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唱”的探讨，经过了一个比较漫长的认识过程。众所周知，由于敦煌文献的大部分被劫往国外，早期的敦煌学者，除极个别学者有条件亲赴伦敦、巴黎阅读有关敦煌文献外，绝大部分学者仅能利用北京图书馆所藏“劫余”敦煌遗书，因此，最早对“唱”的探讨，也是从北图成字96号《目连救母变文》背面的一段文字开始的。本件文书共20行，现移录如下：
1.法律德荣唱紫罗鞋两，得布伍伯捌拾尺。支本分一百五十尺，支
2.乘延定真一百五十尺，支乘政会一百五十尺，支图福
3.盈一百五十尺，余二十尺。（中空约6行）
4.法律保宣旧肆阡捌伯玖拾尺。（中空2行）
5.僧政愿清唱绯绵绫被得布壹阡伍伯贰拾尺，旧儭壹阡尺。
6.支图海朗一百五十尺，支图愿护一百五十尺，支智全一百
7.五十尺，支智荣一百五十尺，支图福盈一百五十尺，
8.支图应求一百五十尺，支图愿德一百五十尺，支图法兴
9.一百五十尺，支图大应一百五十尺，支图应祥一百五
10.十尺，支图应庆一百五十尺，支图大进一百五十尺，
11.支图大愿一百五十尺，支图谈济一百五十尺，支图广
12.进一百五十尺。
13.金刚唱扇得布伍拾伍尺。支本分壹百五十尺，余九十五尺。
14.道成唱白绫袜得布壹伯柒拾尺。支本分一百五十尺，支普
15.愿法一百五十尺，余壹百叁十尺。
16.道明旧儭叁伯玖拾尺。
17.法律道英唱白绫袜得布叁伯尺，又唱黄画帔子得布伍伯尺。
18.支图道明一百五十尺，支本分一百五十尺，支图祥定一百五十
19.尺，支图谈宣一百五十尺，支图谈惠一百五十尺，支图戒
20.云一百五十尺，支云贤惠一百五十尺，支云祥通一百五十
（后缺）
1931年，向达先生在《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第五卷第六号上发表了《敦煌丛钞》，其中就披露了以上资料，认为这是“僧人书在外唱小曲所得账目”，“紫罗鞋雨（两）”等是“所唱小曲”的名目。
1934年，向达先生发表了《唐代俗讲考》，又过录了此文献，并以此为据立了“僧人之唱小曲”一节，对此作了专门的解说，认为这是“当时僧人书为人唱曲所得布施同分配的账目”，并进而指出：“账内记有所唱各种小曲的名目，如紫罗鞋雨（两），绯绵绫被，白绫袜，黄画坡（帔）等……至于紫罗鞋雨（两）等内容若何，今无可考。”由此可见，“唐代僧人为人作法事以外，并也歌唱一种小曲，以博布施”。
正是“因为向达先生对这则敦煌手抄资料的解说，不少学者后来纷纷采纳借鉴，并反复引用。有的甚至踵其事而增华，将‘僧侣们之唱小曲’的事情说得活灵活现，尤其治唐宋文学的人。”
1948年，全汉昇在《中古自然经济》中引用了此资料，认为这是“僧人唱曲账目”，“其中详记寺院僧人因演唱变文小曲而得的布的长短”，“可以见出当日西北人以布帛支付工资的情形”，以此为据，可以“探讨当日西北实物工资盛行的情况”。
1954年，任二北先生在《敦煌曲初探》一书中引用了这个资料，认为它是“唐僧唱曲得酬”，其中的“紫罗鞋两”等是“咏物曲子”，并由此推断唐代已经有了与讲唱、歌舞、戏曲相对立的“清唱。”
1958年，任半塘先生在其大著《唐戏弄》中更进一步发挥了这一论点，该书第五章《伎艺》共分剧本、音乐、歌唱、舞蹈、说白、表演和化装七节，在“歌唱”一节中专列“从清唱想象演唱”一目，仍然以1931年《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所刊发的资料为据，对“唱”字进行了更进一步的申论：“敦煌卷子《目连变文》之背面，写法律德荣唱‘紫罗鞋两’，僧政愿清唱‘绯绫绵被’，又金刚唱扇，又道成及法律道英各唱‘白绫袜’，又唱‘黄画帔’，均各得布若干尺。……卷中曰‘唱’者五，曰‘清唱’者一（此清唱是指僧政愿清唱绯绫绵被），绝非他字之讹。‘紫罗鞋两’等，均不似故事，宜为咏物之曲，曰‘清唱’，可能有三方面意义……隋唐既有女伎‘清歌’，及僧侣‘清唱’之名，已反映同时存在者必尚有‘演唱’。……僧侣于讲唱以外，虽不能有普通歌舞，却可以有俳优……僧侣唱咏物小曲，殆亦因有别于俳优，故谓之‘清唱’欤？”
