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9月，在南京师范大学召开的“转型期的敦煌学：继承与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日本学者衣川贤次教授在大会发言中指出：“最近由于各种大藏经、古写经影印本的公布和对大藏经研究的深化，有些学者怀疑《高丽藏》、《大正藏》的权威性，进一步主张《大正藏》需要再加校订，或者重新编定新的大藏经。”日本学者藤枝晃先生在上世纪末就已提出这一主张并进行了这方面的尝试，他用房山石经、《赵城金藏》广胜寺本和《高丽藏》、《大正藏》做了部分比较，提出目前可行的办法是像修百衲本二十四史那样每一部佛经搜集最好的版本来做一部百衲本大藏经。衣川先生还以《法句譬喻经》和《维摩诘所说经》为例，将古写本与刊本进行了对比，特别是强调了敦煌写经和日本寺院保存的多种写本一切经在校对《大正藏》时的重要参考价值，他以部分实例为证进行对比，发现写本中一些正确的内容或书写形式在《大正藏》中或有脱衍或有改动。（衣川贤次：《以敦煌写经校订〈大正藏〉刍议》，刘进宝、高田时雄主编：《转型期的敦煌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
对于《大正藏》的不足，我们早有认识，一是因为汉语毕竟不是日本人的母语，因此对汉译佛典的断句常有致误之处，如：《大正藏》本东汉支娄迦谶译《杂譬喻经》：“昔有比丘聪明智慧。时病危顿。弟子问曰。成应真未。答曰。未得。不还未也。问曰。和尚道高名远。何以不至乎。”（4—499b）其中断句就有错误。正确的标点当为：“昔有比丘聪明智慧，时病危顿。弟子问曰：‘成应真未？’答曰：‘未得不还，未也。’问曰：‘和尚道高名远，何以不至乎？’”佛教修行分四个阶段（四个果位）：即预流果、一来果、不还果、阿罗汉果（旧译“应真”），弟子问曰：“成应真未？”是说达到了最高阶位没有。而其师的回答是：“未得不还，未也。”意思为：尚未得不还果，所以还没有（成应真）呢。二是经过一次排印，加之校勘不精，又造成了新的讹误。如，《大正藏》本元魏慧觉等译《贤愚经》：“（目连）问言。法子汝何所作。尸利苾提。甚大惭愧。即自思惟。当以何答。我今不应妄语诳师。设诳师者。世世获罪。当为舌根。”（4—377b）其中“当为舌根”，敦煌写本S.3693号《贤愚经》作“当无舌根”，甚是。这正是佛家所谓妄语诽谤者有“无舌之报”。另如：隋毘尼多流支译《大乘方广总持经》“尔时达摩以其恶心谤持法者。身坏命终堕于地狱。……于六万世贫穷下贱。恒无舌根。”（9—379c）唐飞锡撰《念佛三昧宝王论》：“又一比丘名法行。住于邪见。坐得四禅。常说空宗般若最胜。谤净命法师云。净命所受诸华。不持供养。而自受用。坐此一言。于六万世。常无舌根。”（47—143）
有鉴于此，上世纪80年代，当时的北京图书馆（现国家图书馆）馆长任继愈先生即建议编纂《中华大藏经》，后被列入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资助项目，计划收录历代藏经中的经籍4200余种，共23000余卷，分为正、续两编，分装220册。此浩大工程自80年代始，至1997年，在众多专家学者共同努力下，上编106册全部整理影印出版。续编工作也正在进行。《中华大藏经》以《赵城金藏》为底本，缺失部分以《高丽藏》补足（赵城金藏与高丽藏同属《开宝藏》的复刻本），并以《房山石经》、《资福藏》、《影宋碛砂藏》、《普宁藏》、《永乐南藏》、《径山藏》、《清藏》、《高丽藏》八个版本一一校勘，是目前规模最大、校勘最精的一部新藏经。可惜的是，由于80年代，已经公布及能够见到、可资利用的敦煌佛教文献还不是很多，《中华大藏经》在校勘中未能利用这些宝贵的资料，造成了一大遗憾。
