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1．3心灵生活的内在矛盾与人物性格的文化复杂性
乡土文学的文明生活图像，不是依靠善良的愿望所能建立起来的，它需要真正的才能和思想；我们的文学理论，长期停留在一些抽象概念上，不能给时代的作家以启示。在论述乡土文学创作的时候，如果一味地呼吁要去反映变动着的社会生活，并坚持现实主义的创作取向，那么，这些理论命题，可能因为过于浓重的科学主义和机械主义的色彩，远离那充满创造力和想象力的心灵。纪实与写实，要求作家所记和所写必须正视外在的生活现象，把外在的生活信息有规律地植入到文学作品中来。事实上，更为深刻的东西，从我们所抓住的现象中逃离，许多关键性问题，因为人们过于重视外在生活现象的实录而放弃内心的评判从而失去了表现的意义。在时代的小说研究中，过热的现象，是对所谓小说叙事学、小说结构学和小说形态学的纯粹技术性和知识性的研究和分析，从而失却对内在精神的评判与反省。有关乡土文学的文明生活图像之探讨，必须从作家的心灵和思想入手，这样，思想才能真正上路，因为那种原生态的材料为人所熟知，那种在结构和叙述上的翻新出奇，依然无法掩饰思想的贫乏。
例如，寻根题材本身极具深度开掘的意义，但是，少有乡土文学进行深度开掘。王安忆的《纪实与虚构》，就是典型的例子，在这部长篇中，作家捕捉到了几个极有意义的主题。出身军人家庭的孩子遁入解放了的上海那种异乡人的深刻体验以及与城市格格不入的精神体验，置身于都市并受制于家庭文化规范而形成的独有的城市文化心理，不断地渴望返回军营，并始终以革命者的姿态对待朋友和子女的母亲那独有的封闭性精神特征。这三个主题，如果进行深度发掘，就可以写出新中国政治文化和城市精神的变迁史，但是，王安忆放弃了对这些主题的深入开掘，而迷恋于叙述母亲家族来源和我的生命历程以及时代历史演化的踪迹，结果，历史故事和生活故事，戏剧性地自由地展示在作品中，但是，王安忆的思想精神并未获得飞跃和升华。乡土文学创作必须遁入心灵的深处，写出人的心灵秘史，写出民族的心灵秘史，写出时代的人的心灵秘史。作家必须去窥探私密化的现代人的心灵世界，把那不好言说的秘密呈现出来，从而展示出历史真实。
私密化的世界是受法律保护的世界，作家无权侵犯他人的隐私，每个人皆拥有这种隐私权。法律认可这种隐私权，但是，心灵的探险家们总是逾越这种法律，宣示这秘密的世界。私密是那种真挚的幽情，是那恶毒的本真的心肠，是那先知的可怖的预言，是那性的隐情和为自尊所撑持的怯懦。私密的世界是孤独的世界，也是充满戏剧性的世界，洞穿私密性才能理解完整的人。英雄的自私和怯懦，改革家的豪情和邪恶哲学，弱者的无能与纯真善良。外在形象的弱小。通过私密化也许可以洞察到崇高，外在的美和光环，通过私密化也许可以看到丑陋和卑污，这就是复杂性格的意义。乡土文学作家正是通过这种内在隐情的发现看到深刻的内心矛盾。《芙蓉镇》里的女镇长，因为得不到谷燕山，私密化的心意遭到后者的拒绝，从而产生疯狂的报复。《冬天里的春天》中前市长夫人，无法与邮递员真正结合，从而面临艰涩的心灵痛苦，这就是世俗价值观或现实政治价值观对个体生命价值的压抑。这种私密化的感情，在社会生活中展开，凸显了平凡人的崇高和情意，也表现出等级社会的尊严与恐怖。《活动变人形》，借助造反者和知识者的变色性写出了人性扭曲的恐怖时代。一切随着私密化的心理世界而展开，乡土文学文明生活图像的讨论和文明生活图像观念，不能停留在形式层面上，即作家和批评家不应关心如何把乡土文学结构和叙述得更像长篇，更应关心生命存在的价值扭曲与价值重建。
