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猜测是否属实，史无明载，难下结论。但新近发现的贺兰敏之的墓志《大唐故贺兰都督墓志并序》中，有一点可作贺兰敏之被远贬的直接原因。墓志说他与高宗皇帝“坐为师友，入作腹心。金典异其恩荣，玉掌殊其礼物”。已经大权在握的武后，根本不能容忍贺兰敏之这样的人长期陪伴在高宗皇帝身边。另外，《资治通鉴》记载：“魏国夫人之死也，上见敏之，悲泣曰：‘向吾出视朝犹无恙，退朝已不救，何仓猝如此！’敏之号哭不对。后闻之，曰：‘此儿疑我。’由是恶之。”如果这一记载是事实的话，武后无疑会对他采取行动的。
无论如何，贺兰敏之之死，是他在与一位将要君临天下的女性对着干的悲惨结果。他的死，又成全了武氏家族的另一位子侄，这便是武后同父异母兄武元爽之子武承嗣，他在三年后被征召入京，承袭祖父武士彟周国公的爵位。此乃后话。
十
武后终于在朝臣百官中，树立了一个新的形象。随着外戚一个一个或被流放，或被处死，人们觉得武后参与朝政，是为了大唐的江山，而不是为了武氏一族之私利。朝臣百官都认可了武后垂帘临朝的事实，不少朝臣也从内心打消了抵触情绪。
但是，在武后看来，这只是实现自己梦想关键的一步，还没有到最后的时刻。她还要继续努力，还要孜孜不倦地协助高宗皇帝，还要采取一切手段为自己铺就道路，还要寻找一切机会。
她又一次寻找并把握了机会。
寻找的这个机会的地方距东都洛阳不远，它就是龙门石窟。
龙门石窟也称伊阙石窟，位于东都洛阳南伊水入口处两岸，这里香山（东山）和龙门山（西山）两山对峙，远望犹如一座天然门阙，故称伊阙。这里山水相趣，风景壮丽，被佛教徒选作雕凿石窟的圣境。大约从北魏太和十八年（公元494年）北魏政权迁都洛阳时起，这里便开始了石窟雕凿，其内容大多与北朝各朝帝王祈求冥福有关。到唐高宗皇帝与武后时，这里还遗留有北朝雕造的古阳洞、宾阳洞和莲花洞等洞窟，造像以释迦牟尼佛和弥勒佛为多。古阳洞是一批支持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的王公贵族文武大臣开龛凿像的集中地，开凿也是最早的，内容比较丰富。洞内造像、题记都质朴古拙，书法更是叹为一绝，被称为龙门二十品。宾阳洞是北魏宣武帝为其父母孝文皇帝和文昭皇后追福祈祷而雕凿的，洞口内壁是大型浮雕，按内容分为“维摩变”、“佛本生故事”、“帝后礼佛图”和“十王神像”四层，十分精美。
高宗皇帝册封武则天为皇后之后，他们二人多年来往返于长安和洛阳之间，都曾到龙门石窟观瞻过前朝遗留下来的佛教艺术珍品，他们在赞叹之余，也都暗暗发愿，要在这龙门山崖下留下重重的一笔。但是，纷繁的政事一直使他们无暇顾及。在封禅大典成功举行之后，天下太平，国泰民安，他们开始物色人选，准备实现多年的夙愿。
咸亨四年（公元673年），高宗皇帝和武后命朝廷将作监丞牛懿德奉诏去龙门雕凿石窟。这牛懿德在北魏宾阳洞北选准了位置，开始组织僧俗及工匠设计雕凿方案，奏报高宗皇帝和武后。这个方案是在北魏宾阳洞北雕造阿弥陀佛一龛，大势至和观音菩萨各一龛，合称一佛二菩萨。牛懿德选择雕造阿弥陀佛和大势至及观音菩萨是有原因的。在这一佛二菩萨的造像中，主尊是阿弥陀佛，是当时刚刚形成的净土宗的信仰崇拜对象，佛教称阿弥陀佛是西方极乐世界的教主，能接引念“阿弥陀佛”号人往生西方极乐净土，故又称其为接引佛。除此之外，阿弥陀佛还有十三个明亮无比的名号，分别是：无量寿佛、无量光佛、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对光佛、焰王光佛、清净光佛、欢喜光佛、智慧光佛、不断光佛、难思光佛、无称光佛和超日月光佛。大势至是梵文的意译，音译为摩诃那钵，为菩萨名，佛教称他以智慧光普照一切，能令众生脱离地狱、恶鬼和畜牲三恶趋，得无上法力，因此称大势至菩萨。这观音菩萨，原称观世音，佛教称其大慈大悲，众生遇难只要诵其名号，观世音菩萨即可及时观其声音，前去拯救众生，使得解脱。因要避太宗皇帝名讳，故简称观音。按佛教造像的格式规范，阿弥陀佛居中，右胁侍大势至菩萨，左胁侍观音菩萨，合称西方三圣。
