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武后还做了一件她认为很重要的事，当然这也是在幕后操纵的。这便是将太宗皇帝组织编修的《氏族志》，修改为《姓氏录》。太宗皇帝当初编修《氏族志》的目的，是想打破魏晋时期形成的门第阀阅血统思想在当时的影响，将李氏皇族定为第一等，长孙皇后及外戚定为第二等，原来的望族大族如崔、卢、郑、王等降为三等。但《氏族志》仍未跳出原来的巢臼，所列九等二百九十三姓一千六百五十一家，仍有许多旧士族，特别是武氏家族因社会地位不高被排除在外，并成为武则天争夺皇后位置时的一大障碍。武则天当上皇后之后，一直对此耿耿于怀。所以，当长孙无忌等反武派被彻底摧垮后，武后便指使许敬宗等人上书高宗皇帝，列举了《氏族志》的许多缺点和遗漏，要求重新修定《氏族志》，高宗皇帝诏准。具体修定的官员，秉承武后的旨意，在修定过程中贯穿了一个最基本的思想，就是要在理论上打倒门阀士族，让士民百姓永载史册。因修定后的稿子与原志相差甚远，在武后的建议下，高宗皇帝诏准定名为《姓氏录》。这新的《姓氏录》共二百卷，由高宗皇帝亲自作序，武后家族自然被安排在第一等的序列中，而且还把五品以上官员的家庭也列入新志的范围内，受到了中层官吏的拥护。这一结果，自然受到了旧士族门阀的纷纷抵制，为此朝廷下令收焚天下《氏族志》，用行政手段强行推行《姓氏录》。
无论武后的真正动机如何，史家一致认为《姓氏录》的编定和颁发，对当时门第观念的变革，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在武后看来，这一切都是佛法，都是她心目中已经形成的将要降临的自我的初步试探，这个自我便是武后已经选择的佛祖或菩萨的化身。或许在这个时候，这个自我还是潜在的，或者是无意识的，但武后的一切作为，正在使这个潜在的或无意识的自我逐渐显现了出来。她那唯我独尊的姿态，统揽全局的能力，得心应手的伎俩，都不是一个普通女人可以比拟的。这一点，高宗皇帝体会最为深刻。和自己同床而卧的这个女人，不像刚接回皇宫时那样了，那时他们相亲相爱，相互间从不隐瞒什么，她甚至不隐瞒对爱欲的需求和对皇后尊位的渴望。但是，现在她登上了皇后的宝座，却失去了往日的坦诚，凡是她有什么想法，都是通过许敬宗、李义府之流的嘴里说出，使她自己的想法变成了朝臣的想法。高宗皇帝觉得这是一种高明之处，是玩弄权术的高明和自我表现的高明，这也是一种能量的扩张和权力欲的扩张。同时，高宗皇帝也感到了一种威胁，皇后同朝廷始终保持着一种密切、牢固、稳定的关系，这能不是威胁吗？但是，高宗皇帝又觉得，这种威胁所表现出来的能力和处理政事的才智，又恰恰是自己缺乏的，因而这种威胁未免不是好事。在这种心态支配下，高宗皇帝既不反对也不明确表示支持武后的种种做法。
但是，阴差阳错，偏偏在这个时候，高宗皇帝的身体欠安，主要是头晕和目眩，使他不能正常处理朝政，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他不得不请武后参与朝政的处理。这正是武后求之不得的，她非常激动，喜欢在政治的大舞台上尽情地表演。她也决不会放弃这个企盼已久的机会，即使是让她坐在幕后。
她开始手握权柄，处理政事得心应手。她天性聪敏，才智过人，很快便在处理政务方面显出了非凡的才华，她不仅对事情判断准确，而且办事干练迅速果断，很快便使高宗皇帝在繁忙的朝政中解脱了出来，他变成了坐在自己身后帘幕中的武后的传声筒。他从朝臣们的钦佩中，从武后果断干脆的风格中，从朝廷突然充满活力的气氛中，肯定了这种处理政事的形式。只要她坐在帘幕后，高宗皇帝才觉得很踏实。
一旦坐在了皇帝宝座的帘幕后，武后肯定要坐出来，只是她还要为自己能够坐出来进一步创造条件，她还要进一步树立自己乐善好施母仪天下的形象。
五
显庆四年（公元659年），已当上皇后并掌握朝权的武则天，为了迎合她好大喜功、标新立异的个性需要，为了维系人心，巩固自己的地位，也为了推崇佛教，迫不及待地怂恿高宗皇帝举行一场规模宏大、场面壮观的迎奉法门寺佛骨活动。在这场活动中，她显得异常活跃，十分引人注目。