例如，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复调小说，只不过是他的小说艺术的形式特征，我们却丢失了他的狂欢化体验以及内心拷问和审判所具有的思想意义。
梅诗金、阿辽沙的宗教哲学，《白痴》和《卡拉卓马佐夫兄弟》的虚无主义，皆未获得充分讨论，显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复调小说不只是形式的狂欢，实质上，还涉及多重思想之间的相互冲突和激烈交锋。
乡土文学的文明生活图像与生命价值反思，决不是把长篇写得更具叙事意味的问题，而是必须直面主人公内在的呼声、内在的焦灼和喜悦。
这种内在心灵的揭示和情感的呼告，离不开那种灵魂的独白、自言自语、自我反省。孤独者的散步和隐秘对话，在本我与超我之间的挣扎，必然是这种文明生活图像所不习见的表达方式，这对中国传统叙事无疑构成极大冲击。惯于写行动和对话，却不习惯内心分析和自言自语的中国作家，在探讨小说的文明生活图像时必然会遇到障碍。私密化唯有借助意识流、内心分析和隐秘对话，才能真正表达心灵的深度。陀思妥耶夫斯基所习用的情感与思想的长篇推论方式，正是内心流动的最佳方式，有助于开掘心灵的复杂性。内在心理的分析，通过有思想有觉悟的形象完成，这些形象大都善于思考。在乡土文学中，这种思想性人物的内心独白，往往成为先知的预言。西方现代乡土文学的出色之处在于：在后工业时代来临之前，对物化时代的人的异化境遇作了深刻的预言，尤其是对那种虚无主义和价值毁灭感的正视和描述都带有先知的意味。在现实还罩着面纱的时候，叙述者看到了其内在的荒谬性。“众人皆醉我独醒”，这醒着的人，以一双清醒的冷眼所看到的世界，必然是破碎而又荒谬的世界。这种先知或先锋作家的预言，通常以怪诞、反古典艺术的方式表现出来。在许多人看来，预言仿佛是智者、哲学家的专利，似乎只有哲人才能作出真正的预言，其实，伟大的乡土文学作家所作的预言比哲学家的思索更加真实形象。
浪漫主义理想价值被摧毁后的人类生活困境，德国诗人荷尔德林早就作出了预言，在现代人感到救助无望时，荷尔德林又预言并启示人们去寻找回乡的路。预言应具有深刻的透视意味，正如鲁迅所云：“叛逆的猛士出于人间；他屹立着，洞见一切已改和现有的废墟和荒坟，记得一切深广和久远的苦痛，正视一切重叠淤积的凝血，深知一切已死、方生、将生和未生。”这种思想深度的探索，给小说作家出了难题。小说决不是简单地讲述故事。《李自成》详细地讲述明末农民起义的故事，既是历史故事，也是战争故事。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乡土历史文学迅猛发展，最早登台并大量出笼的，几乎都是古代历史故事的小说重构。《星星草》、《陈胜》、《义和拳》，都是以历史故事为基础。历史乡土文学的创作以线性叙事的情节发展，大多是古典语文的现代转译和战争细节和人物语言的虚拟，未能显示出心灵的深度。其后，战争史诗、农民革命史诗以故事的形式出现。由于大多以英雄形象为展示和表现的目的，所以写不出内心深度完全是可以想到的。这种缺乏内心深度的形象，完全是时代政治文化教育的产物，即以理想思维模式写出的理想人物。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乡土文学出现了多元化格局，但是，消费性、娱乐性和政治改革的乡土文学占主导地位，它们保持古典魅力，而较少新的开拓；中国现代作家历来擅长的以知识者为主题的乡土文学和以农民为主题的乡土文学，在20世纪90年代的小说创作中，依然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那种承续了现代都市风俗文化传统的乡土文学，大都以纪实的面貌出现，张承志的《金牧场》、《心灵史》和张炜的《古船》、《九月寓言》，可以视作时代的乡土文学的杰作。