1984年，加拿大籍华人学者叶嘉莹女士发表了《论词之起源》一文，其中第三部分专门用敦煌文献讨论词的起源问题。从“敦煌卷子中的资料来看，足可知当时之俗曲歌舞，确实曾与寺院僧徒结合有密切之关系。此种关系之形成，可以说是既有其历史之渊源，亦有其社会之因素”。从历史渊源而言，“唐代寺院僧徒之往往抄写及创作俗曲”；从社会因素言之，“则唐代之寺院更曾普设戏场……而当时之观戏者，则不仅为市井百姓，亦有王公贵妇”。正是“在这种社会风气之下，则佛教僧徒之唱曲、作曲，甚至扮为俳优之戏，当然便都是一种自然的现象。在敦煌卷子《目连变文》第三种之背面，即曾写有法律德荣唱‘紫罗鞋两’，僧政愿清唱‘绯绵绫被’，又金刚唱‘扇’，又道成及法律道英各唱‘白绫袜’，又唱‘黄画帔’，均各得布若干尺。……寺院僧徒既与乐曲之演唱有如此密切之关系，故俗曲既可由佛寺僧徒借用演唱以流传佛法，而僧徒之佛曲乃亦有演化为俗曲之词调者”。
叶嘉莹女士写作和发表此文时，《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发表此资料已五十多年，向达先生的《唐代俗讲考》也已发表整整五十年了，敦煌学研究已经有了长足的发展，但叶嘉莹女士仍然以《北平图书馆馆刊》所载向达先生撰《敦煌丛刊》为据，沿袭了向达先生1934年《唐代俗讲考》的内容。
实际上，早在1940年，向达先生就重新修订了《唐代俗讲考》一文，并删除了“僧人之唱小曲”一节，放弃了以前的论点。该文前有一简短的说明：“本文初稿曾刊《燕京学报》第十六期。其后获见英法所藏若干新材料，用将旧稿整理重写一过。一九四○年五月向达谨记于昆明。”到1956年整理其一生中最重要的代表作《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三联书店，1957年）时，所收入的《唐代俗讲考》也是1940年修订、1950年发表的修改稿，并非是1934年的原稿，可见向达先生是一位“与时俱进”的学者。
由于国外所藏敦煌文献逐渐被有的学者介绍、引用，学者们的见闻逐渐广泛，对于“唱”的认识也就更趋深入和正确。1950年，杨联陞教授在《哈佛亚洲学报》上发表了《佛教寺院与国史上四种筹措金钱的制度》一文，结合佛教寺院的有关规定，利用北图成字96号文书和P.2638号文书，对“唱”进行了初步探讨：
这两件文书都是佛教寺院的财务帐目。就我所知，在此之前尚无人能对“唱”字提出一个令人满意的解释，就眼前所呈现的，“唱”可能就是“唱衣”，即拍卖的简写。
杨先生此文，将“唱”与“唱衣”相结合，对“唱”的性质有了进一步的认识。遗憾的是杨先生此文用英文发表，再加上众所周知的原因，国内学者难得见到，也未见引用和介绍。
1956年，法国学者谢和耐在其博士论文《中国五—十世纪的寺院经济》中，首次公布了P.2638号文书，并引用了北图成字96号文书，也对“唱衣”进行了探讨：
在中国佛教团体的生活中，为唱由寺院作为布施物或遗产而获得的衣物、织物和其他那些微小物品的大型庙会该占有多么重要的地位。
并由此指出：
“唱衣”在中国早就流行了，而且是根据《敕修百丈清规》中所描述的一种非常具体的仪规进行的。
在1987年本书汉译本出版之前，由于语言的隔阂等原因，除极个别学者外，国内能利用此书，或了解此书的学者很少。
1975年，张永言先生发表了《关于一件唐代的“唱衣历”》一文，利用P.2638和P.2689《僧人析唱帐》、P.3410《各寺布施及僧人亡殁后唱衣历》、P.3850背《唱衣历》等文书，对北图成字96号文书中的“唱”进行了正确的阐释：
这个资料里的“唱”并不是一般“唱歌”、“唱曲”的唱，而是当时佛寺特殊用语“唱衣”或“估唱”的唱；“紫罗鞋两”等并不是和尚们歌唱的曲子，而是他们唱卖的具体的实物。
并进一步指出：
在唐代寺院里，有所谓“分卖”衣物的制度……分卖的东西，主要是施主的某些“布施”品以及亡殁僧人的遗物。因为在分卖的时候要唱出所买物品的名目，而所卖的物品主要是衣着之类，所以叫做“唱衣”。
