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元骧
沈善洪校长是值得我敬重的一位杭州大学的老领导。在四校联合之前十余年，杭州大学的发展和崛起，在全国地方高校中名列第一，就与他的领导是分不开的。记得上世纪90年代中期我在苏州大学开会，时任苏州大学副校长的我国著名哲学家任平教授来寓所看我，谈起杭州大学时他就赞不绝口，说“我们苏州大学就是以杭州大学为目标的”。但我个人与沈校长却接触很少，一则因为我是一个普通教师，与他没有什么工作联系；二则我这个人虽然常为别人说话，但迄今为止，却从没有因个人的事找过领导，尽管路上平时经常碰到，但也都没有什么交谈，打个招呼而已。所以，对沈校长的印象，至今还比较深的也只是我两次去他家和他一次来我家。
我第一次去他家是因为中文系1985届有个学生叫王迅，他是我的玉环老乡，他对美学与文论颇有兴趣，尽管我没有给他上过课，但他却常来我家交谈，并要求我作为他的毕业论文的指导教师，从与他的交谈和文字的接触中，我觉得他是一位在学术上颇有潜力和前途的青年，他的毕业论文后被选入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全国大学生优秀学位论文选》一书就足可说明。所以，当他毕业之前谈起他的对象在浙江农业大学工作，希望自己也能留在杭州，并要求我为他向有关领导推荐时，我也就一口答应了。因而有一次在路上碰到沈校长时就顺便向他提起，沈校长要我什么时候把王迅带到他家里去，他想当面和他谈谈。于是，我就在一天晚上带王迅前去，沈校长向他提了些关于哲学、文化方面的一些问题，王迅也对答如流，从表情上可以看出沈校长对他十分满意，当即答应让他去留办工作。通过这次接触，沈校长留给我的印象是非常重才，也很善于听取一般教师的意见和建议。
也正是有了这个印象，我才敢第二次去他家里找他。那是因为当时出版社的张节末同志来找我，说海南大学的叶舒宪教授想到杭州大学来，他自己去找沈校长有些顾虑，问我能不能为他出面说说。我与叶舒宪虽没有什么接触，但觉得他很有才华，因为我在1987年底曾作为教育部（当时叫“国家教委”）的“特邀专家”出任青年科研基金的评委，叶舒宪是基金的申报人之一，论证下来，在十多位申报人中，我觉得他的功底最深，见解最新，水平最高。评委中其他几位专家如北京大学的袁行霈教授、山东大学的狄其骢教授等也都有同感。所以听说叶舒宪想来杭大，我感到非常高兴，于是立即去沈校长办公室找沈校长，但因为时近中午，沈校长已经下班了，于是我又急匆匆地赶到他家里。当时沈校长还没有吃饭，躺在躺椅上看金庸的武侠小说。可能因为在推荐王迅的事上他认为我还是一个有眼力、负责任的人，听了我的介绍之后对于叶舒宪也很感兴趣，并立即拍板，说下午叫人事处邬锡同志（时任杭大人事处处长）立即发商调函去。但遗憾的是后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要他，叶舒宪最终没有到杭大来。
以后因类似的事情我还找过沈校长几次，但在他的办公室里都很快解决。我十分钦佩沈校长这种胆识和魄力，那种当机立断、雷厉风行的工作之风。
他来我家的一次是为了劝说我不要离开杭大。我要离开杭大是在他上任之前很早就提出的，起因是1982年杭大分房的问题，当时杭大造了72套所谓“高知楼”，按规定是分给副教授以上教师的。我知道分房之前许多教师都在活动，但我天生一副傲骨，从没有求人的习惯。我想既然有分房条例在，按分房条例办就是，我何必还要去求人？但结果是一些有关系、有门路的讲师都分到了，而唯独卡了我一个副教授！这下把我激怒了，而事实上我住房的实际情况也使我无法再住下去，当时我住在一楼，由于地势低洼，十分潮湿，地板都霉烂了，人一进门，书架就四处摇晃，一不小心，就会一脚把地板踩穿，我的腿上曾因此划了两道长长的口子，加上老鼠橫行，有次用一只老鼠弶竟同时弶到两只老鼠。当时的杭大党委书记黄逸宾同志事后知道我的情况后对我非常同情，但他也很无奈，因房子都各有其主了。但不论怎样这是由杭州大学分房小组所造成的，特别是事后我还听到其中有个别成员在搞鬼以及一个党委副书记为他的亲信谋私，我更是感到忍无可忍。尽管我去新单位內心也有些矛盾，因为我毕竟是年已半百的人，在杭州大学工作了二十多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而到了新单位，一切都得从零开始，压力显然很大。但为了维护自己的人格尊严，我还是决意要走。所以我立即打报告给学校要求调离。我与原浙江大学方面联系之后，他们也很欢迎我去，在计划中安排我任新成立的中文系主任（其实我这个人是最不善于、也最不喜欢做行政工作的），并请他们中文系的副主任乐承忠先生经常与我保持联系，包括学科建设和进人的计划等等，也都来与我商量。当时的浙江大学校长路甬祥先生还率人事处长、教务处长等来到我家，要求我尽快过去。但沈校长上任不久就为此特意到我家来执意挽留，说得非常诚恳，事后徐朔方先生也向我劝说多次，尽管他说“我不是为学校做说客的”，但听说沈校长也确曾向徐先生转达过挽留我的意思。还据说有一次路甬祥校长遇见沈校长谈到商调我的事时，沈校长说“这事就谈到今天为止，以后不要再提了！”弄得路校长非常尴尬。时任浙江大学党委副书记的朱深潮同志事后告诉我：“关于商调的事，现在看来只能是拖一拖了，大家经常碰面，弄得面红耳赤也不好！”我也为此感到有些歉疚，并深为沈校长的热情挽留感动，所以从1987年以后我也就不再提了。
此外，沈校长对我的科研工作也很关心。我的第一部论文集《审美反映与艺术创造》，就是在沈校长直接关心下出版的，此事我在“后记”中曾记过一笔。本书曾先后获得过浙江省以及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一等奖，书中对于“审美反映”的理论的阐述被学界认为“蕴含丰富”、“思想深刻”，是一个“严谨的理论系统”（陆贵山、王先霈语），“理论上很完整，也很深刻，大大扩大了审美反映论在学界的影响”（童庆炳语），看来是经得起时间的检验，可以为历史所肯定的理论，它没有完全辜负沈校长的关心和期望，我也为此而感到欣慰。
我从1954年秋进校读书，1958年秋留校工作，算起来整整五十七年了，对于曾经辉煌一时的中文系在今天堕入历史的低谷也颇感伤怀。这自然与外部环境有关，但起决定作用的恐怕还在于內部原因，否则就不好理解许多理工大学还纷纷在创办文科，有些学校的文科院系还都在向前发展。学校领导好像也意识到这个问题，并为重振文科召开过两次“文科大会”，第一次我是参加的，记得会上曾提出五年之内使文科进入全国高校三强的目标，但现在看来似乎都雷声大、雨点小。所以我倍感要真正取得实效，很需要继承和发扬沈校长这种办学精神和工作作风。
[作者简介]王元骧（1934-），男，浙江省玉环县人（祖籍永康市）。浙江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期从事文艺理论、美学研究、教学工作，并兼任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中国文学评审组副组长、《高校理论战线》编委、山东大学国家研究基地文艺美学研究中心专家委员等职，代表作有《审美反映与创造》、《审美超越与艺术精神》、《论美与人的生存》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