至于为人津津乐道的《废都》，则显得深度不够。张承志的乡土文学才能，建基于他的宗教哲学和文化哲学意识，这两种意识统合在他的生命哲学体系之中。张炜的乡土文学创作才能，因其对中国乡村的沉重批判而价值独具。也许可以说，张承志的乡土文学更接近史诗，他继承了伊斯兰抒情精神，在驾驭乡土文学叙述并进行思想探索时非常深刻，他那种后浪漫主义精神在哲合忍耶崇拜的艺术表达中获得了充分证明。
但是，在乡土文学的结构处理上缺乏自然意图，处处留下了他主观意志的努力。张炜在建立自己的精神哲学方面，善于进行内心独白和抒情，其乡土文学叙述相当成功。《九月寓言》，类似于中篇小说结合，作者在思想探索上已具备了乡土文学的规模，他对阶级斗争这个说滥了的主题作出了独创性发现，通过阶级斗争展示出人性的灾难。这就是心灵探索的深度。
时代的作家，对中国历史政治所进行的深刻反思，无疑地具有呼告的性质。在鲁迅那里，是“呐喊”；在时代的作家那里，只能称之为“呼告”。
呼告是文学的尴尬，也是文学的困境，更是作家的绝望；“呼告”，虽然百无一用，但是，作家仍然要呼告，进行绝望式挣扎，这就是中国文学最悲壮的地方。作家纯情地呐喊，却无人理会他们的声音，犹如站在街头出售精神产品而无人光顾。作家一次次把中国人带到启蒙主义门口，但启蒙之后，依旧返回到铁屋子里去。一次次启蒙，又一次次在自由大门前转身，不愿意像屠格涅夫《门槛》中那位女郎一样，承担苦难，探索真理。犹豫和怀疑，导致恶性循环，作家的呐喊和呼告，显得微不足道。张炜和张承志的呼告，充满绝望又充满希望，领着那些觉悟者上前去。这种呼告的作品，不再宽容并纵容普通读者的娱乐。性描写并非没有，但是，已不是那种肉欲的挑逗，而成了痛苦、压抑的呻吟，成了对政治摧残的控诉，成了对文化专制和思想桎梏的反抗。他们呼告真善美，也呼告仁义为虔诚；呼告反抗和叛逆，也呼告新的价值取向。这种呼告，唯其深刻有力，才显示出心灵的深度。时代的乡土文学之缺乏深度，与乡土文学作家在心理探索上不深入有关，而且，它过分纵容大众文化取向和市民消费意识。创作消费性乡土文学，自然就很难达到一定深度，消费性乡土文学的精神导向与探索性乡土文学，在许多方面是格格不入的，然而，探索意味着牺牲，时代的作家少有这样的牺牲者，对深度的呼唤只能是对探索者的礼赞。这就涉及乡土文学的文明生活反思的价值评判，作家在进行心灵发掘时，必须借助独特的思想观念指导。
6．1．4通过生命存在境遇的历史描绘而凸现文化的命运
乡土文学作家，需要进行一场深刻的思想革命，必须彻底转换自己的趋同意识而选择自由创作意识。许多作家极大地误解了创作自由意志，以为自由意志即随意性写作，想写什么就写什么，这是他的特殊权利。写作毕竟不是个人性行为，如果写作只是为了自己而写作，那么，写什么完全取决于作家自己。事实上，每个人都是这种自由意义上的作家。但是，作家的写作更是社会性行为，既然是社会性行为，就必须考虑到作品的社会意义和社会效果，这是作家起码的良知。真正的作家都具有这种良知，只是我们不能被良知所束缚，失去独立思考的自由品格。为人民写作的良知与反抗传统写作的勇气，两者之间并不矛盾，正因为要为人民而写作，才更应该要有探索真理的勇气。实际上，这涉及思想革命的问题。只要建立了独立的思想观念，就会具有探索艺术的勇气。艺术家从某种意义上说是绝对的孤独者，尤其是带有预言和呼告性质的作家，其精神孤独更加强烈。正是借助这种孤独意识和牺牲精神，他们才建立起乡土文学的文明生活图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