1977年，陈祚龙发表了《关于敦煌古抄“唱衣历”》一文，对张永言先生的论文进行了批评：
我觉得，单从张氏的这一篇文章之中，我们皆必可以看出：
就像他这样专门研讨此种所谓“显学”——敦煌学的“文士”，虽然似已懂得厉行“批判”与“辩证”往日某些有关“行家”，对于某些敦煌卷、册文字所作的一些错释、妄释与误解、曲解，但至少他自己似乎仍不知道：就像他所加以“批”、“辩”的“玩意”，事实上，早即均经国内、海外的其他有关学者，作了一番更为缜密周详的“宣演”！譬如：张氏只知对于向达、全汉昇、任二北诸人，分别在其著述：《敦煌丛钞》和《唐代俗讲考》、《中古自然经济》、《敦煌曲初探》和《唐戏弄》之中，引用那一份现仍藏于北京图书馆的敦煌卷子（成字九六号）背面所有之文字，皆因失察，而相继造成的一些错释、妄释与误解、曲解。但他并不晓得，就像这一份卷子背面原经古人抄存的全部文字，至少早即已由我的法籍同学、同道老朋友——谢和耐教授，在其巨制（《中国五至十世纪的寺院经济》）之中，作了一番诚可够称精当、完美的考释与译注！谢教授对于向、全、任诸人的有关错释、妄释与误解、曲解，当时固已悉予“摒弃”不谈，另外，他还特将有关学术的一些问题，演绎得至为清楚。换言之，我怕张氏述“学”、求“真”，迄今实际似犹未能做到“博瞻中外”与“会通东西”的有关研究成果，而也许照常受了环境的限制，不得不继行“坐井观天”与“闭门造车”！
众所周知，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由于中国特殊的学术环境，当时国际交往、学术交流之路不畅，国内学者很难见到杨联陞、谢和耐的论著。就是陈祚龙先生本人，也没有提到杨联陞教授的论文，可见要真正做到“博瞻中外”是多么的不容易！当然从科学的角度看，我们应尽量做到“博瞻中外”、“会通东西”。另外，从作文的角度看，张永言先生也仅仅是从语言学的角度对“唱衣”进行了探讨，并非从敦煌学或文书学方面对该文书进行全面研究，怎能要求他的一篇小文将所有问题都谈透或解决呢？
近年来，随着敦煌文献的进一步整理刊布，促进了敦煌学向专精的方向发展，林聪明、郝春文先生在其论著中，也对此问题有所涉及。
随后，郝春文先生又有专文《关于唐后期五代宋初沙州僧团的“出唱”活动》，利用敦煌文书及《禅苑清规》、《释氏要览》、《敕修百丈清规》等传世佛教典籍，对“唱衣”进行了更深入的探讨。指出“出唱”活动类似于近代以来的拍卖，“是唐后期五代宋初沙州僧团频繁举行的一项重要经济活动。”
从以上关于“唱衣”的研究可见，学术研究是有继承性的，后人总是站在前人的肩上向上攀登的。但由于我们所受教育的局限，再加上学科的划分越来越细，每个人都是着力于耕好自己的三分地，不要说文史哲兼通，就是文史兼通，或对历史学各个领域都有发言权的学者也几乎没有了。这正如高克勤先生在《走近饶宗颐》中所说：“令人感慨的是，当今学科越分越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很难使人兼通和澹定，饶先生这样具有如此多方面巨大成就的一代学者，今后是再难以出现了。”
任二北、叶嘉莹都是文学领域的大专家，更是戏曲和词学研究的顶尖高手，就是这样的大家学者，也由于对佛教典籍、敦煌文书和经济史不大熟悉，从而出现了不应有的失误，这对我们不能不说是深刻的教训。
由于敦煌文书包含的范围非常广泛，写本时代的文字又多种多样，对研究者的要求也就相对较高。“即使是某一部古籍，其涉及到的知识也不完全在一个领域里面，在整理研究某一种文献时，学者们往往在其专业范围以外出错或者考虑不周。”而敦煌学又是一门综合性的学问，在研究中又会常常涉及研究者专业以外的学问，甚至会是多学科的碰撞。因此，在以后的研究中，史学要与文学、语言学、宗教学等学科相互学习借鉴，尽量多了解一些其他学科的研究状况，从而使我们少走弯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