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特别留意的是，有些书状、书启中多用典故或某些词语的引申义，惟有弄清它们，才能明了书状含义。如P.2945“嵩华至精，河汾上瑞”、“鸡树重栖”都是在吹捧朔方相公韩洙，其中的典故都与他身份结合。与P.2945有密切关系的P.3931用典更多，赵和平先生已借回鹘可汗《表本》中所具各种蜀中地名和典故推断出了该卷制作时间的大致范围，我们又注意到卷中一首《别纸》所用“青云干吕”、“汉通聚窟之民”、“周贡越裳之俗”富有深意，乃是在形容后唐建立之际对化远来夷的期待。待再理清该状中“诚青海之舟航，乃玉关之锁钥”具体所指，便明白后者是在描绘归义军。又如同卷另一状中有“不移听誓之盟，常保欢愉之好”句，“听”字曾被涂改，故有研究者将“听誓”录作“德誓”，哪个对？如果知道这里是用了《尚书》中武王伐纣誓师的典故，就知道“听誓”才是渊源有自。
因此，我们的体会是，对文书进行认真注释十分必要，有时虽然限于篇幅，不能完全说明，但至少使用文书时自己要先搞清楚文意。
其四，对文书进行仔仔细细的分析，并以自己同情之理解在反复推敲的过程中找寻隐藏在文字背后的某些问题。
我们所使用的文书多是前贤已经研究过的，如今只有将工作做得细致入微才可能有所收获。例如，P.3931中灵武节度使韩洙在畅叙与回鹘友情的同时，明言“贵道傥闻留滞，弊藩不免效尤”，看似有些突兀和矛盾，其实仔细分析之后便会发现，该状的主旨是灵武节度使为使归义军能顺利通过甘州地区前往中原朝贡而向甘州回鹘可汗说项，为达此目的，韩洙不惜软硬兼施，可见其中关系的复杂。再如，P.2992v中曹议金致甘州回鹘可汗的状文客气之至，但提到“昨五月初，其天使以（与）沙州本道使平善达到甘州。弟天子遣突律佽都督通报衷私，无意之人稍有些些言语”。状中称天使和沙州使人都“蒙赐馆驿看待”，却又说至六月十二日他们才“平善到府”，也即回到沙州。那么，可汗为什么不将使人直接放回，却要先派个都督来“通报衷私”？“些些言语”又指什么呢？我们认为这不是可汗单纯示好，而是来谈条件，施威胁的，大概归义军答应他们的条件，使人才得回来，“些些言语”即表明当时双方之间充满了怀疑和不信任。
其五，注意本件文书与其它相关文书、史料的链接。
我们以为，研究工作中的某些推论屡遭质疑往往是由于孤例难成或误用了本无关系的文书，相反，对大量相关资料的掌握常常是解决或者辅助解决问题的关键。比如P.2945与P.3931都是极为重要的书状集，所述内容多有交叉，P.3518v与P.3718等也与之有关，对其间联系的认知对于解读各卷，特别是前两卷至关重要。再如，P.3016v、P.3197v、P.2992v等件文书虽然年代不同，提到的朝贡史实也不一样，却都涉及归义军与回鹘冲突问题，各件之间有一定的因果关系，必须将它们所涉及的一些内容贯穿起来看，才能有准确的理解。我们已通过综合考察这几件文书，对相关各次朝贡的年代、般次、使人、过程等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分析了其间的关系和变故，也对朝贡中发生的诸如甘州回鹘扣留归义军使人、正使梁幸德被杀、归义军与回鹘矛盾纷争的焦点，以及瓜州刺史慕容归盈等的斡旋、归义军内部的调查都进行了详细的讨论。又如，我们曾依据P.3804、P.3770等文书探讨了张议潮赴京前夕通过举办佛教法会进行的政治活动，并摸索到他后来的动向，进一步据P.730v、S.6405v揭示了张议潮到京后与敦煌佛教人士的往来情况。我们还注意到P.3281v、S.2589等透露了其子返还敦煌的蛛丝马迹，认为这也是后来张淮深政权被颠覆的重大原因与探究张氏归义军政治史的重要线索。我们以为，只有将相关文书串联起来进行综合研究，才有可能对类似的影响深远的重大历史事件或较长时期的政治局势形成正确的看法。
不过，在杂乱繁多的史料之间建立联系相当困难，重要线索往往来自于片言只语，这就需要我们注意对史料的随时搜集和长期积累，不断熟悉文书整理笔记，舍得和善于花费此一不可或缺的笨功夫，以逐渐做到心中有数和融会贯通。
