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以上意见分歧的全球化理论背景上来看韩少功的相关思考，可以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他的小说观点和随笔观点分属上述两种意见，再一次显示了他不同文体创作中的矛盾冲突。韩少功在《马桥词典》中透露的文化危机感，可以说来源于对全球化文化趋同的潜在忧虑。90年代马桥文化裂变的书写暗示着，全球化的文化同质化运作机制，如流行符号的迅速复制和传播等，冲击着前现代本土文化，导致其产生断裂。本土文化的尴尬境遇在于，一方面其自身的文化传统无法传承，在时间维度上形成不可逾越的文化代沟；另一方面也无法在一时之间学习到外来现代性经验的精髓，影响最大的便只是文化的世俗化和商业化。持有这一文化趋同观点，韩少功对于保存弱势文化的可能便产生了怀疑。在全球化语境中，如何避免外来的不良影响，保持不同价值的本土特色进入现代化，成了小说中没有答案的疑问。
与小说挽歌式的叙述态度不同，韩少功一系列的思想随笔，强调了文化差异存在的必然性，并对本土文化的全球化处境，表现出自信和乐观。在与萧元的对话中，他更提出对“全球文化一体化”概念的怀疑。他认为人们在文化上完全整齐划一是不可能的，人类在文化上的多样化是继续生长的必要前提。而在《批评者的本土》中，他则质疑“本土文化”的纯粹性，认为文化从来都是不纯的。而与其他民族文化交汇、融合时，“一个有创造力的民族，用不着担心自己的文化传统溃散绝灭，正像一个有创造力的人，用不着担心自己失去个性”。
以我之见，这些看似冲突的观点，正体现了韩少功对于文化全球化问题之复杂性的认识，他回避非此即彼的判定，而试图深入到问题的具体情境中来进行探讨。韩少功反对将文化差异绝对化，他认为自古以来，文化的发展始终处于碰撞与融合中，因此没有纯粹的本土文化。然而不纯粹的本土文化仍是“受一方水土滋养”，而有着与其他文化不同的自身特色。在全球化的时代，各民族间的文化实现着全方位的交汇，“互为资源、互为条件”。他将中国的本土文化视为其中一种创造性的资源。由此，我们便可以理解韩少功不同文本中的分歧：他一方面清楚地体察到全球化在现实层面对本土文化的巨大冲击，并将他的文化焦虑记录在小说中。而在理性思考的层面上，他更重视和相信本土文化具有的生命力和创造力，认为它将作为一种本土资源来影响民族在全球化过程中的现代性发展。可以看到，韩少功有关全球化问题的关注，包含着对中国现代性发展道路的思考，他借此来驳斥那些以西方为标准，盲目追求西化的现代性观点：“文化没有凭空的创造，文化的创造者总是需要利用一切有益的资源，为何独独要排斥中国这一份资源？”
回到小说《马桥词典》，韩少功通过马桥方言的历史挖掘，展示了一种地方文化的传承和演变过程。在其中，我们可以体会到作家强烈的本土意识，这正来自于他对全球化时代特征的深刻体察。吉登斯认为，全球化过程同时包含着本土化的过程，全球化的趋向反过来也会增强地方的文化认同。在此意义上，韩少功以小说创作来表达他对本土文化生存前景的忧虑，同样也可被视为一种全球化的产物，是本土文化力量在全球化压力之下自我伸张的一次努力。
四、弱势文化叙述及内在悖论
（一）两种解读
在各个层面的现代性权力关系中都处于弱势的前现代本土文化，在现代化过程里是否具有保存自己的可能？如果说这个问题的答案暗含于《马桥词典》的书写中，那么有意思的是，不同的批评者从同一文本读出了相背离的信息，也就是说，不同的批评者从《马桥词典》的文化展示中读出了截然相反的作家态度和立场。第一种解读，认为韩少功的书写隐含着理解或欣赏的眼光。而另一种，却认为他在描述马桥文化时，持有否定批判的态度。
我以为，两种解读体现了阅读者巨大的理解差异，而那根源于一个前提问题上的严重分歧：处于弱势的前现代文化在现代化过程中是否具有保存的价值和必要。
持有第一种意见的批评者占绝大多数，他们大多认为韩少功对民间文化的关照是积极的，并突出了其中针对主流价值的反思维度。陈思和认为小说反映了“被压抑的民间如何以自己的方式来拒绝来自权力的庙堂文化”。南帆强调了“词典”对马桥生活的“敞开”作用，以及编撰者的“眷恋”之情。而王蒙则在书中读到了“一种宽容和理解，一种明智的乐观”。
