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审美价值观念的普遍理解，与民族审美价值观念的个体经验并不一致，所以，哲学家与艺术家判断生活的方式是不一样的。哲学家力图以逻辑和理性把握感性的杂多，通过概念思维揭示人的存在价值和审美创造的价值；艺术家的思想潜伏在形象的深处，对人的价值关怀，是以感性形象的方式，再现和表现人的生存世界和人的生命意识，一切转化为具体的生活体验。如果将艺术家的价值观念抽象成理性的命题，那么，艺术家一定不如哲学家深刻，但是，如果就艺术家创造的感性形象本身来讨论，艺术家对人的处境的理解，对人精神危机的体验，对人的复杂而又奇怪的心理的分析，都将以极其丰富、极其敏锐的方式表现出生命的不可理喻性。艺术家更重视生命的原始状态，一切意识都是关于人的，所有的选择，都显示出人的内心困惑。随着精神分析心理学的不断发展，梦境与潜意识、偶然性与必然性、经验性与超验性，一切都以内心体验和意识流的方式表现出来，这种表现方式接近生命的本真状态。人生在世，或混混沌沌，或理性自觉，或及时行乐，或勇敢牺牲，或荒诞不经，每一个体，皆拥有自己的人生，每一人生，皆由不同的价值观念所决定。只有真正伟大的作家，才能洞悉人生的秘密，建构起神圣价值观念；正因为生命的价值是十分复杂的，所以，杰出的艺术家都力图建构深度精神空间。乡土文学作家尤其如此，杜夫海纳指出：有深度就是把自己放在某一方位，使自己的整个存在都有感觉，使自身集中起来并介入进去。有深度就是变得能有内心生活，把自己聚集在自身，获得内心感情。这种深度属于感觉，特别是审美感觉，正是通过深度，感觉才有别于普通的印象。审美感觉，不但因为我们体认而有深度，而且也因为我们创造而有深度。
6．1．2形象的叙述与乡土中国生命价值的实用理性取向
文明生活中的审美价值观，最明显地体现出文化的差异，我们可以通过形象的叙述和乡土文化精神加以理解；乡土中国的审美价值观，与现代性意义上的审美价值观格格不入，但是，它并不是乡土文化的产物，而是中国文化内在精神的自由呈现。应该说，乡土文化审美观，既有自己的局限，也有自己的生机与活力。什么是乡土小说？从中国文化意义上说，基于古典文化的小说叙述，即为乡土文学；而从比较意义上说，基于民族文化生活的历史与现实叙述，即为乡土文学，即建基于民族文化深处的文学叙述和文学形象。乡土作家，以形象创造为动力，通过艺术形象的谱系，构造出独特生命价值观。在这个价值形象系列中，他们创造了坚韧不屈的底层乡土中国人民的形象，也创造了宽容温和大度并富有牺牲精神的国民形象，还创造了饱受痛苦折磨并艰难生存的国民形象，也创造了邪恶霸道的地方恶势力形象，甚至可以说，邪恶的财主和残酷的官吏与恶霸形象，主导着乡土中国的价值认知，仿佛只有邪恶强势才是生命的真理，这显然是乡土中国生命存在价值观念的罪恶倒错。在专制与不平等的政治经济文化境遇中，生命存在的自由真理被歪曲，自由价值与正义价值被低估，相反，邪恶价值或不义的财富价值受到特别推崇。我们要面对乡土中国社会的价值真实，更要反思乡土中国的生命存在价值，从而为重建自由美丽的生命存在理想奠定基础。这实际上给乡土作家提出了极高的创作要求，不过，许多作家放逐自由正义价值观的探索，更关注生命的原始真理，通过原始生命的力与美的表达来宣扬乡土中国的古典生命价值。源自于现实生活的野性生命存在价值，源于儒家经典的理性生命价值，共同构成了乡土中国生命价值的思想资源。