据并非十分精确的统计，现散藏于世界各地的敦煌写本总数约计五六万号，而佛教文书就占了文献总数的90％以上。其中占据绝大部分的是大藏经已收之经、律、论著作，有的经典抄卷甚多，如姚秦鸠摩罗什所译《金刚经》，总数在1800号以上，而《妙法莲花经》则达四五千号。一般者如元魏慧觉等译的《贤愚经》，共十三卷。敦煌抄本也有卷一：S.1102、S.2879、S．4464a、P.3312、北8597（冬032）；卷二：P.4570；卷三：北8598（师082）；卷四：S.3693、P.5527；卷六：S．4464b、S.4468；卷九：北8599（来041）；卷十一：P.2316、北8600（称095）、北8601（潜087）、B8602（人011）；卷十三：P.2105a、北8603（文053）等号残卷，总字数约41000字。它们虽称不上都是“同时资料”，但其中中古时期译出的写本佛典抄写时代大都与其翻译的时代相隔不远，比传世的刻本藏经要早得多，因此，更能够反映汉译佛典的原始面貌，具有重要的语料价值和校勘价值。
同时，敦煌写卷中还有一批未入藏的经、律、论著作，乃传世的汉文大藏经所未收录的遗佚篇目（包括古佚经和疑伪经），据统计，敦煌保存下来的古佚经有一百十二篇，而疑伪经约有五六十篇，这也是我们汉语史研究的可贵语料。虽然《大正藏》第八十五册收录了敦煌逸藏和部分疑伪经，但是由于对写本俗字、俗语的陌生，因此识断问题成堆，排印校勘的错误更为严重。对此，左景权曾撰文进行了尖锐的批评，惊叹该册“误字满纸，句读不成文理”、“错乱文义之处岂可胜道也哉”，严肃指出该册有七个方面的“可议之处”（左景权“《大正新修大藏经》第85卷——旧刊新评——《敦煌文书发凡》之一章”，《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第2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于淑健亦曾对《大正藏》所收录的敦煌写卷进行了校勘和词语考释，指出了《大正藏》在收录敦煌写经时校录的粗疏［于淑健《〈大正藏〉第八十五卷（敦煌卷）词语辑释》，《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科版）2004年第6期。《〈大正藏〉第八十五卷（敦煌卷）误例浅析》，《南京师大学报》（社科版）2005年第2期］。因此还需我们重新收集、认真校录，而方广錩主编的《藏外佛教文献》（一至六辑）正是《大正藏》古逸部后有关敦煌佛经整理校录的代表性成果。
在汉语史研究中，所据语料的时代性、可靠性的鉴别是首要任务。如果语言资料的年代不可靠，得出的结论势必发生错误。因此利用汉译佛典，佛典译出的时代至关重要。但以前一些汉译佛典的著录年代问题多多，如东汉时期安世高的译经数历来经录记载互有出入，晋代释道安编纂《众经目录》，列举安译本35部41卷。而到隋代费长房《历代三宝记》竟罗列176种之多。经过吕澂、许理和（荷兰）等中外学者考订，目前公认的比较可靠的东汉译经仅29种，其中安世高的译经为15种。在佛经译出年代及译者的考证中，除了从语言文字方面去鉴别外，历代经录也是重要依据，正如方广錩先生所言：“我们目前所用的都是以前我们只能看到传世大藏经中所保存的若干标准经录，敦煌遗书中则保存了丰富多彩、形态各异的许多经录。比如《品次录》、《流通录》、《藏经录》、《点勘录》、《配补录》、《转经录》、《抄经录》等等，为我们了解古代藏经的抄写、管理、流通、配补等一系列情况，提供了第一手资料。”（方广錩：《佛教典籍百问》，今日中国出版社，1989年）敦煌写卷中的众多经录，将有助于汉语史研究中对语料时代的鉴别。
另如，敦煌卷子中还有数量不小的非汉文佛教文献（如梵文、巴利文、藏文、回鹘文、于阗文等），这些都可用来进行汉译佛典与原典语言、汉译佛典与少数民族译经语言的比较研究，也是汉语史研究的不可多得的材料。
当然，敦煌卷子还有为数不少的记录当时寺院宗教活动、经济活动或与僧人有关的诗文、邈真赞等文书，还有大量禅宗文献，这些都与近代汉语研究有关，故不一一列举。
总之，敦煌石窟中卷帙浩瀚的佛教文献，是前人留给我们的一笔重要文化遗产，是一个取之不竭的知识宝库，它们不仅对汉语史研究具有极为重要的价值，同时也是宗教学、历史学、文学等研究的宝贵资料。回顾敦煌研究开展一个世纪以来，我们固然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平心而论，各个研究领域的进展却并不平衡。就如佛教文献这一占据敦煌文献90％以上的巨大宝库，至今仍未引起人们充分的重视，亦缺乏全面系统的整理与研究，某些方面甚至尚待进行拓荒性的开发。因此我们呼吁有更多的学者能关注此事，能投身其间，同心协力，把我国的敦煌学研究推向更高的水平。
应更加重视敦煌文书资料本身的特殊性
黄正建
