”便成为亟待解答的问题。1982年，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这为一部分中国作家指明了方向。这一文化事件，似乎是评论者谈“寻根”所必谈的影响渊源，“魔幻现实主义”也由此成为“寻根文学”的形式模板。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在“寻根”文学大量涌现之时，《百年孤独》刚刚被译成中文，相比之下，川端康成、泰戈尔、卡夫卡、福克纳、塞林格……这些名字对青年作家的影响更为深刻。在我看来，《百年孤独》给彼时文学界带来的震动，与其说是文学实践层面的指引，倒不如说是精神层面的鼓动和激励。这一拉美魔幻现实主义作品“融现代主义精神、社会政治热情与民族文化传统三位一体”，中国作家从它的获奖中读出了丰富的暗示。在哥伦比亚和中国的相似性比较中，作为第三世界国家的自卑感与拥有古老文化传统的自豪感混合为一种微妙有趣的心态，而正是这一点，构成了“寻根”话语最初的心理基础。
最后还必须谈及的是，身处于80年代中期的文化和文学语境中，“寻根”主张者们的不谋而合，还源于他们相似的生活背景：生长于50、60年代，经历“文革”，下放农村，有着辗转于城乡两地的知青经历。韩少功、李杭育、阿城、郑万隆、王安忆、张承志、史铁生，这些作家的青春记忆里充满着乡土的气息。由此，在众声喧哗的“文化热”中，知青作家在个人记忆和当下语境之间找到了契合点，而这也决定了以乡村／民间生活为基点的“寻根”话语与儒学复兴主张存在着本质的差别。从某种角度而言，“寻根”理念的生成、“寻根”思潮的走向及其内在的制约，都与知青作家群体的特殊性不无关系。以贺仲明之见：“寻根是专属知青作家们的一项文学活动，是知青作家们源于内心困惑和解放自我的文化尝试。”
比照80年代的种种文学叙述，“寻根”话语的特殊性是显而易见的。在一片向“前”进的“现代化”呐喊中，在一波又一波追崇西方样式的“创新”借鉴中，“寻根”的回望、内观姿态格外突兀。无怪乎在其主张提出不久，便激起了气势浩大的批驳之声，而时至今日，仍有论者将其认定为现代性进程的阻挠者。以下将通过分析相关的文艺争鸣话语，来厘清“寻根”主张的具体所指，及其暗含的现代性诉求。
二、1985年的“古今之争”
1985年，韩少功的“寻根”宣言发表过后，长春的文学月刊《作家》和北京的《文艺报》组织刊发了一系列讨论文章，获其他刊物的响应，一场以“寻根”为主题的大讨论由此展开。在这场讨论中，“寻根”主张以及当时正热的创作潮流都遭到了多方面的商榷、质疑，乃至攻击。有趣的是，同样激烈的批评态度，既来自于保守人士，也来自于激进分子，其背后有着悬殊的文学观、文化观，以及国家现代性观念。以下我将以现代性视角为约束，梳理三个问题层面的反对声音，借此来呈现彼时文学界存在的裂隙与龃龉，并反观“寻根”话语的丰富意涵及其文学史意义。
（一）文学须反映当下现实？
对“寻根”主张及创作的一种诟病，是指其脱离生活现实，“走进深山挖根”的避世倾向。而且，此类意见多来自于文坛颇有声望的前辈口中。如唐弢发表于《人民日报》的评论对“寻根”这一概念的合法性进行了反驳：我以为“寻根”只能是移民文学的一部分，“寻根”问题只能和移民文学同在，……除此之外，先生们，难道你们不是中国人，不是彻头彻尾生活在中国大地上的吗？还到哪里去“寻根”呢？
李泽厚批评“寻根”文学着力表现原始蛮荒的生存景象而缺乏“战斗性”，他反问道：“为什么一定都要在那少有人迹的林野中、洞穴中、沙漠中而不是在千军万马中、日常世俗中去描写那战斗、那人性、那人生之谜呢？”同样，冯牧和周克芹等老作家也强调，对于民俗学的兴趣，在作品中加强文化意识、哲学意识和历史感，其目的是为了“更深刻地反映现实”，而如果“把变革中的现实生活放在其次，就找不到真正的根”。另外，许多发言者都从“当代意识弱化”的角度，批评“寻根”的本末倒置，因为在他们看来：“任何一种文化传统，无论它有多么的辉煌灿烂，都只能是文学的流而不是源。当代文学的根，无疑应扎在当代生活土壤之中。”
