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从乡土文学价值探索与乡土文学创作意义上说，不必盲目地崇拜西方艺术，但是，必须承认，西方有许多富有牺牲精神的艺术家。卡夫卡便是这样的杰出的范例，他仿佛天生是小说家，来到这个世界就是为了创造纯粹的艺术。他超前地体会到了人的渺小、异化的处境与官僚机器的强力意志。无论是变形还是怪诞，在他那里，不只是形式问题，而且是内心意识的展露。卡夫卡在乡土文学的结构处理上非常简洁，没有复杂的情节：作为土地丈量员，K与城堡的外围接触和那种内心反省构成了他的生存状况。弱小存在者和面对官僚机器的恐怖生命体验，便是他的文学本体构造。这里，看不出许多头绪，也未写出许多典型，只是K的孤独心灵史，但是，这种形象的象征意义已具有了思想深度。这种体验着又不能表达出来的复杂情感，正是存在的悲怆。海勒的《第二十二条军规》，更有象征意义，那说不清道不明的律令，始终悬置在人们的面前，这就是生存的困境。
这些作家，在思想上有深刻洞察，对现代人灵魂的剖白，极富精神的深度。这种文学，就不是文字游戏，也不是情感娱乐，而是对存在的探究和对现实的介入。这无疑是极具震撼力的发现，从而给予现代人以辽远的启示。在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乡土文学创作中，比较具有思想深度的作品，应该提到《英儿》。这是诗人顾城以小说形式对人生的某种价值反思。《英儿》中渗透着强烈的“不合时宜”思想，并表达了绝望的哲学。他的不合时宜性在于生长在现代社会，却追求某种女儿国的理想，渴望成为贾宝玉式的人物。这种贾宝玉式理想，具有强烈的未来意识，但是，它无法面对传统价值约束和现代文明冲击的世界。他渴望实现纯洁性的山水自然之存在处境，渴望无拘无束，具有大自然野趣的性爱，但是，这毕竟要“在没有人的地方”才能实现。顾城千方百计逃避人群，反抗芸芸众生的生活哲学，不可避免地处处碰壁。他不可能与强大的世界机器和生活现实对抗，或者说，他对抗的力量实在微不足道，才会对世界的强盗逻辑和社会秩序有深度的恐惧。人们无法接受他的生存哲学，连最忠实者也离他而去，所以，只能选择“回家”的路。这是绝望的选择，是天真之歌，也是梦想之歌。虽然顾城的思想在西方和东方文学中可以找到源头，例如，《红楼梦》就显示了这种思想意向，但是，在新时期文学中，顾城的这种探索毕竟是独特自由的。在一切声音之外，这种声音很有感染力。
无论是否定，还是肯定，你都无法漠视这种思想。作家所要进行的一场思想革命，并不是综合一下时代的哲学思潮就能完成的。既需要时代的作家有清醒的时代的意识或后现代主义观念，又需要时代的作家有穿透历史的视野；如果满足于时代的阐释，而没有历史的透视感，就不可能作出深度发现。乡土文学的文明生活图像，不只是时代的思想的探索，还应是历史的探索。
在时代的乡土文学中，不乏这种历史性探索的创作者；大量的历史乡土文学创作，并未使作家们获得穿透历史的视野。只有在现实与历史之间进行探索的乡土文学，才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人们已习惯于把《白鹿原》看做一部史诗，而且，陈忠实在小说的扉页，确实标明了巴尔扎克的警句：“小说被认为是民族的秘史”。事实上，《白鹿原》基本上是纪实的，大量客观历史纪实，显示了作家较好的历史素养。白嘉轩与鹿子霖，可以视作中轴人物，他们与父辈的思想相承，又与子辈的精神相关；鹿三和黑娃，则代表着另一阶层，陈忠实较好地把握了历史真实，那就是变动的中国社会人的地位之变迁。乡土文化生活、家族恩仇和宗法意识，以及那种浸入骨髓的风水民俗意识，展示出乡土中国的生活广度，但是，我感到作家还是缺乏穿透历史的视野。陈忠实依然遵循那种对现象的纯客观叙述而不掺杂感情的创作律令，不肯对这种历史的硬核作思想性审判，作者过于像历史的中间人和讲故事的老人，未能对这段历史作出任何有力的评价。