黄正建，男，1954年生，江苏兴化人。198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历史系隋唐史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敦煌学研究中心主任，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理事。主要论著有《唐代衣食住行研究》、《敦煌占卜文书与唐五代占卜研究》、《敦煌文书所见唐宋之际敦煌民众住房面积考略》、《S.964V号文书与唐代兵士的春冬衣》、《敦煌占卜文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等。
敦煌学自产生起已经百年，取得了辉煌成就。“敦煌学”虽然包括很广，但其核心是对敦煌文书的研究。如果没有藏经洞发现的这批文书，就不会有敦煌学的产生。一般认为，是陈寅恪先生“第一次提出了敦煌学这一概念，使用了敦煌学这一名词”，而陈先生所提“敦煌学”针对的就是藏经洞发现的这批资料（陈先生称其为“敦煌写本”）。所谓“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所谓“国人获兹（指陈垣先生《敦煌劫余录》——笔者）凭藉，宜益能取用材料以研求问题，勉作敦煌学之预流”中的“材料”指的都是这批敦煌文书。
近年来有关于敦煌学转型，或走向新阶段的说法，其根据就在于敦煌“资料的刊布已经完成。在新的阶段，应该是对已刊布的资料进行全面、综合、深入地研究了”。这也等于说，敦煌学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是指对这批文书的整理和研究，否则就不会存在“进入新阶段”的问题了。
因此，无论是总结经验还是展望未来，对敦煌文书的关注都应该是非常重要的。
敦煌文书作为一种“新材料”，“诸国学人，各就其治学范围，先后咸有所贡献”。直至今日，依然是学者“各就其治学范围”取得了巨大成就。今后，这些学者必将继续在自己的治学范围或扩展到其他范围来获取更大成果。因为敦煌文书从内容上实在说还有大量材料没有被使用过；还有许多已被使用过的材料也没有认真仔细深入地被充分利用。
但是这里我想谈一点文书形式上的问题，以提醒学者在今后的研究中予以足够重视。
众所周知，敦煌文书这批“新材料”与传世史籍最大的区别不仅在于内容的“新”，而且在于形式的原始性——它以千年前的原样保存下来，保留了当时的纸张、当时的书法、当时的格式。这些形式上的特点对我们理解内容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正因为如此，作敦煌文书录文的各位学者，从《中国古代籍帐研究》、《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到《敦煌文献分类辑校丛刊》、《英藏敦煌社会历史文献释录》，都尽可能地保留了文书的原格式，甚至对纸张作了仔细描绘，为我们充分理解文书内容贡献至大。但是受印刷限制，这些录文仍无法将原文书的字迹优劣、涂抹叠加及各类注释准确表示出来。因此光看录文，还不足以把握敦煌文书本身的一些特殊性。
例如敦煌文书中保存了至为珍贵的唐律和律疏残卷。由于有完整的《唐律疏议》存世，研究唐代法律制度、法律思想使用《唐律疏议》就可以了，这些新发现的律和律疏残卷还有什么用呢？顶多可以讨论现存《唐律疏议》的年代而已。但其实不然。如果我们看这些敦煌文书中的律和律疏残卷图版，就会发现它们之间的字迹和格式有相当大的不同：有的抄写整齐、有的抄写潦草；有的一行18字左右，符合唐代公文规定，有的则多达30余字；有的是每条单列，有的是连续抄写不分条；有的注是大字，有的注是小字；有的注单起行，有的注排在正文下；有的疏单起行，有的疏接排在注下，如此等等。这些书法和格式的不同意味着什么？换句话说，这些律和律疏残卷的性质究竟如何呢？这是我们看到文书原件在形式上的特殊性后引发的疑问。顺着这一线索进行研究，我们可以提出一个看法，即这些律和律疏除有官写本和私写本的区别外，其中有一些可能是律学生和司法参军学习和考试用的参考书。文书本身形式的特殊性在研究内容时的作用于此就显示无遗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