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一阁藏北宋《天圣令》发现后，学界对唐宋法典在公布后如何修改有热烈讨论。戴建国先生撰文指出，唐代如何冲改唐令旧文，史籍无载，可能与宋代一样，“由地方掌管法典法规的官吏采用‘签贴’方法，及时将新规定和被冲改的条文注录出来，不涂改旧的法律条文”。其实敦煌文书中的律残卷就有冲改法典的实例。我们看P.3608《垂拱户婚律》残卷，可以明确知道，当有新的律文公布时，要用朱点将要修改的文字抹消，然后将新律文抄于旧律文之旁，并非如戴建国先生所言“采用‘签贴’方法”，也不一定是“不涂改旧的法律条文”。而这一认识，如果离开了文书原卷，即离开了文书形式的特殊性，是无从知道的。唐代地方官吏如何处理新、旧法典文字的问题，因此就有了一个比较直观而可信的解决线索。
再如“平阙”问题。我在十几年前曾写过《平阙与唐代社会政治》一文，在文中比较了开元式、天宝式和大和式关于“平出”与“阙字”的规定，得出结论说：“平阙词汇随着时代的变化而有所增加，大体是越到唐后期，有关上司和亲族的平阙词汇就越多，同时，是否平出以及阙字的格数也不固定……平阙词汇和阙字格数的多少受撰写人身份、对象身份和时代三个因素的制约。从平阙词汇在各个时代的不同以及阙字格数的多少不同还可以曲折看出唐代社会在各个阶段的变化及其特点”（154页）。在讨论实际的“平阙”使用时，文章主要使用了墓志资料。因为墓志在格式上也原样保留了千年前的形式。其实敦煌文书中有着大量的“平阙”实例，包括书仪、牒状等等。这些“平阙”与令式的规定有很大不同。比如唐令式规定只有“皇帝”、“天子”、“陛下”等才平出，但敦煌文书中“大夫”、“常侍”、“司空”、“仆射”等常常平出，而“尚书”则多不平出；而且“阙字”的范围也非常广，像“三官”、“衙”、“判”、“凭由”等不见于令式规定阙字的词汇都要“阙字”。
那么敦煌文书中到底有哪些词汇需要“平阙”？这些词汇的“平阙”有没有规律？它是否依时代不同而有所不同？弄清这些文书格式上的特殊性，对于理解文书内容无疑会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由于传世文献在流传过程中已经取消了这些“平阙”格式，因此敦煌文书保留的牒状书信，其本身所具有的形式上的特殊性就具有超越传世文献的特殊价值。
敦煌学成立已经百年，对敦煌文书的研究还远远没有止境。随着高质量图版资料的公布，学者有可能在利用录文的基础上，对照图版去了解文书本身在形式上的特殊性。这在过去是很难做到的。而一旦进行了这种对照后，我们就会发现许多新线索、新问题，引导我们去进行更深入的研究。敦煌文书的魅力就在于它是千年前原样保存下来的实物。剔除了“原样”来研究，会使敦煌文书的价值大打折扣。这就是我呼吁在今后的文书研究中要更重视直接看文书图版，即重视文书本身形式上特殊性的根本原因。
略谈敦煌、吐鲁番经济文献研究
李天石
李天石，1954年出生，山东济南人。1982年7月兰州大学历史系毕业，1985年兰州大学“历史文献学（敦煌学）”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2001年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专业博士研究生毕业。现为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理事、中国唐史学会理事。主要论著有《中国中古良贱身份制度研究》、《唐宋时期典身性质的变化及意义》、《敦煌所出卖身、典身契约年代考》、《敦煌吐鲁番文书中的奴婢资料及其价值》、《中国中古籍帐中贱口登录形式的演变》等。
1983年，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在兰州成立，至今已经过去二十六个年头了。在这许多年里，中国的敦煌吐鲁番学研究，与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许多方面一样，突飞猛进，受到空前的重视，出现了根本性的变化，取得了世人公认的成就，陈寅恪先生早年曾言“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现在，学术界运用新的出土文献，研究新的问题的“预流”者，可以说是越来越多了。