评价又是如此急迫。那种恶性循环的生活背后有精神的毒素，作者在这里显然把思想历史评判的权利又让给了思想史家；思想家过于关心典籍，并不愿破解人心的历史，因而，这种现象背后的本质就被永远放逐了。由于作家缺少历史的穿透力，对沉重的历史循环只能作宿命的阐释，甚至只能给家族兴衰置入命定的色彩。家族的兴衰变迁，历史的宿命，这种兴衰后面的价值反省，陈忠实显然是放逐了，这就使乡土文学缺乏深度。与之相反，张承志的《心灵史》，对哲合忍耶历史的把握，真正显示出深度。
他带着民族的感性和人类的良心去探讨哲合忍耶的历史，力图洞穿这段历史的秘密。作者善于提炼并把握本质，他舍弃了一切细枝末节，对普通民众的历史给予关照，真正关心民族的历史。在写民族心史时，紧紧抓住领袖人物的心史，于是，民族英雄人物的抗争史和屈辱史，构成了民族精神的象征，其中，凸现了生活的精神价值与人格价值。他并未让英雄过多地发言和讲述，作家的评判和声音在作品中占着主导，既作为见证人，又作为叙述者，这双重的视角，使他获得真正穿透黑视野的力量。热情诗人的极度昂奋的独白，显示出思想的历史的深度，从而真正严肃地表达了作家的生命价值立场。这种体验，既包含作者的思想价值取向，又包含着作家的历史意识和文明生活价值的批判性沉思。
乡土文学文明生活图像的建立，还必须借助对历史的评判来开掘心灵的深度。思想与历史就是如此复杂，作家绝对不是历史的旁观者，单纯的叙述者，而是历史的评判者和思想的表达者，这才是乡土文学文明生活图像建构的关键。大多数乡土文学作家，在面对历史时，过于自卑过于绝望了，好像历史本来如此，作家只能默认历史。作家缺乏起码的自信力，过于顺从而不坚定，少有作家的强力意志。作家独立的强力意志，对乡土文学创作至为关键，历史确实需要作家自由地发言，独立地思考。作家必须充分表达出自我的生命哲学，建立自我对世界的理解；乡土文学作家必须有坚定的自信，不应服从任何外在的权威，否则，无法建立乡土文学的文明生活图像。许多作家在思想探索和历史探索时，过于缺乏主体意识，丧失了对本质的把握。作家那种独有的思想意识和思想观念的建立，是乡土文学成功的关键，也就是说，作家不只是历史叙述者，必须是历史的评判者和未来生活的思想家。他应看到表象之后的实质，应有表达真理的勇气，只要以这种精神去创作，乡土文学的创作，就不是爬梳改编历史典籍的产物，它是精神的产物，是作家灵魂的象征。作家，只有此时才真正成为独立意义上的作家；作家，此时才不至于慌乱，更不会随着政治的变化而不断地变色。无论政治生活与经济生活如何变动，民族文化生活中的内在价值信仰是很难改变的。我们能够改变的是生活方式与生活准则，那种最内在的对美与自由的追求，可能会被压抑，却永远不能改变。
既要有对命运的把握力，又要有建立生命哲学的坚定信念，生命的哲学只有在生命的体验和生存的自信以及存在的勇气中才能真正建立。相信自己，并严肃地担负起作家庄严的使命，才能真正建立乡土文学的文明生活图像，成为民间秘史的破译者和民族心史的表达者，或者说，人类生命哲学和生命理想的传达者和先知者。乡土文学的文明生活图像，实质上，就是心灵范式。这种心灵范式，必须借助生活体验、思想独创和历史洞察才能不断拓展，否则，只能是封闭的、重复的、狭隘的。艺术创造必须关怀人类生命价值，这种关怀本身不是孤立的。仅有切身的个体生命感受，还不够，必须在历史思想时空中和时代的文化时空中找到合适的思想参照系，这样，才会在比较中显出深刻，在比较中确立自身的独创性意义。乡土中国的生命价值观，通过艺术形象的创造，传递着民族思想与想象的智慧。
艺术家已经通过艺术形象充分传达了民族生活的现实历史生命价值观，现在最重要的任务是：如何通过理想生命形象的创造，向世界传递中华民族的理想生命价值观，或者说，向世界传达源自于乡土中国生活的美德价值观与自由价值观，这样，我们的乡土文学才真正给普世的自由生命价值探索贡献了民族的思想力量。
第二节 生命的野性：风俗体验与审美价值判断
6．2．1文学的原始主义与家乡或异乡文化风俗的沉吟