其六，注意相关知识的运用。
归义军史研究发展到今天，未经利用的直白平实显而易见的信息已经不多，敦煌文书史料价值的新发现恐怕更多地要靠综合知识的调动来实现。仅以书状的利用为例，即应在熟练把握唐五代书状书仪规范特色的前提下剖析具体书状，具体说来，似乎至少应该注意以下两点：
一是把握书状书仪在称谓、格式、用语等方面所表现出的写作规范或曰礼仪规范，它们是约定俗成的，自然地存在于表状笺启之中，虽然琐碎，却非常重要。我们在对一件书状进行研究时，常常要根据这些具体的礼仪规范、语气语态和尊卑上下关系来确定书信收授者，甚至进而推断书状的内容和含义。例如，P.3730v几首书状的收状人分别被称为“使君阁下”、“阿郎几前”、“记室”，它们的级别完全不一样：“使君”是一位州刺史级的人物，现在还不知道具体是谁；“阿郎”一般专用来称呼归义军节度使；“几前”据张敖《新集吉凶书仪》是给“极重”者的称呼，从状中所说“伏听阿郎荣拜统军，不任庆慰”和向他汇报“州中使宅娘子悉总平善”，可以推测是已进京的张议潮；“记室”用于平怀之间，这反映出其人与致书人地位相差不大，状中又呼他为“郎君”，感谢他托人带来礼物，但口气却像对年轻人说话，我们判断他是随从张议潮进京的儿子，也就是P.3804愿文中的“二小郎君”之一，很可能是S.2589中的淮诠。后来我们从S.6405v与此内容相同的一件较整洁的抄本中，得知致书人是敦煌名僧恒安，给“阿郎”和“记室”的状表明他和张议潮关系很深，甚至在其走后还为其照顾家室，报告州中情况，且与他的儿子有往来。
二是留意书状的形式结构。比如晚唐五代曾非常流行在正状之外附加别纸的书状形式，但不管别纸为一纸还是多纸（若所附别纸非只一纸，则形成重叠别纸），正状与别纸均是同时发出的，因为它们同属一件大书状。明乎此，我们在推断某些书状的内容性质时才不至于出错。例如P.3931第116—128行抄有书状三件，虽然只有中间一件提到“伏以厶乙，朔野名王，天朝贵戚”，说明对方是回鹘可汗，但我们判断前面的《谢马书》和后面的《送谢物》也是给回鹘可汗的。因为按照礼仪规范，谢礼或者送礼单、回礼单都是要单独写的，作为礼单，后者其实是前者的别纸，这里《谢马书》作为第一状是出于礼貌，接着是赞扬回鹘可汗和叙友情，最后是回礼，也即“送谢物”，其中谦称礼物“才非丽密，色异鲜华”，应是来自中原的丝绸一类，故此授书者应该是灵武节度使，结合其它书状，得知此处记述的正是他们在后唐之初的往来。P.2945的情况更具有代表性，该卷系由包含多首别纸的一件大书状和另外一件“凉州书”组成，其中大书状是给灵武节度使的，所谈内容紧紧围绕朝贡展开。以往学者多将各纸分别看待，因两纸中重复有“岂忆（意）圣造泽漏天西，诏〔宣〕遐外”之类的说法而推测中原使臣来敦煌给曹议金送来了节度使旌节，并且根据卷中敦煌与朔北十五年不通音讯的说法，将这次朝贡定在后梁贞明四年，以为是曹议金成功朝梁的一次行动。但是，如果了解到这件大书状是一次送出的重叠别纸，据正状和一些别纸后面归义军留后的署名，就会明白这次朝贡实际上尚未出发，更遑论成功，使臣虽然来过敦煌，但是显然没有带来旌节，否则何劳曹议金再对朔方节度使自称留后？我们已对P.2945文书所反映的朝贡时间和对象重做探讨，结合据P.3518v《张保山邈真赞》推算出的朝贡年份、与P.2945有密切关系的P.3931数状写作时间及其所反映的灵武节度使在回鹘与归义军朝贡活动中发挥的作用，将这次朝贡定为后唐同光二年到朝的那一次，从而否定了原来一般认为是在后梁的看法，并由此对曹氏归义军初期与中原关系以及五代史的一些大问题进行了重新思考和定位，分析出后唐成立前夕曾派使臣到灵武等地活动，以为建国做准备，解决了为什么使臣在没有与归义军接触之前就先去敦煌，却不带旌节的原因——政权建立之初招诱蕃夷来朝是当时的政治需要，也是最好的解释。
其七，研究小问题必须有大视野，解决具体问题必须与宏观历史背景相结合，亦即研究敦煌问题不能脱离唐五代史，应做到既非只顾敦煌，又非只懂隋唐五代史，而要将两者进行有机的结合。
