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仅如此，改革开放以来浙江人在异乡的生存、发展和融入当地社会，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也依赖于亲缘和亲缘式的社会关系网络以及建立在这一基础上的信任关系。格雷佛斯认为，移民在“适应周围环境时个人会有不同的资源可供使用，其中有他们自身的资源，核心家庭的资源、扩大家庭的资源甚至邻居朋友的资源，或更广的社会资源。在依赖族人的策略（kin reliance strategy）中移民是利用核心家庭以外的亲戚资源以适应环境；依赖同辈的策略（peerreliance strategy）则运用同辈及相同社会背景的人的资源进行调适；依赖自己的策略（self reliance strategy）则依靠自己及核心家庭或外界非人情关系（impersonal）的组织资源。”对于外出经商的浙江人来说，告别熟悉的乡土社会，来到陌生的城市社会，这一生活事件无疑意味着要疏远生于斯、长于斯的或漫长岁月中所构建的乡土社会关系网络。但是，在一个新的环境中，个人自身的力量资源显然是十分有限的，不足以支撑他们的生存和发展，这就在客观上要求他们重新构建社会支持网络，以便从网络成员那里摄取资源，来解决日常生活和经营中的困难。
社会支持网络对于外出经商的浙江人而言，确实是非常重要的，对北京“浙江村”的研究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比如，北京市不允许外地人开办诊所，但是在北京的“浙江村”，一些温州农村医生在那里开办了一些私人诊所，尽管经常受到清剿，然而总是清剿不绝，只要其中的一个诊所受到清剿，这个消息马上就会通过温州人自己的社会网络传到其他诊所，其他诊所的老板很快将仪器和药物转移到他们在“浙江村”的亲戚朋友那里，暂时关闭避风，以对付清剿。另外，由于北京管理部门按人头收取各种费用，为了躲避这一点，许多温州人不去登记，只要亲戚朋友中有一人办理暂住手续，其他人就可以利用这一点避开各种检查，这同样是他们的社会网络帮助了他们。社会网络不仅为外出经商的浙江人提供各种经济资源，而且也提供了各种各样其他的社会支持。北京“浙江村”鞋厅张安乃经理的一席话，也表明了这一点：“一方面我们重视老乡、亲戚、朋友，不但做生意愿意找他们，即使在北京有难办的事也愿意找在政府中做事的浙江籍人；但另一方面我对亲戚朋友的态度非常简单，你找我，我可以给你领条道，但路怎么走是你自己的事。”
巴里·韦尔曼和斯科特·沃特莱在研究东约克的城市社会网络时发现了五种社会社会支持类型：其一，情感支持。61%的网络成员可以以某种形式提供情感支持，形式包括较少的情感支持（minor emotional aid），关于家庭问题的忠告（advice），主要的情感支持（major emotional aid）和主要服务（major services）。其二，服务（services）。61%的网络成员可以提供这种服务包括小服务（minor services），借款或给家庭用品（household items），小的家庭援助（minor household aid），主要的家庭援助（major household aid），组织援助（organizational aid）。其三，伙伴关系（companionship）。58%的网络成员可以提供此种关系，包括讨论思想、一起干事、作为伙伴（fellow）加入一个组织。其四，财政支持。16%的网络成员可以提供这种支持，包括小额贷款或送礼，大额贷款或送礼，提供住房（housing）贷款或赠礼（gift）。其五，工作或住房信息。10%的网络成员可以提供此种支持，包括工作信息，工作合约（job contact）和找住房等。