综观多年来中国敦煌、吐鲁番学研究，史学、文学、宗教、艺术、科技等等，各个领域可以说是异彩纷呈，各有千秋。这里，我仅就敦煌、吐鲁番出土经济文献研究的问题，谈几点粗浅的看法。
首先，关于敦煌吐鲁番地区的经济文献，对于研究当时全国经济现象的普遍意义问题。
敦煌这个地方，与历史时期的其他地方相比较，由于其地在西陲，处于东西交通孔道的咽喉地带，而且是多民族杂居地区，因而有其特殊性的一面。同时毫无疑问，敦煌又有其与中原地区相同或者叫做共同性的一面。
由于特殊的原因，敦煌给我们留下了大量的丰富文献，但不是说其他地方历史上就没有自己的文献。例如吐鲁番，距敦煌不算远，在与敦煌文书面世大体相同的时间，尤其是自上世纪70年代以后，曾发现了数量相当可观的吐鲁番文献、文物资料。而且这个过程还在继续。如近期中华书局出版的由荣新江等先生主编的《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上下册，收入了吐鲁番出土文献及墓志墓表等资料300件左右。这就是最新发现的资料。可以肯定地说，类似的资料今后还会继续发现。
当然，敦煌、吐鲁番，包括西北的其它一些地方，有其独特的地理、气候条件，这才能使大量的文献、文物以特殊的方式保存下来。毫无疑问，当时在其他的地方，特别是在一些重要的都会、城市、镇市、宗教中心、要塞、关隘、交通要道，包括当时的各地方基层组织所在地，历史上也一定会存在过大量的文献。只是由于多方面原因，特别是地理与气候方面的原因，使这些文物、文献未能保存下来罢了。
历史研究，强调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已出土的大量敦煌、吐鲁番文献资料，为我们提供了文献出土地区当时基层社会的实态。但是，我们目前所能看到的材料，毕竟是属于当时极少数地方的有限的文献，而更多地方的文献，我们已无法见到。是不是我们就不能根据这些材料，对其他地方的情况做些推测呢？这应不应该成为影响我们对历史进行正确的理性逻辑推理与考证的根本限制呢？我以为不能。我们在进行历史问题的分析时，应当思考，如果其他地方也出有同一时期的文献资料，内容会是什么？它所反映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典章制度等内容，会在多大的程度上与中央政府的规定、中原地区的情况相一致？会在多大程度上与其它地方的情况相一致？同时，它又会具有多少自己的地方特色？
具体来说，这涉及三个方面：一是我们所知道的传世文献资料中所反映出的中央的各项典制、方针、政策；二是在敦煌、吐鲁番等地出土的以往我们不知道而现在已大体知道的各类文献资料；三是目前未能发现、但历史上在其它地方肯定也会存在过的我们无法知道的各种文献资料。
我们研究的任务之一，是通过已发现的有限的地方出土文献资料，结合已有的传世的文献资料，了解中央政权、中原地区的各项典制、方针、政策及其在地方上得到了多大程度的实施；地方政府及基层组织又在多大程度上根据所在地的实际情况，做了因地而宜的变革。由此两者，我认为还应当在此基础上，对第三个方面，即对目前尚未发现文献资料的其它地方曾经有过的各项制度以及其他方面的方针、政策、典制包括文化宗教思想等，进行比较正确的历史的理性逻辑推理、考证，由此来研究全国其它地区一些带有普遍性的问题。
也许有人会认为，对敦煌、吐鲁番以外的地区，进行史实的逻辑推理，没有什么实际意义，因为史学研究，不能凭空讲话，下虚妄之言。有的人认为，远在西陲之沙州、西州，并不能反映其他地区的历史与情况，因而有意无意地贬低了敦煌、吐鲁番文献资料与相关的学术研究的学术价值与普遍意义。在时下一些关于这个历史时期的相关著述中，有些学者对敦煌、吐鲁番文献已能确凿说明的事实视而不见，很少或者根本不利用敦煌、吐鲁番文献，即是这种情况的反映。