这中间的关系是辩证的，只有将小问题论述得越细致越透彻，才越有充分的论据说明大问题；反过来只有放眼大的历史环境和错综复杂的背景，对小问题的产生原因也才能深入理解。对这一点我们体会很深，特别是在作P.2945和P.3931时，将它们中的每一首表状笺启及其相互关系搞清，才能明白这两件文书虽然是围绕着梁唐之际的朝贡活动而展开，所反映的却不仅仅是灵武或敦煌或回鹘问题，也不是某一种单纯的政治关系，而堪称是后唐初年从中原到河西走廊诸种政治势力往来交错的局势图与互联网，我们已就两卷分别写就了两万多字和七万多字的长文，但仍觉其中的某些信息尚待进一步探索。
以上所述，只是我们在第一阶段的研究中所遇到的问题和一些体会，的确，要同时做到以上诸点诚非易事。归义军史的研究是在前人已取得的大量成果的基础上进行的，这就无形中提高了研究的难度和对新成果所达深度的要求，更何况这项研究从总体上说又是系统工程，在解决具体问题时需要的也往往是综合性知识，例如政治制度、宗教、礼仪等等，缺一不可。知识的缺乏是研究不能深入的最大障碍，因此，以我们的切身体会，具有不同知识背景的学者进行合作就是最好的办法。在合作过程中彼此取长补短，互相学习，共同协商，得到启发，解决问题的能力因此会相应提高，考虑问题也会比较周全。
就整个课题而言，目前我们完成的还是极少部分，涉及的也仅是张氏归义军和曹氏归义军初期的一些问题，而且很不全面。在这里应该特别申明的是，我们决不赞同无视和否定前人成果的作法，相反，我们以上的研究就是建立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之上，一些争辩和不同观点也都是在前人的启发之下提出的。在四年来的研究过程中，我们不但重新熟悉前人所走过的路径，而且对他们的论著和观点都有大量的参考和引用。从总体上看，我们不过是本着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和实事求是的态度，给前人做一些补充，贡献一些不同观点。我们深深感到，如此丰富的敦煌归义军史料，还有很多值得发掘之处，相信通过我们的努力会使研究取得进展。虽然，我们的成果和判断可能还存在疏误，但在供其它学者批判的同时也会使人们得出更正确的结论，由此使整个归义军史的研究在未来更加充实、丰富起来。正是基于这种考虑，我们才得以在强手如林的今天继续我们的工作。
附：已完成论文简目：
1.《P.3730v张氏归义军时期书状考释》，《出土文献研究》第7集，2005年。
2.《P.3197v曹氏归义军时期甘州使人书状考释》，《敦煌学辑刊》2005年第4期。
3.《P.3016v〈厶乙致令公状〉考释》，《敦煌研究》2006年第3期。
4.《P.2992v书状与清泰元年及长兴元年归义军政权的朝贡活动》，《敦煌学辑刊》2007年第1期。
5.《归义军朝贡使张保山生平考察与相关历史问题》，《中国史研究》2007年第4期。
6.《P.3804咸通七年愿文与张议潮入京前夕的庆寺法会》，《南京师大学报》2007年第4期。
7.《敦煌僧人书状拾零》，《敦煌佛教与禅宗学术讨论会文集》，三秦出版社，2007年。
8.《张议潮束身归阙后与沙州人士的往来及其对敦煌政局的影响》，《转型期的敦煌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
9.《金山国建立时间再议》，《敦煌学辑刊》2008年第4期。
10.《P.2945书状与曹氏归义军首次成功的朝贡活动》，《敦煌吐鲁番研究》第11卷，即刊。
11.《跨越河西与五代中原世界的梯航——敦煌文书P.3931校注与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刊》第6辑。
12.《敦煌资料的再发掘与归义军史的新探索》，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2008年理事会暨“敦煌汉藏佛教艺术与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