然而，在另一些批评者看来，《马桥词典》的整体文化态度是否定性的。如周政保认为《马桥词典》体现了“一种传统文化价值方面的沉重否定，或一种跨越了‘马桥’的平和而客观的尖锐批判”。敬文东更为激烈地指出韩少功在作品中“揭露了方言的丑陋嘴脸、排它性”，以及文化上的保守和落后。也有批评者从局部的词条阐释读取了类似的信息。例如Jiang Ningkang 的论文从民族性／国民性（national character）批判的角度，来理解韩少功对马桥闭守心理的描述，他指出：“通过在当代语境中的国民性反思，韩少功完成了从寻根文学到对文化之根的文学批判的重要转变。”Vivian Lee 也认为：“韩少功在小说中保持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立场，来识别中国国民性中那些造成现代民族不幸的根源。”类似“批判论”的持有者尽管为数不多，但解读思路却有共通之处，可见这一观点具有某种代表性，并非个别的误读现象。
对于《马桥词典》的解读分歧，显然并不在于批评者对作品褒贬不一（相反，大多批评者都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而是他们从文本中读取了意味相反的信息。那么导致分歧的原因，是在于文本的表达方式，还是在于批评者的视角差异？应该说两者兼而有之，作品表面的中立叙述态度与暗藏的内在悖论，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读者把握其潜在意图的难度，同时也更易使那些持先入之见的批评者望文生义、误读作品，甚至产生与作家本意截然相悖的解读。
批评者以现代性价值为绝对标准，来衡量一种前现代特征的文化，我以为，这是导致误读最为关键的原因。Zygmunt Bauman 曾指出，现代性就是启蒙运动的宏伟规划，追求自由平等博爱，以秩序压制混乱，以一元统一多元，认为理性优于感性，知识高于无知。在那些“批判论”者的论述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他们始终站在一个现代性价值的立场上发言，站在“秩序、一元、理性、知识”的阵线上对“混乱、多元、感性、无知”进行严厉的压制和排斥。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在科学理性的绝对标准之下，批驳马桥文化反科学非理性的倾向。
Jiang Ningkang 称之为“反智主义”（anti‐intellectualism）的倾向：阅读这部小说，提供了一个检查大众社会中存在的反智主义负面影响的机会，反智主义往往会在社会中导致一种非理性的集体疯狂。2．在共识规范的绝对标准之下，批驳马桥文化在秩序、规范以外的处世原则和理解方式。比如，对于马桥人用事件标志来替代“1948年”的指称，敬文东认为“大多数是错误的。他们胡乱给1948年找干爹”。同时他还强调韩少功在表现这种“错误”时态度“不无调侃和幽默”。3．在语言的公共化流通性的绝对标准之下，抹杀方言存在的价值和意义。这一观点，在敬文东对方言的轻蔑形容中显而易见；同时，邓小芒也认为：没有统一性的语言根本不能被理解，它不是语言；统一性受限制的语言（方言，俚语、黑话等）如果不能走向越来越大的统一性的话，则是不成熟或受阻滞的、消亡着的语言。邓小芒否定了语言间有存在差异的必要，在我看来，他所追求的语言统一性正体现了现代性一元化的价值理想。
4．最后一点，也是“批判论”的一个共识基础，便是在历史进步论的观点下，将马桥文化的某些特征贴上僵化、闭塞、保守、愚昧、落后的标签，并将之简单归结为中国传统文化弊病的症状。这样一来，韩少功对于前现代本土文化的种种描述，便成了他们论证其传统文化落后观点的最好例子。回到前面提出的那个问题：处于弱势的前现代文化在现代化过程中是否具有保存的价值和必要，他们的答案自然是否定的。