在乡土文学世界中，乡土中国社会的生命价值观，与其说是理想的想象性价值观，不如说是现实的生存性价值观；也就是说，乡土文学的叙述者，总是从生活历史记忆出发，真实地表现历史生活境遇中的存在者的痛苦或欢乐，通过存在与心灵的体验，重建不屈服的生命存在者形象。就生命价值表达而言，乡土文学的创造者，最喜欢表达在最艰难的生存境遇中存在者永不衰竭的自由生命意志。这就是源于中国古典价值传统信念的独有的生命价值观，其中，不乏生命野性的赞颂和艰辛忍耐的伟大德性颂歌。20世纪80年代中期，乡土中国文学或风俗文学的兴起，虽然是在欧美寻根文学思潮和中国古典文化热的作用下兴起的，但是，从根本上说，是创作主体对生命存在意志的关注或回到生命存在本身的体验冲动。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乡土文学对时尚政治观念的规避以及对生命本有价值的认同和回归。从价值体验与价值评判意义上说，当作家拥抱生活的热土时，便感到了风俗和乡土的巨大魅力，这其中包孕着乡民的信念、智慧、文化和生命意识。
他们的审美文化视野投身历史，投向故乡的土地，投向奇风民俗的山乡，投向下层市民的集居地，再现他们的生存方式，正视他们的文化观念，从而表现他们的历史命运。从遥远的纯朴的山乡来到都市的作家们，插队到农村又回到都市来的作家们，乡村和都市，在他们的心中，形成鲜明的对比。面对故乡，世世代代生长在小巷深处，看着青苔的古屋，铺满碎石的石路，熟悉生意人的呼唤，对古玩、娱乐、戏文和棋牌精通的市民作家，善于反思小城镇的文化生活积淀。苏醒了的创作意识，导致他们对这种乡土深情的表现，于是，民族的风俗画卷，以古朴而又现代的方式复活，引发人们沉吟回味。乡土中国的生命价值观，离不开我们的亲在式体验与生命记忆，它教给我们如何在现实生活中倔强地存活下去，它也可能教我们朴实而达观地生活下去，却很少教给我们自由的生命价值理想。面对现实，艺术家的价值体验具体而生动；超越现实，艺术家缺乏自由的想象力。
如何体验乡土生活的价值？创作者的体验视点，显得极为重要。在此，家乡世界与异乡世界，便形象地展开了！作家所面对的乡土风俗存在地域，要么是家乡，要么是异乡，而作家喜欢以这两种角色去深入体验乡土民情，不过，“原乡人”与“异乡人”的感受与记忆，很不相同。这就是说，风俗价值体验，可以表现为两大方式：其一是原乡体验，其二是异乡体验。
这两种价值体验方式很不相同，其功能是互补的。原乡，即故乡或家乡。
家乡总是地域性概念，其中，具有独特的风俗价值观念与生命存在信仰。
作家心目中的“家乡”，永远是独特的，例如，沈从文与黄永玉的“湘西”，是何等的诗情画意！不说语言，不说饮食，不说人与人的交往和亲疏恩怨，单说服饰，单说风流故事，单说民风民俗，就与其他地方不同。封闭的村落，就是生活的历史真实世界的遗存，是一部传奇，一部血与火、歌与哭的人类历史投影；作家与家乡的联系，通过家庭维系住，由家庭关系伸展到家族关系，从而建立起复杂的社会关系，于是，有了与邻居的争吵，与邻居的姻亲，也有了与邻居的借送往还。乡亲的眼神，一句话，表情性脸色，在作家的体验中，都会敏锐地从记忆中呼出；乡里乡亲的情谊，为了小事发生的争斗，所有的欢歌和悲歌，通过断片的形式积淀着并浮现着。生命的记忆背后，伴随着生命价值的自由沉思。在创作的风俗价值表现中，生活的历史记忆皆会复活，并具有反思的意义。贾平凹的《美穴地》和《鸡窝洼人家》，不正是这种乡情体验的复活吗？往往，节日便成为作家和家乡精神联系的契合点。家乡的奇风异俗、祖宗崇拜仪式、婚姻形式、集市形式、欢乐形式，在节日以放纵的欢腾形式展示出来。他们通过身体语言所传达的祭祀礼仪，通过服饰、尊老携幼的传统，规定节日的“法律”，通过人与人之间自然、真实而又风雅化的交往，密切人际间的关系，消除人与人之间的紧张。狂欢节以内在的形式，通过欢乐的气氛展示出来，喧闹和欢笑，给古老的乡土文化注入了活力，增添了迷狂因素。人们有了娱乐、作息、闲逛，也有紧张、痛苦、劳累，作家身处家乡文化之中，自然熟悉打夯的声音，嫁娶的锣鼓，丧葬的悲壮，还有那插秧、割稻、摘棉时妇女的打情骂俏。一切都以最真实朴实的方式，流入作家的记忆深处，又流到笔下，至于小巷、小镇和都市文化，则以另一格局或另一风貌作用于作家的想象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