在今天回溯这些权威意见，可认清80年代中期的文学界，仍然以文学的现实反映论为主流话语。文学必须反映当下现实，这一苏式马克思主义美学的核心教义仍被奉为金科玉律。可以看到，尽管官方承诺了“创作自由”，但此种自由仍被约束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规范之下，游离在外的创作则被认为丧失了社会责任心和时代使命感，从而丧失了文学的价值。
同样，在批驳声潮中反观重重压力下的“寻根”话语，才可领悟其冒犯权威的姿态如何大胆而坚定。如李陀所描述的，阿城的“三王”发表之际，“让读者感到陌生，也让批评家感到陌生——他们已经十分习惯‘伤痕文学’和社会之间互相激动，彼此和唱那种互动关系……可《棋王》显然很难进入这种关系”。文学和社会之间的长期契约被刻意破坏，从“寻根”开始，作家有了真正改变其文学构成的欲望，社会性正是他们首先要削弱的部分。阿城曾在《文化制约着人类》一文中不无讽刺地谈道：“洋人把中国人的小说拿去，主要是作为社会学的材料。”其言下之意相当明确，让小说成为小说本身，便是他，乃至整个“寻根”主张最为基本的诉求。
从《今天》杂志的创办开始，一股谋求文学独立性的努力在文学界日益强大。文学独立性，首先意味着与政治分离，获得文学应有的文学性品质。“寻根”将目光投向中国的传统文化，虽包含丰富的考量，但以此来恢复文学的文学性却是其中最为确凿的目的。韩少功借用丹纳的文化分层；郑万隆将小说内涵三层分，无非是想表明社会生活的现实形态是文学表现中最浮浅的层次，最经不起时间考验的层次，而真正具有生命力的文学则藏于深层的文化结构中。“寻根”作家的创作实践里，书写深山野林、原始荒蛮的偏好为人最多诟病，但在我看来，这正是作家们的策略性抵抗，他们试图靠年代的久远、地域的边缘，来保持自身的抽离，抽离于那无所不在的“当下现实”，为文学创作中审美思维的解放和想象力的释放寻求一块僻静的天地。而换一个角度看，“寻根”文学同样也拓展了“现实”的内涵，自然的、历史的、神话的、民俗的、关于欲望、关于性的……这些一直以来被革命现实主义文学所遮蔽的“现实”正得到彰显，正如李欧梵所言：“不管其意图如何，寻根小说不仅将旧的现实主义推向了新的边界，而且超越了现实主义。”
（二）复古，还是现代化？
在对“寻根”思潮的批评声中，最为激烈、最具影响力的攻击，集中在社会现代性的课题上，即指责其具有与现代化方向相背离的复古倾向。可以看到，许多论者都持这一观点，并从不同的角度来质疑“寻根”的可能性和必要性。
概括而言，主要针对两个方面：其一，认为作品对原始、落后、混沌、野蛮的精神状态的展示，体现了“文化意识上的落后性”；其二，将汪曾祺、李杭育等人的崇古怀旧情调归结为一股“反现代化”、“对抗社会进步的文化逆流”。在所有的批评话语中，刘晓波的发言尤其尖锐。作为1986年文学批评界出现的一匹“黑马”，刘晓波以极具有煽动性和批判性的语调，质疑批评界对新时期文学的乐观评断，其挑战权威的激进主义姿态吸引了众人的目光。在他的诊断中，新时期文学正面临一场危机，而“寻根”潮流的盛行正是当下文学状况令人堪忧的一大症候。他认为：新时期文学以“寻根”为代表，表现出一种“向后看”的意识，有一种观念上的倒退趋势。……在这股“寻根”潮流中走得最远的应是由汪曾祺开其端，阿城等推向高峰的对传统文化中庄禅境界的推崇，这是对传统文化彻底复归。……“寻根”的目的应该是用利斧砍断它，而目前的寻根思潮则是一种文学的“振兴新儒学”，趋之若鹜，成了一股歪风。显而易见，对于传统的“全盘否定”，是刘晓波“全盘西化”观点的立论基础。以这种激进现代性立场来看，“寻根”无疑是“反”现代性的，是与现代化的“前进”方向背道而驰的。假如说这一批评的产生与当时“全盘西化”论的兴盛直接相关（刘晓波在2002年再谈“寻根”，虽同样持批判态度，但依据全然不同），我们却无法解释，在“全盘西化论”被官方否定之后的近二十年中，为何类似“反现代性”的指责仍不时出现在对“寻根”话语的回顾和评价中。