先看乡土中国审美价值观的原始生命力量。现代中国乡土文学，重视对本土生活历史真实的再现，他们在展现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后，提出了什么样的审美价值观呢？这里，呈现了两种选择：一是人道价值观，受到西方思想的影响，如曹禺的《雷雨》和《日出》；二是野性价值观，即主张以恶抗恶，以暴制暴。我们的原始生命力量，是伟大的，从乡土中国文学中，可以看出，人民之间的爱情，男女之间的伟大爱情力量，并不逊色于其他民族，但是，在表达自由爱情时，可以看到，许多外来的力量阻碍着生命之间的伟大热爱，他们以生命的悲剧来威慑生命的伟大热爱者。在这些生命的伟大热爱者身上，我们感受到了高尚与伟大的力量，然而，这种高尚伟大的力量，还是无法应对世俗社会的异化法则的打击，最后，他们总是以生命的悲歌来成全伟大的爱情，这里，有着自由的悲愤力量。中国人坚信质朴善良的人生价值准则，然而，在世俗社会生活中，确实有太多的残暴与不公，人们更推崇狡诈法则，这些生活的恶作剧者往往成为某种成功的范型。于是，人们认可这些小人物的狡诈生活法则或世故生活法则，正直与美好的生活法仿佛成了过时的装饰。也有作家歌唱爱，把爱看作是生命的伟大力量，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冰心、沈从文、巴金等具有特别的意义。爱比任何别的东西更能使生命发出光辉，即使是推崇反抗哲学的鲁迅，在《朝花夕拾》中所表达的温情，依然是最激动人心的。在中国文学中，有歌唱美丽的诗篇，但是，在艺术宗旨上，还是过分推崇反抗与悲愤的艺术，因为现实生活的不平等与非正义，使得批判与反抗性作品更富有意义，相反，温情的爱的作品让人感到有美化现实的倾向，或者说掩盖了现实的丑恶与仇恨，这一问题，值得我们持续思考。如何形成自己的民族价值观念，把亲情与爱情思想放大到民族思想中去，与此同时，应该如何歌唱美好的事物，让文明生活图像更多诗意想象的空间？必须承认，我所讨论的乡土文学，不只是狭隘的以中国农村生活历史为题材的“乡土文学”，它还包括广义的以民族文化生活为题材的“乡土文学”，这个意义上的“乡土文学”，也可以称之为民族文学。在世界范围内，每个民族的文学都可以称之为“乡土文学”，事实上，只有从民族文化生活意义入手，才能更好地理解乡土文学的含义。
20世纪初形成的现代中国乡土文学，是由特殊原因造成的，因为在那个时候，科学技术发展处于极端贫乏与落后状态，中国社会基本上是以乡村为单元的社会，乡村与乡村之间大多处于封闭状态，往往以其习俗独特性，构成独特的社会文化单元，因而，“五里不同调，十里不同俗”的现象极为普遍。所以，乡土中国文学往往以地域为中心。自20世纪中期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传媒政治主导着乡土中国的生活，政治经济主导着乡土中国的生活，民族生活的喜剧与悲剧，大多是由于相同的原因造成的，因此，可以从政治经济文化的广阔背景下理解中国乡土中国文学或中国民族文学。越是在封闭的文化状态下，地域性的文化价值观越值得探索；越是在开放的文化条件下，民族性的政治经济价值观越值得重视。后现代意义上的中国乡土文学，除了文化习俗的顽固保存之外，基本上受制于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政策。当然，我们的许多乡土文学记忆，并不是对当下的乡土文化生活的记忆，而是对特定历史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记忆，充满了与现代生活相隔离的文化陌生感。
再看乡土中国审美价值观的内在生命变异。在展现原始乡土价值观时，创作者通常沉醉在原始价值观中，不能自由地展望美好的生活。对于现代中国作家来说，确实需要认真对待一个问题，即中国文明的生命力何在？如果说，中国文明是柔弱的文明，那么，这一文明何以能绵延五千年？
