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具有激励和约束的功能。制度明确规定了人们在社会生活中的权利、责任与义务关系，确立了相应的社会地位结构及其资源分配关系，制度安排着一种有序的社会状态，调解着人们在不同社会活动领域的矛盾、冲突，使仲裁纠纷、惩罚违规行为、奖励普遍性社会价值观的实现者等，都有了明确的依据。因而，制度内涵着激励和约束的机制，这种激励和约束机制对于人们行为的方向会产生重大的影响。它鼓励人们可以做什么，也约束人们不可以做什么。比如，在历史上，为了鼓励科学家、发明家努力工作而提供的赏金和奖品往往都是随意决定的，但是，只有那种法律明文规定的，对新的设想、发明、创新等知识的专属所有权，才是一种持续的、制度化的激励机制，才能对人的行为提供更为普遍的刺激因素。如经济学家诺斯所说，没有这种所有权，就不会有人为了社会的利益（或社会效益）拿个人的财产去冒险。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西方世界兴起的原因就在于发展一种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有效率的组织需要建立制度化的设施，并确立财产权，把个人的经济能力不断地引向一种社会性活动，使个人的收益率不断接近社会收益率。
正因如此，推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顺理自然地必须重视制度创新。释放文化发展活力，必须切实推进文化体制改革，打破长期以来形成的束缚文化发展活力的体制性障碍。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实施建设文化大省战略以来，作为市场经济的先发省份，在从计划经济体制到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过程中，浙江省积极稳妥地推进文化体制改革，并取得了一系列成功的经验。
2003年以来，浙江省以推进文化体制改革综合试点为契机，在全省新闻出版、广播影视、文化演艺领域，扩大改革范围，增加改革试点，拓展改革内容，由点到面、分期分批全面推进文化体制改革，并取得了显着的成果。这就为浙江区域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建设文化大省提供了新的引擎。
一、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文化体制
文化发展与经济体制具有密切的联系。经济体制是一个严密的逻辑整体，不同的经济体制下会形成不同的资源配置方式，不同的激励约束机制以及不同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发展模式。经济体制是约束人们行为及其相互关系的一套行为规则。经济体制通过一系列规则界定人们的选择空间，确立社会和经济的激励机构，引导人们采取可预测的因而是有秩序的行为。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体制的变迁，不仅取决于技术和生产力的状况，而且也取决于经济体制与文化遗产的相容程度。反之，经济体制一旦确立又不仅会对技术生产力的变化产生反作用功能，而且也会规定文化的发展模式和发展方向。
在自然经济社会，由于缺乏市场这一重要的中介环节，一项新技术、新发明往往迟迟难以得到有效的推广和应用，即使得以应用也很难形成产业化的规模。这无疑是在市场没有充分发育的传统社会中，科学技术对社会领域包括文化领域只能产生有限影响的极其重要的原因。这种情况当然也制约了文化的发展。比如，早在公元11世纪，中国就已发明了活字印刷，但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一直得不到改进。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缺乏改进和应用新技术的有效的市场激励机制。结果，在中国古代，书籍的印刷成本一直非常昂贵，不仅百姓买不起，有时即使朝廷也难以承担。清乾隆年间准备出版《四库全书》，主管印制事的大臣金简受命后，给乾隆上了一份奏折说：如果雕版印刷，仅119万余字的《史记》，光刻字费就需银1400余两。按此推算，上万万字的《全书》耗费将非国力所能承担。金简因此建议用活字印刷，这样印《史记》，包括重复字在内，只需刻25万余字便已足够。这25万余字，包括印刷用的档、板、槽，虽然工本费要贵一些，约需银2000多两（实用2300多两），但这些字模和档、板、槽，却既可以印《全书》的其他着作。金简的奏折显然提供了一个清乾隆年间出书究竟需要多少钱的数据。《红楼梦》若用活字印刷1000套，印刷费约需2000两银子，相当于乾隆年间1300担（13万斤）大米的价格，300亩土地的产量。如果加上销售成本以及税费等，一部《红楼梦》的售价为4两银子，相当于260斤大米的价格。由于出版成本高，如马克思说的那样，曹雪芹难以“有效地真正地”实现他的创作本领。由于书价昂贵，即使曹雪芹有财力出版他的作品，绝大多数读者还是买不起。
像全国其他地区一样，改革开放以前浙江实行计划经济体制。计划经济体制也称为中央计划经济体制，是由中央计划管理部门垄断社会资源的配置权，通过国家逐级下达计划的行政方式进行社会资源配置的经济运行机制。
从理论上看，完全的社会公有制、完全的集中计划和按劳分配，是完全的计划经济体制的三大基本要素。完全的计划经济体制，实际上暗含着一系列极为重要的假设。按照胡汝银的归纳，这些假设包括：
（1）信息是完全的，如果信息费用不为零，至少也是足够低的。完全信息意味着中央计划机构可以获得消费者偏好、产品生产函数和要素贡献（特别是劳动贡献）这三个方面的全部信息，意味着计划者未拥有任何非公开的私人信息，从而，计划制定者能够掌握计划执行者所拥有的所有信息。完全信息也意味着中央计划机构可以避免任何计划决策失误，从而不存在承担财务上的盈亏责任问题。完全信息和信息费用趋近于零，共同产生了完全的集中计划，使得计划边界能够没有约束地涵盖全部经济活动。