由此可见，两种解读的分歧，根本上也是作家及批评者们在现代性立场上的分歧。韩少功的《马桥词典》旨在反思现代性，他尝试通过一种前现代地方文化的展示，来质疑那些逐渐构成压制性力量的现代性权力话语。政治话语、科学话语、共识话语、公共化语言，都蕴含着现代性的普遍价值，但也可能成为压制性力量的载体，这些正是《马桥词典》所警惕的霸权来源。因此马桥对于韩少功来说，象征着一种前现代的本土资源，在中国逐步现代化的过程中，他强调对这种资源的利用，因为它能提供一种反思的维度，来牵制现代性话语的膨胀和扩张。
作为批评者，只有意识到现代性发展有可能走向其理想的背面，意识到现代性价值的极端化同样需要被反省和警惕，才有可能切实把握韩少功在表现马桥文化时的真正含义。然而，在持“批判论”的批评者那里，韩少功的这些思考不仅未被察觉，反而遭到了完全相背离的解读。科学、进步、理性、规范、统一，这些韩少功所反思的现代性核心价值，被他们夸大成为颠扑不灭的真理。
如此生成的批评话语极具反讽意味，因为批评行为本身——在现代性的绝对标准下来衡量作品中的文化表现——已经构成了一种具有压制性的现代性霸权话语，而这恰恰是整部《马桥词典》所努力消解的。
（二）中立叙述
《马桥词典》的文本表达有一个特点：叙述态度保持中立，它在一定程度上诱发了“批判论”的产生。
无论是叙事性、还是议论性的词条里，《马桥词典》的叙述者“我”都尽量回避对所描述的文化特征作价值评判，表面看来似乎是想忠实地展示（尽管并不一定做到）一种民间原生的文化样态。因此，文本既呈现了马桥文化充满生命力和创造力的一面，同时也毫不回避那些被指为“保守、愚昧、对抗进步”，甚至束缚人性自由发展的文化元素。这样一来，单从零散的词条或文本表层文字来阅读，并不容易把握隐含的作者的真正立场。对那些并未整体理解作品的批评者来说，许多表述因而成了韩少功批判否定传统文化的例证。
如果说中立的叙述姿态是韩少功抽离自身的一种叙事策略，那么进一步深入文本，可以发现面对这种复杂多元、藏污纳垢的文化形态，他同样试图保持一种有限度的认同立场。
《马桥词典》有许多词条涉及民间迷信和神秘主义的事件，比如“走鬼亲”，比如死到临头的人会出现“飘魂”的先兆，比如马桥人通过施咒语来惩治恶人，等等。韩少功在叙述这些脱离科学逻辑的神秘故事时，往往会夹杂入自己的评语，类似“我还是没法相信”、“我还是觉得没法理解”、“我当然对这种议论不以为然”、“我不大在意和相信这一类传说”的话语。“批判论”的持有者或许正是从这些直接表白中获得论据，然而我以为，这类话语并不包含明显的批判或推崇态度，那是叙述者有意在讲述故事的同时，突出自身客观、清醒、抽离的叙述姿态。更重要的是，这种反复出现、不断加强的表达，有可能是作家的反讽策略，“不相信”的声明看似怀疑故事的真实性，事实上却是为了反衬现代科学态度是如何固守共识、排斥异见，而前现代文化是如何在这种普遍观念中遭到遮蔽和鄙薄。
这一解读，我们可以在小说的另一些阐述中找到根据。“梦婆”的词条讲到雄狮被晚了三十年爆炸的炸弹炸死后，水水发了疯，与志煌也离了婚。而之后，水水成了预测彩票中奖号码的高手，据说屡测屡中，名声远播。
这个故事看上去像是在讽刺一种非理性的社会现象，然而叙述者却表达了以下观点：我得承认，知识和理智确实不能解决人生的一切问题。我只是惊讶，拒绝知识和理智的力量，常常比我们估计的要强大得多。……“梦婆”在马桥的特别地位，似乎也支持了一切反智主义的重要观点：在最不科学的地方，常常潜藏着更为深邃的科学。
这样的表达，正是一种有限度的认同，没有明显的价值批判，只是在科学的维度之外，提醒人们还存在另一种非科学的认知方式，影响着人们的现实生活。
同样，对于马桥人仇视科学、抗拒科学事物的心态，文本的叙述态度也颇为中立。“散发”一词，谈到马桥的老人对电视的评价：“天天看电视，看大一颗心，不散发了？”（“散发”的意思是死）小说写道：我不能评价他们对于电视的恐惧是否合理。我只是体会到他们说的“散发”，已经比二十多年前有了大为延展的内涵。我还体会到他们对任何散发式的状态，……持有一种马桥人的顽固警觉。
很明显，韩少功在这里采取了一种回避评价的姿态，他为民间思维留下了自己的空间，因为在他看来，那并不是一个是否合理的问题。
在“火焰”一词中，韩少功强调了科学与信仰之间的非对立性和可转化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