有一个较为突出的例子——2002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文学史新作《中国新时期小说主潮》，以现代性为线索来梳理新时期小说史。其序言将“寻根”这段历史“盖棺定论”为一种“近乎偏执的文化保守主义”，“是对进入‘现代性’文化语境的又一次巨大的质疑”。文章论述道：“寻根文学派”的作家们退守到反启蒙的文化立场上，试图删除“现代性”这一历史的必然进程，而直接进入与世界文学对话的“全球一体化”的“后现代文化”语境之中……可以说，“新时期文学”在以“伤痕文学”重回启蒙话语发端后，试图在走出文化困境中寻觅一条新路时，“寻根文学”引领我们的文学走过了一段历史的弯路，而恰恰是这样一个有碍于“现代性”进程的观念，却引起了另外一种文化观念的反弹。
比较相隔近二十年的两段文字，仍可轻易把握其中的共同逻辑：“现代性”是一种不容置疑、不可抗拒的“历史必然进程”，任何滑脱这一轨迹的主张，都是历史的“倒退”或走了“历史的弯路”。同一套话语，反复操练，体现了中国知识界对现代性进步历史观的沉溺和执着。而在这里，我们要问的是：这套话语对“寻根”不断提出的“反现代性”指控是否论据充足？即，“寻根”对民族文化、传统文化的张扬，是否是以复古为意图，来对抗国家现代性发展的？如果不是，那么两种表述间存在何种内在分歧，导致了长时间的水火不容？
就“寻根”话语的核心主张而言，其诉求的吊诡之处在于，它试图将民族现代性的发展依托于非“现代”的文化元素之上。也就是说，“寻根”试图从传统中挖掘现代性发展的动力，不管是否可行，这同样是话语者在当下语境中提交的一份现代性方案。如韩少功所言： 这里正在出现轰轰烈烈的改革和建设，在向西方“拿来”一切我们可用的科学和技术等等，正在走向现代化的生活方式。但……万端变化中，中国还是中国，尤其是在文学艺术方面，在民族的深层精神和文化特质方面，我们有民族的自我。我们的责任是释放现代观念的热能，来重铸和镀亮这种自我。
郑万隆同样强调，“寻根”将“力求揭示整个民族在历史生活积淀的深层结构上的心理素质，以寻找推动历史前进和文化更新的内在力量”。不难看出，“寻根”主张者一直在发掘民族传统文化与现代性之间的“当代联系”，一直在尝试论证传统文化发生现代性转化的可能性。
另一方面，细致考察“寻根”主张者的发言，也可知他们在文化选择的问题上，并不是崇古而排他的，而有着开放和融汇的态度，他们承认西方文明和中国传统中都具有可吸收的文化元素。韩少功说，寻根“丝毫不意味着闭关自守，不是反对文化的对外开放，相反，只有找到异己的参照系，吸收和消化异己的因素，才能认清和充实自己”。李杭育也告诫，在“理一理我们的‘根’”的同时，也要“选一选人家的‘枝’”，才能“开出奇异的花，结出肥硕的果”。由此说来，“寻根”并非意在复古，而是主张以“现代意识”去观照传统与民族文化，寻找其中的文化优势和力量源泉，加以利用和改造，以推动国家的现代性发展。在我看来，这一包含功利主义态度和启蒙意识的表述，事实上与“西化派”主张有着相通的话语基础，差别在于两者所青睐的文化资源不尽相同。而更为重要的是，双方对于“现代意识”这一新词语的理解存有很大的分歧，这个词语对刘晓波等人“可能意味着与过去彻底的决裂，而对寻根者来说，则是传统和现代之间否定的辩证关系（dialectical relations of subla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