（2）在按劳分配规则下，激励是完全相容的，即个体利益的增进与社会利益的增进是完全一致的。
（3）实物经济条件下的生产是需求导向的，且供给与需求普遍相等，整个经济始终处于瓦尔拉一般均衡状态。
现实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总是对完全的计划体制的偏离。因此，这里的“完全的计划经济体系”，不是具体指现实中的一个国家的经济或一个具体的经济组织，它只具有理论模型的意义，是对现实经济关系所作的理论抽象。
理论模型的特征就在于：由于它的抽象性，它几乎不能直接地应用于一个具体的经济；但同时又因为它具有普遍性，因而可以在适当具体化的条件下应用于一切存在这种基本关系的地方。
计划体制下文化发展模式最突出的特点，是在全社会范围内依靠计划形式来对文化资源进行配置，文化发展中的基本决策权，都集中在计划者手中，文化发展具有高度集中计划的形式。在此，将樊纲等在《公有制宏观经济理论大纲》中关于集中计划机制的基本运行模式略作修改，便可得出计划体制下文化发展模式的基本运行机制：第一，计划者决定文化产品的创作和生产计划，文化产品的创作者和生产者只是按照计划进行创作和生产，不能自行决定文化产品创作和生产的品种和数量。第二，文化投资格局是全社会计划的一部分，是国家计划的结果，文化产业投资或积累由计划者统一决定，基层不具有投资自主权；文化产品的创作和生产的要求必须经计划者综合平衡、统一计划、批准后进行。第三，计划者规定文化产品的消费者价格和“实际生产者价格”。所谓生产者实际价格，由消费者价格（名义价格）加上“政策性亏损补贴”或减去上缴利税后的生产者实际收入构成。第四，为执行文化产品创作和生产计划所需要的人力和物力，由计划者统一调配；文化产品的流通，也由计划者组织；非短缺文化产品可由消费者自由选购，短缺文化产品则可以实行计划配给。
当然，需要予以说明的是，上述的文化发展模式，只具有理论模型的意义，是对现实文化领域中的实践活动所作的理论抽象。但是，这一理论模型，也是在所有传统社会主义国家计划经济实践的更广阔的背景下产生的。因历史和现实的各种具体因素的作用，计划体制下文化发展模式的某些运行机制可能在一个国家中表现得不很明显，但在另一个国家中可能表现得较为明显，它们因而也会被概括出来，成为理论模型的组成部分。在前苏联，有一整套庞大而严密的对文化的管理网络。最高苏维埃是领导全国文化事业的最高组织，它颁布的文化建设法令由部长会议执行，而具体行使领导职能的是文化部、国家电影事业委员会、国家出版印刷书籍发行委员会等机构，其中文化部处于实际领导的中心地位。在各加盟共和国以及下属的加盟共和国均有相应的文化管理机关，采用“条”、“块”结合的领导方式，对文化产业严加管理。在中国，与计划体制相适应的文化发展模式初步确立于20世纪50年代。这种文化发展模式的特征，就是依靠行政手段对各种文化活动进行干预，并对文化企事业单位实行直接具体的管辖。其具体表现是：文化企事业单位的负责人由党政机关任命，工作人员由上级机关调配；文化企事业单位的出版、演出等计划，要向上级呈报，获得批准方可实施；影片的放映发行以及节目公演都要经上级机关审查批准。1953年底政务院还发布了《关于加强电影制片工作的决定》，进一步明确规定：“今后必须切实建立统一集中、层层负责的审查制度。故事片剧本、大型纪录片拍摄提纲和完成片等均应由中央文化部电影局认真地完成初审，然后由中央文化部审查批准。”
但是，计划体制下文化发展模式之运行机制要能充分而有效地发生作用，其前提是计划者必须能够充分了解和掌握一个社会的文化资源的状况、文化的供给能力、文化的需求状况及其变化趋势。只有在此基础上，才能根据文化资源的状况与文化供给能力、文化需求状况及其变化趋势，来合理配置文化资源，使之得以充分利用并发挥最大作用。但是，这些条件是难以达到的。
（1）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文化发展模式之运行机制暗含着完全信息及计划者具有完全理性的假定，但完全信息是不可能的，而计划者的理性则是有限的。
现实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及其文化发展模式，总是严重偏离抽象的理论模型。导致这种偏离的基本因素之一，是信息费用或信息效率。换言之，信息费用与信息效率是决定计划边界和计划范围的重要因素之一。当计划范围的边际信息费用恒为零或始终接近于零时，计划范围便可以无所不包，即能够在广度上和深度上包括全部社会经济文化活动，形成完全的集中计划。但是，在现实中，信息并非免费物品，为了获得决策所需的信息，必须付出搜寻的代价，甚至有时候在许多情况下放弃信息的搜寻是明智和经济的。由于信息费用的存在，使得无论对于什么样的决策者来说，用于文化发展的决策的信息都不能达到完全充分的程度，在文化发展的决策上追求十全十美是不经济的行为。
另一方面，计划者的理性也不是无限的。计划者也是由担负计划职能的机构及其在机构中从事计划工作的人员组成的。不仅普通人的理性是有限的，而且计划人员的理性也是有限的。所谓有限理性，按照西蒙的定义，是指人们有达到理性的意识，但又是有限的。由于人类所处环境的约束和人类自身计算能力的限制，他们不可能知道全部备选方案，不可能把所有的价值考虑统一到单一的综合性效用函数当中，也无力精确计算出所有备选方案的实施后果。
计划者的理性首先要受到环境的约束，即受到文化产品消费需求的多样性和不确定性的约束。正如布坎南所认为的，由于每个人的偏好、能力、环境条件等各不相同，所以选择的主观性使得它对于外部观察者来说是不可预测的。据此，布坎南不承认个人效用函数可以加总为一个社会福利函数。按照这一逻辑，对外部观察者来说，不论应用什么方法（包括借用历史统计资料）推测社会需求结构以及作为其制约因素的需求偏好的变化都是不可靠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