这是武后从政不久的一次活动。她要通过这次活动为实现自己的目标创造条件，因为这不是普通的活动，不仅与佛教有关，而且还是唐代刚刚兴起的舍利供养与崇拜这个佛教信仰的热点。当朝皇后与佛教信仰热点的联系，既表现了皇后的崇佛，又推动了这个佛教信仰热点的不断升温，也使法门寺开始显赫，迎来了发展的辉煌时期。
佛舍利的供养与崇拜，是佛教在其早期形成的一种传统。舍利是梵语音译，又译设利罗，意为身骨，通常指佛祖释迦牟尼火葬后，遗留下来的固体物。又可分为三种：一是骨舍利，白色；二是发舍利，黑色；三是肉舍利，红色。据传，佛祖释迦牟尼去世火化后，有八个国家的信徒各分得一份佛的舍利，他们将舍利带回国后建塔封存供养。另外，有些信徒又将盛装佛舍利的瓶子、火化佛祖释迦牟尼后剩下的灰炭，以及佛祖释迦牟尼生前遗留下的头发、指甲等也建塔收藏供养。随着佛教的广泛传播和不断发展，对佛舍利的供养又衍生出许多说法，其中最有影响的是《阿育王经》和《阿育王传》中的记载。记载说阿育王“放下屠刀”后，曾派人到一些有关的地方掘取当年埋入佛塔塔基下的佛舍利，收集了大量佛舍利后，阿育王发神力役使鬼神到各地分送舍利，在各地共修建了四万八千座宝塔供养。《阿育王经》和《阿育王传》大约于魏晋南北朝时传入中国，被译为汉文。西晋以后的中国佛教徒逐渐相信了阿育王役使鬼神分发佛舍利及修塔供养的传说，开始在中国搜寻阿育王遗塔。南北朝时，有僧人称于临淄（今山东淄博）发现了阿育王寺塔遗址，也有人称于蒲坂（今山西运城）发现了阿育王寺塔遗址，更有人称洛阳（今河南洛阳）也存有阿育王寺塔遗址。
隋文帝在位时，他推动了佛舍利供养与崇拜之风的进一步发展。他曾在全国各地广建佛舍利塔，在扶风（今陕西扶风）的凤泉寺也建了一座。凤泉寺东南二十余里，有一成实寺，内存古塔一座，即传为阿育王所建。隋末，成实寺改名宝昌寺。隋文帝广建佛舍利塔时，因扶风宝昌寺已有古塔，就没有再在此修建舍利塔，只是在凤泉寺另建了一座。但在当时佛教信徒的心目中，扶风宝昌寺寺塔中藏有佛舍利，且是阿育王役使鬼神所建。宝昌寺虽在当时没有再建佛舍利塔，但也参加了隋文帝在全国范围内发起的佛舍利供养与崇拜活动。据载，该寺在这次活动中，主持僧人请人画了一张陕州祥瑞图，张挂于佛堂，也出现了与佛舍利一样的祥瑞之兆。
在隋恭帝义宁二年（公元618年）初，宝昌寺的住持和尚普贤，慨叹寺院即将废败，就具状上表朝廷，请求朝廷出资相助修缮寺院。这时的唐高祖李渊还未正式称帝，以唐国公、大丞相的身份大权在握，他看到普贤的上表后，建议将宝昌寺改为法门寺，并给予了适当的安慰和资助。唐初，法琳和尚在其《破邪论》中说道：佛既去世，弟子等以香木焚佛身，灵骨分碎，大小如粒，其色红白，击之不坏，焚之不焦，每有光明神验。佛灭度后四百余年，有阿育王以神力分送舍利，使鬼神造四万八千塔，今洛阳、彭城、扶风、临淄等地，皆有其塔，并屡有神异。法琳和尚的上述说法，表明唐代初年，阿育王分送佛舍利的传说已普遍流行，且扶风法门寺塔即是其中之一，佛教信徒普遍相信该寺塔中珍藏有佛舍利。
唐高祖李渊更名宝昌寺为法门寺这一因缘，以及法门寺真身宝塔下珍藏有佛舍利这一普遍信仰，说明法门寺在唐王朝皇室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唐初，身为秦王的李世民，曾率兵路过法门寺，不但进行了礼瞻，还为该寺度僧十八人，又上奏高祖皇帝任命在凤泉寺做杂务的法门寺僧人惠业返回法门寺，为法门寺住持。法门寺在唐初，虽地不处两京，又不是佛经传译和佛学研究的中心，但却有着非同一般的地位。所以如此，就是因为它是唐王朝佛舍利供养与崇拜的中心，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它是李唐王朝的宫廷寺院。