我认为，若从总体上来看，敦煌、吐鲁番文献资料，其具有的普遍意义是大于其地方的特殊性的。试以吐鲁番文献为例，自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以后，特别是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吐鲁番地区先后出土了从十六国时期至唐代的大量文书，其中属于唐西州时期的文书，又占了大多数，内容十分丰富。其实，唐西州仅是唐代盛时329个州（郡）中的一个州，而且唐代西州仅有五万余口一万一千余户，土地亦不多（属于均田制度中的狭乡），远不是大州强郡。从敦煌的情况来看，户数最多的开元年间，户数也不过为6395户，口为32234。人口比之西州更少。可以肯定的是，在唐代，许多人口远远多于敦煌、吐鲁番的州郡，其当时的官私文书，数量要远远多于敦煌与西州，只是我们现在无法看到这些文书而已。
唐时沙州、西州，地方虽然不大，人口不多，但我们却不能低估其所出文献的价值。其实唐代敦煌、吐鲁番文献资料所反映的各项制度，固然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但无疑更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的是大唐帝国实行于全国的制度，从这个意义上讲，敦煌、吐鲁番所出文书，绝不只是地方文献、只是反映了西陲地方一域，而是具有普遍的史料价值与学术意义的。我们这里试以敦煌与吐鲁番两地所出的部分经济文献为据，举例说明他们在反映其他地区、反映全国经济现象中的普遍性价值。
1．均田制度问题。上个世纪初，学者们曾经争论过中国中古的均田制度是否存在，有人曾认为这是个“子虚乌有”的制度，是古人的杜撰。而敦煌、吐鲁番出土文书面世以后，人们发现了敦煌、吐鲁番文献中有大量反映均田制度的文献资料。于是，均田制度乃中古时期确曾存在的土地制度，已是没有疑问。自上世纪以来，日本学者西岛定生、西村元佑、周藤吉之、池田温及中国学者韩国磐、宋家钰、王永兴、杨际平、卢向前等众多学者，对敦煌与吐鲁番的均田制度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在敦煌文书中，有涉及均田制的户籍账、田亩账、授田簿、退田簿等，而在吐鲁番所出唐西州文书中，更有大量涉及均田制的户籍账、田亩账、民户手实、授田簿、退田簿及反映土地还授的文书，从基本制度这个层面看，这些地区的均田制度，的确是属于中央颁布并实行了的制度。另一方面，我们也从中可以看出其地区的特殊性，如在西州均田制下的世业田与口分田的区分问题、常田与部田的问题、丁的受田面积、均田的还授等问题，似乎有些制度与正史及传世文献所记载的均田制度不同。再如，唐代“开元之季，天宝以来，法令弛宽，兼并之弊，有逾于汉成哀之间”。但在西州地区，我们看到唐中叶以后的“兼并之弊”并不太明显，相反却是存在着普遍的“抛荒”现象，这些显然是西州地区均田制度的特殊性一面。另一方面，我们又可以看出，无论是敦煌还是西州，其均田制度又有与全国均田制度相统一、相一致的一面。如在西州地区，均田土地十分紧张，百姓普遍受田不足。据唐朝田令规定，“其州县界内所部受田，悉足者为宽乡，不足者为狭乡。”西州显然属于狭乡。据史书载，唐代全盛时，天下“宽乡有剩田州”，不到三四十州，约占全国329个州的十分之一，由此可见，当时全国十分之九的州皆属狭乡，因此，我们不妨把西州作为唐代均田土地“狭乡”的代表，其作为“狭乡”的均田制度的相关政策，必定具有很大的代表性，应当会反映全国众多“狭乡”的均田制的一般情况，这显然具有普遍的认识价值。
我们可以由西州与沙州的均田制度文书推断，在唐代的其他地方，一样会有大批的均田制文书存在。例如贞观十八年，唐太宗在雍州灵口村见到百姓，“问其受田，丁三十亩，遂夜分而寝，忧其不给。诏雍州录尤少田者，并给复，移之于宽乡”。显而易见，在雍州灵口村，均田制也是实行了的，只是田地数量比唐代田令规定的少，但比西州多，仍属于狭乡。可以断定，当时此地亦必然有大量的籍账文书记载均田的情况。敦煌、吐鲁番文献中大量反映均田制度的文献，无疑为我们认识这些地方的均田制度提供了具体的实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