如果说中国文明是强大的，那么，这一文明，为何总是让国民的生活呈现出衰弱的形象？看来，问题远非如此简单。对于作家来说，他们不是从理论出发思考生命，而是从生活历史出发探索生命，正是在对民间中国生活的体察中，他们发现，底层中国世界有其强大的生命原动力。这种生命的原动力，就是坚韧承担。在漫长的中国文明传统中，形成了官匪二元结构，因而，在我们的艺术中，重要的传统，就是官逼民反，官民对抗，艺术家喜欢歌颂那些反抗暴政的英雄。一方面，中国人是富有忍耐精神的，他们在极其艰苦的生活环境中强调责任承担与爱心奉献，为了家庭与亲情，他们勇于做出巨大的牺牲，他们能够承受生活的苦难与压迫；另一方面，他们又追求正义，追求道德伦理，当官僚集团为非作恶时，他们就敢于反抗，这种反抗就是“杀戮与抗争”。艺术家无法想象，理想的社会需要法律与秩序，这一点，美国西部片中惯有的警察与法官组成的小镇世界，与牛仔或劫匪斗争的景象，在我们的小说叙述中还没有变成理想。他们更多的还是忠实于历史记忆。我一直倍感困惑：为何中国社会没有强化法律与警察组成的正义世界？为何官僚总是与民为敌或以民为敌，反过来，为何中国民众总要以官为敌？其实，在这种错位中，可以发现：官与民共有的犯罪意向，即不相信法律与警察构成的正义世界，只相信官匪不共戴天的世界。在歌赞原始生命力量时，我们应该思考这一问题。
乡土中国文学，通过美丽的生活历史记忆，创造了感人的人性化的生命世界，这一世界，虽然没有正义的法官与警察，但是，人们遵守着习俗法则，守护生命的正义，他们知道善良是长久的，知道邪恶是要受到报应的。
这个美丽的生活世界，充满着感人的美丽形象。他们可能是生活的被侮辱者或被损害者，但是，他们有着高贵的心灵信念，以其达观的生命立场或友善的生命法则，诠释了什么是正义与善良。乡土中国世界里感动人心的形象与思想就在于此，这是中国文明的精神。是的，没有正义公平的立法，没有以法为本的生活世界，生活充满了苦难；人们遵守古老的生活法则，在善恶之间保持着清晰的生命认识。从20世纪以来的乡土中国文学来看，乡土价值观念，还是过于重视时代的习俗的价值观念的探索，理想的价值观念与生命价值主题，往往被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所取代。从历史现实主义的角度看待中国乡土文化，自然，风水、算命、官道、匪气、野性等传统文化价值观，往往受到重视。例如，《白鹿原》重视的还是传统的文化价值观，时尚的政治文化价值观，也是以写实为主，并没有理想主义的探索。中国需要新的乡土文学价值观念，但这些新的观念，不可能直接来自于生活；在后现代语境下讨论乡土中国，必须考虑法治观念与民权观念，必须考虑公平与正义立场，因此，从法治社会原则出发，成了现代乡土中国文学的主要任务。不过，从现有的乡土中国文学创作来看，依然是性的压抑，情的变态，生命的负重，邪恶的残暴，善与恶的冲突并未消歇。在文明与愚昧的冲突中，人们对法律的公正与社会的正义并没有真正的信仰，更多的还是野性的歌颂与良知的信仰。在乡土中国社会生活中，作家与诗人皆有自己的审美价值信念与生命价值信仰，不过，在与现实的搏斗中，对丑恶的价值观念的批判代替了理想的价值观念的表现，因此，在文学接受中，人们依然被现实主义的强大力量所制约，不能呼吸自由而正义的空气，这是现代乡土中国文学必须克服的问题。按照美的原则，我们应该乐观地展望共和国的美丽生活，展望共和国的自由人性理想与生命价值信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