牛懿德设计雕造西方三圣，在一定程度上是为高宗皇帝和武后歌功颂德，用西方三圣的接引和无上法力、大慈大悲来隐喻当今高宗皇帝和武后的圆满功德。使武后特别满意的还有阿弥陀佛的那些名号，都体现了她协助高宗皇帝处理政事的政绩，体现了大唐王朝当时取得的一切成就，体现了她本人的抱负和心愿。高宗皇帝和武后完全同意了牛懿德的设计方案，使其尽快动工，争取早日雕成。不久，这组造像便雕造成功了，牛懿德也能充分理解高宗皇帝和武后对雕造此像的寓意，专门为这组西方三圣作了题记：“大唐咸亨四年四月八日，将作监丞牛懿德奉为皇帝、皇后、皇太子并诸王、国戚敬造阿弥陀佛一龛，势至、观音菩萨二龛。”该题记尽管文字简略，但却说明了一个重要的现实问题，即武后专宠后宫和垂帘听政的事实，已在唐王朝的政治生活中产生了明显的影响。这里只是用造像题记的方式表明了这一点。
武后积极参与龙门造像的目的非常清楚，这一点她已作了充分的准备。早在牛懿德造像之前，当她听说高宗皇帝下敕请高僧善道和惠简负责监造一尊大卢舍那佛时，就主动捐出脂粉钱二万贯，以资其用。在她看来，这绝不是简单的资助，而是要参与，要使大卢舍那佛的雕造名义上属于高宗皇帝敕建，实际上由自己来主持；她要通过这尊大卢舍那佛来表现自我，要使天下之人清楚地看到自己与这项皇家佛教事业的不同寻常的联系。
大卢舍那佛的凿造始于咸亨三年（公元672年），完工于上元二年（公元675年），整整用了三年时间。该大佛在龙门石窟中段偏南，像龛中刻有造像题记和造像碑文。造像碑文写道：
河洛上都龙门山之阳大卢舍那佛龛记
颖昌舞水沈隐道镌
政和六年四月一日到此上石
大唐高宗天皇大帝之所建也。佛身通光座高八十五尺，二菩萨七十尺，迦叶、阿难、金刚、神王各高五十尺。粤以咸亨三年壬申之岁四月一日，皇后武氏助脂粉钱二万贯。奉敕，检校僧西京实际寺善道禅师、法海寺主惠简法师、大使司农寺卿韦机、副使东面监上柱国樊玄则、支料匠李君瓒、成仁威、姚师积等，至上元二年乙亥十二月三十日成。调露元年乙卯八月十五日，奉敕于大像南置奉先寺，简名高僧行解兼备者二七人，阙即续填。创基住持，范法英律，而为上首。至二年正月十五日，大帝书额。前后别度僧一十六人，并戒行精勤，住持为务。恐年代绵邈，芳纪莫传，勒之颂铭，庶贻永劫云尔。
由此造像碑可知，大卢舍那佛龛是由高宗皇帝敕命所建，但却以武后捐脂粉钱二万贯为资，且开工日期与武后捐钱同时。由于这是一项功德深远蕴意非同一般的工程，高宗皇帝和武后对凿造的组织人员都作了周密安排，施工大使由韦机担任，负责检校和设计佛像规式的则是来自长安的两位高僧。大佛初成之后，他们又命在南侧修建了奉先寺，拟定了住寺僧人人数，并度僧充之。这些都充分表明了高宗皇帝和武后对这项宏大的佛教艺术工程的高度重视。
高宗皇帝和武后重视这项工程是有缘由的。特别是武后，她看重了大卢舍那佛的含义。卢舍那是梵文音译，意译为光明普照。卢舍那佛即报身佛。按佛教的说法，佛有无数，由觉悟和聚集功德而成就的佛体也有多身。一般来看，通常三身佛的说法比较流行。三身佛即指法身佛、报身佛和应身佛。法身佛称毗卢遮那佛，意为遍一切处，表示佛先天具有并能体现佛法，即以法身成佛，体现了佛法的本身，也就是将佛法人格化，用毗卢遮那佛的形象表现出来。报身佛称卢舍那佛，报身是以法身为因，经过修持而获佛果所成之身，是行为功德圆满能显现出佛法智慧的佛身。应身佛称释迦牟尼佛或释迦文佛，是佛的法身为随缘教化和超度众生的需要而应化显现的佛身，释迦牟尼的出生就是应身。在佛教典籍中，对卢舍那佛的赞誉之辞很多，诸如佛光净满、光明遍照、大慈大悲、如月如日、图兹丽质、鸿颜无匹等。武后在欣赏这些美好的赞誉之辞的同时，觉得卢舍那佛作为报身佛，是行为功德圆满并能显现出佛法智慧的佛身，最能和自己崇佛的内心相比附。她觉得自己就是卢舍那佛，自己就能够做到光明遍照、图兹丽质、鸿颜无匹、大慈大悲和如月如日。因为她已经是重权在握，功德已经圆满，有能力并有智慧做到普照天下。