社会网络是行动者之间通过社会互动而形成的一种相对稳定的体系即社会结构。社会网络研究特别关注人与人、人与群体、群体与群体之间的关系，不专注于对个人和群体属性和品质的研究和考察；它强调的是行动者对社会资源的摄取能力，而不是对某种资源的占有状况。巴里·韦尔曼和斯科特·沃特莱的上述研究表明，城市社会网络对于城市的土着居民具有极为重要的社会功能，而事实上，社会网络对于在城市中经商的异乡人尤其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像浙江外出经商者这样的“异乡人”，要从社会网络中得到支持，还是必须以血缘、地缘这些原有的社会关系为纽带。这是因为对外出经商的浙江人（绝大部分出身农民）来说，原有社会体制尤其是户口制度遗产所形成的城市管理部门和城市居民的态度充其量也不过是“冷漠”或“漠视”，再加上分割式的劳动力市场、僵化的户籍制度、居住格局等，要融入客居城市的原有社会网络，并不是一件十分容易的事情。在这种情况下，浙江外出经商者不可能马上从当地社会网络中寻找到社会支持的资源。对他们来说，唯一现实的途径，就是利用他们原有的亲缘和准亲缘的社会关系网络，沿着原有的关系建构原则（血缘、姻缘、地缘等）来拓展其社会关系。这种熟悉的关系建构原则和社会关系网络，既能够给他们带来方便，从而节省交易成本，也能够给他们带来较高的安全感或信任度。
当然，原有的（或老家的）社会关系网络不可能被原封不动地搬用，而是必须适应客居地社会环境的变化而有所变化。在北京的“浙江村”和巴黎的“温州城”，这种变化确实已经发生了。首先，本来在浙江老家几乎没有来往的许多亲戚在异国他乡得到重新的认可和建立，亲戚关系的范围因而有所拓宽。其次，在未外出之前，由于在家乡居住的地理距离比较远，因此许多人之间可能基本上没有什么交往，但到了外地以后，聚居在一起，自然有重复交往的机会，但是在选择交往对象上，浙江人还是以家乡的居住地点为中心逐渐向周围延伸、扩展。如果在浙江老家，他们中的一些人可能不会成为交往的选择对象，甚至也可能互不相识，从这一意义上也可以说，浙江外出经商者社会网络的地域覆盖范围超出了原来在老家触及的地理范围。再次，城乡关系对社会网络的影响比在浙江老家有了很大的减弱，在异乡，老乡的身份被大大地突出出来了，原先的城乡居民变得密切起来，而身份差异则变得越来越不重要了。此外，如一起偷渡出国、一起经商、一起当工人、一起当兵等重要的共同经历在构建社会网络的过程中变得越来越重要。
关系网络对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社会经济活动的影响，不仅体现于外出经商者从特殊主义的社会关系网络中摄取信息和社会支持上，而且也体现于浙江本土“一村一品”、“一乡一品”的专业化特色产业群上。浙江产业群的一个重要特色，就是成千上万的家庭工场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同类产业的地域聚集，如宁波服装、温州皮鞋、绍兴化纤面料、海宁皮衣、义乌小商品、永康小五金、嵊州领带、黄岩精细化工、枫桥衬衫、慈溪小家电等。在浙江同类产业的地域聚集过程中，基于亲缘和地缘的特殊主义文化和关系网络，无疑产生了中介的作用。比如，在温州农村不仅有许多从事第二、三产业的专业户，而且有许多专门从事同一行业的专业家族。尤其是在改革开放初期，这种以家庭为中心，以血缘和亲缘关系为纽带的经济扩散现象更是屡见不鲜。由于农村社会同宗聚族而居的居住格局的影响，因此产业按血缘亲缘关系关系扩散，同时也表现为同类产业的地域聚集，从而产业分布上出现了波特所谓“簇群（cluster）现象”。比较典型的事例是，当1982年国家政策开始允许农民成为当时意义上的专业户、重点户时，原温州瑞安韩田学校五七厂马上有四五十名工人自动离厂，而回家办起了家庭工场，韩田村的汽摩配业因而开始以家庭为单位向四邻扩散。这些家庭工场依靠家族、邻里、朋友等多种社会关系联结成一个个企业网络，网络内部存在着密切的专业化分工与协作，不同的企业网络之间又存在着众多的或强或弱的联系，使产业群成为一个无形的大工厂。
上述表明，浙江区域的特色产业群是以亲戚朋友、邻里同学等关系为纽带，以成千上万的家庭工场为基础，在“一人带一户，一户带一村，一村带一乡（镇）”的模式下起步并快速发展起来。在这个过程中，特殊主义的社会关系网络无疑也提供了信息、知识和社会支持。在起始阶段，一个村庄中一旦有人从事某种产业并产生了赚钱的效应，这一信息会向自己社会关系网络中的其他成员传播、扩散，从而带动他人也来从事相同产业，而其他人又依次把与自己有关系的人带进这一产业，从事同一产业的人越来越多，规模像滚雪球一样扩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