唐太宗贞观五年（公元631年），这一年武则天才八岁，正随父亲在荆州祈愿阿育王发神力降雨。岐州刺史张德亮到法门寺礼拜佛法，但仅见该寺于唐初被火焚后的余烬，他笃信佛教，不忍法门寺如此荒颓，于是便上奏太宗皇帝，请重修殿堂并加固塔基。他在奏文中称：法门寺古塔相传三十年一开示，开示佛舍利以供僧俗信徒礼瞻。今若开宝塔，恐为聚众之讼，故不敢私自开示，请太宗皇帝定夺。太宗皇帝闻奏后，不但同意整修法门寺，而且还同意打开宝塔地宫。在张德亮的主持下，法门寺的宝塔地宫被打开了，此乃唐代的首次开启。据载，地宫深一丈余，内有周、魏时所竖残碑二通，在地宫中获释迦牟尼佛指骨舍利一枚，将该舍利取出后，任僧俗信众礼瞻，成千上万的人一时同观，可谓热闹非凡。传说，当时有一失明者，用力睁眼睛去看佛舍利，忽然双目复明。消息传到京师长安后，京邑内外，奔法门寺礼瞻佛舍利的人，每日达数万。当时看见佛舍利的人各有不同感觉，有人称见佛舍利如白玉，白光映彻内外；有人却称视如绿色，郁郁葱葱遍映四方；又有人称可从佛舍利中见菩萨圣僧；也有一些人则什么也看不见，待问其原因，方知他一生多有罪恶，诸孽已造，故有目而无视。在这次礼瞻佛舍利的活动中，一些信徒将自己的头发点燃，或以手指作灯芯而点燃称为炼指，以表示虔诚。此次开示法门寺真身宝塔佛舍利，没有迎送，只是在当地礼瞻。随着法门寺殿堂宝塔重修工程的结束，佛指舍利即被重新安置于宝塔地宫中。
武则天以才人、昭仪和皇后的身份，先后数次伴随太宗皇帝和高宗皇帝去岐州九成宫避暑消夏，而且还亲自去过法门寺，对法门寺地宫三十年一开示，礼瞻佛舍利可令生善的说法了如指掌。既然与佛教有缘，武后就不可能放弃任何一次崇佛的机会。她十分清楚，往往可以通过盛大的佛事活动，为实现自己的目的铺路搭桥，况且将来要以佛的身份降临人间。因此，在投身于复杂纷繁的政治斗争和逐渐掌握朝权的同时，她还特别关注佛教，关注能充分展示自己的佛事活动。显庆年间再次开示法门寺佛舍利塔，掀起佛舍利供养的崇拜的高潮，武后在其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她表现出的热情，她表现出的虔诚，以及她的引人注目，使她几乎成了这次活动的主角。她也非常感谢佛教能给自己提供如此的机会，使自己在这个方面由帘幕后走向了前台。
这次奉迎佛舍利的情况是这样的。
显庆四年（公元659年），僧人智琮、弘静应召入宫，为高宗皇帝和武后及皇子、嫔妃讲经说法，期间他们向高宗皇帝和武后谈起了阿育王寺塔事。高宗皇帝和武后便询问，是不是那个放下屠刀后役使鬼神修建佛舍利塔的阿育王？听说他广做善事，传播佛教，深受信众崇拜。武后还特别问道：“如果真是那个阿育王，那么他在长安附近有没有建塔？”智琮和尚回答说：“阿育王建塔珍藏佛舍利，肯定是实事。贞观年间曾开示过的法门寺塔，即是阿育王所建四万八千之一。”其实，这是武后知道的，但她还问道：“听说佛舍利塔必三十年一开示，以示天下，可求善因。”智琮回答说：“三十年一开示，是佛典明示的，开示本身即是福田。现距贞观初年开示已满三十年了，特请皇帝和皇后准予再行开示，以为国人及信众共求善因。”就这样，在武后的暗示和引导下，僧人提出了再行开示法门寺塔的请求，高宗皇帝也欣然同意了。
由于武后颇有兴趣，所以高宗皇帝不仅同意打开地宫，而且还敕命将佛舍利奉迎到皇宫中来，以供武后及后宫嫔妃们礼瞻。按照高宗皇帝的敕命，智琮和尚和朝廷代表王长信不日即前往法门寺奉迎佛舍利。智琮到了法门寺后，即入塔内，专精苦行，以求佛舍利感应，但苦行久之而未应验。后来，智琮便在自己臂上安置炭火，烧香禀厉，专心致志，此时忽听塔内地宫中有声振裂，寻声去看，只见瑞光流溢，霏霏上涌，次日早便获得舍利一枚，殊大于粒，光明鲜洁，仔细寻看，又获七粒，置于盘中，均放光明，炫耀眼目。但是，这八粒舍利，并不是贞观年间开示时的指骨舍利，智琮和王长信等人心急如焚，唯恐找不到那枚舍利而被皇帝和皇后问罪。
且说高宗皇帝和武后知道这消息后，心里很不是滋味，特别是高宗皇帝觉得是自己福祉浅薄，是佛祖有意为难自己。这时，武后建议高宗皇帝派人急送三千匹丝绢到法门寺，作为布施；又建议高宗皇帝造一座与皇帝身体一样高的阿育王像，进行焚香膜拜；与此同时，还建议高宗皇帝下敕修补法门寺塔。这些活动，在朝廷内外引起了广泛的反响，等于向天下表明高宗皇帝和武后开示法门寺塔觅寻佛指舍利的决心。在这种氛围中，智琮和尚和王长信终于在地宫中寻得了那枚佛指舍利。该佛指舍利长二寸，内孔正方，外楞亦尔，内外光洁，以手指入孔内，恰能受指。该指骨舍利据说是光相变化无常，不可常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