不仅如此，武后还要通过卢舍那佛的造像来昭示天下，要用自己手中的权力来影响和决定造像的艺术表现，要在造像的艺术表现中充分体现女性的神圣性。佛教传入中国后，造像艺术经过了由粗到细、由拙到雅的发展变化，魏晋南北朝的佛教造像，特别是卢舍那佛的造像，艺术表现多以凝重为特征，千篇一律，缺乏个性。在武后的影响下，龙门奉先寺的这尊卢舍那佛的形象突破了前朝造像的旧范，特别注意使其更加富于女性的特征及魅力。这种变化虽受造像艺术自身发展的趋势所影响，但不可否认该变化发生于武后生活的时代，与武后重权在握，提倡男女平等，以及喜欢张扬个性不无关系。这尊卢舍那大佛，面部造型凝聚了中国女性典型的容貌气质，丰满圆润的面庞，舒展秀丽的眉宇，温文沉静的目光以及无法掩饰的慈祥和蔼，无一不体现了楚楚感人的女性仪态。
诸史多以为龙门奉先寺这尊卢舍那大佛，就是按武后的模样雕造的。这一认识并非没有根据。中国古代佛教造像艺术自魏晋南北朝日渐隆盛以来，有些帝王就曾以自己为模特雕造佛像，如北魏文成帝就曾“诏有司为石像，令如帝身。既成，颜上足下各有黑石，冥同帝体上下黑子，论者以为纯诚所感”。既然古有先例，那么，以佛的化身出现在历史舞台上的武则天皇后，为什么不能在不惜代价弘扬佛法的前提下，通过佛教艺术来表现自我和张扬自我呢？况且这种表现自我和张扬自我的条件已经完全成熟。
继大卢舍那佛龛之后，由于高宗皇帝和武后的重视，朝野僧俗为高宗皇帝和武后发愿造像者摩肩接踵，一时间伊水两岸伊阙之间，开窟造像蔚然成风。武后对此感到异常兴奋，因为这场轰轰烈烈地造像运动是按照自己设计的方案向前发展着。她比较关注僧俗信众为自己雕造了多少尊弥勒佛。
早在第一次入宫为才人时，武后便与弥勒佛结下了不解之缘。当时她为了消除寂寞的痛苦，寻求内心精神上的慰藉，曾在自己的寝室设龛供奉过弥勒佛。她欣赏原为菩萨的弥勒，先佛入灭后，上生兜率天内院，经数千岁后降生人间，于华林园龙华树下成佛。她特别向往弥勒佛的身份，因为该佛是三世佛中的未来佛。武后的这一心思，自然有人能捉摸得到。那个长安法海寺的惠简和尚，在监造大卢舍那佛的同时，在龙门西山中段偏北，先行雕造了一龛弥勒佛像，其题记为：“大唐咸亨四年十一月七日，西京法海寺僧惠简奉为皇帝、皇后、太子、诸王敬造弥勒佛像一龛，二菩萨、神王等并德成就，伏愿皇帝圣华无穷，殿下诸王福延万代。”
面对一龛龛弥勒佛造像在龙门石窟的不断竣工，武后的心里反倒产生了矛盾。这倒并不是她不愿意接受弥勒佛造像的蕴义，而是她觉得弥勒佛造像的艺术表现没有像卢舍那佛那样突出表现女性的特征。唐代的弥勒佛造像，并不是我们现在看到的那个肥头大耳的胖和尚，胖和尚作为弥勒佛造像，大约从五代宋朝开始，在这之前，弥勒佛造像作菩萨样，没有特色，没有个性，虽说是未来佛，但不能给人直接明了将要降临人世间的映象。武后想改变这一男性化十足的造像风格，但她又觉得大有难处。后来，她终于体悟到了，重要的是要掀起一股弥勒信仰崇拜的旋风，特别是在高宗皇帝身体每况愈下的时候。一旦形成浓厚的弥勒信仰的社会风气，稍有头脑的人就会从其中体悟到武后的真正用心，这便是十分明显的弥勒将继释迦牟尼而为未来教主的主题意识。
从此开始，一直到高宗皇帝去世之时，龙门石窟弥勒造像相续不断，这些造像多与武后相联系，如永淳二年（公元683年）一龛弥勒佛造像题记称：“……敬造弥勒尊像一铺，载雕因石，爰敞花龛。妙迹冠于刻坛，奇工逾于画叠。因心上愿，希升兜率之天；随佛下生，思近龙华之树。长离苦海，永固慈山。天衣拂而恒存，劫火燃而不灭。伏愿天皇、天后惟睿惟神，与慧日而恒明，将法云而并荫。十方国土，一切众生，俱值善缘，咸臻景福。”题记中“因心上愿，希升兜率之天；随佛下生，思近龙华之树”的铺白，表明了弥勒信仰的中心就是企望新的佛祖降临；而“伏愿天皇、天后惟睿惟神，与慧日而恒明，将法云而并荫”之辞，则是直接了当地把当朝皇帝和皇后相提并论，隐喻着他们二人就是当世的神明，就是已经降临的弥勒佛。
奉先寺大卢舍那佛的雕造，与弥勒造像相伴的弥勒信仰的不断兴起，都好象是在为武后的最后成功铺就道路。武后决心要以弥勒佛的身份降临人间。
历史也掀开了一个新时代的序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