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情况，在新中国建立以后开始有了变化。在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下，中国历史学者对社会经济形态及其有关问题给予了高度的重视，敦煌文献中有关经济的资料开始被发掘和运用。隋唐五代土地关系尤其是均田制与租庸调法讨论一时形成热点，讨论的各方面都研究及运用敦煌文献有关材料来说明自己的观点就是一例。50年代中期，伦敦英国博物院所藏敦煌文献缩微胶卷到了中国；随后中国的第一部也是世界上的第一部《敦煌遗书总目索引》出版；从各种途径搜集编成的以经济资料为主的《敦煌资料》第一辑的出版，给研究者提供了较前为多且较方便的资料。“文化大革命”以后，从80年代起，敦煌学受到更大的重视，队伍大大扩大，甚至可说形成了一股研究的热潮。对敦煌文献各个方面的研究都在展开，历史的研究也是如此。
如果说以前多属政治史及某些制度的研究上的话，那这时已扩展到了各个方面，举凡敦煌的历史、政治、制度、地理、军事、经济、社会、民族、宗教、科技乃至体育、民俗等等方面，都有成果。有些研究是在前人的基础上改正错失，展开深化，有的则完全是新的开拓，其中如敦煌的政治史，特别是归义军时期的政治史，可说已到总结阶段。唐代均田制和户籍制度的研究亦属此类情况。寺院、历史地理、军事制度等方面，成果亦丰。敦煌与周边民族如吐蕃、回鹘、于阗、粟特关系的研究，可说方兴未艾，而中外关系史的研究，也有了良好的开端。与此相应，收藏敦煌文献比较集中的英藏、法藏、俄藏、中藏诸部分，均陆续出版大型图集，为难于见到原件的研究者提供了较好的依据，而文献的释读、考释也有很大成果。总之，近20年来，包括历史研究在内的中国敦煌学出现了全面展开、突飞猛进的景象。
敦煌藏经洞文献的发现已届一百周年，人类的历史正进入21世纪。在新的世纪，敦煌学的研究仍将继续开展。就历史方面而论，中国学者的研究虽已全面铺开，但各个方面的发展并不平衡，即使已经充分研究的领域，也还有不少可以继续发掘的东西。现在看来，今后敦煌学历史方面的研究似乎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
第一，对敦煌文献本身的整理研究。敦煌文献虽然不像甲骨金文那样辨认困难，但也有不少问题。文献多属手书，真草行体都有，书写者文化层次不一，有的甚难辨识，而当时当地的许多俗体、异体、简化、繁化乃至同音借用的字亦不少，当时当地的一些特殊音义与用法亦需考索。文献本身不少残缺、漫漶，甚至由于纸张的炭化而至墨黑一团。相同内容的文献的不同写本又需比勘、缀合，各类文献分书于同一纸卷或不同的纸卷上，又有一个彼此关系问题。总之，需要整理研究，以期显示其原来面目，做出准确的录文与解释。敦煌文书数量大，又分散在世界各地，也增加了这个工作的难度。同时，也需要有很好的目录题解，这些工作本身就是重要的研究，从它能给更多的学者提供翔实的资料来看，它是敦煌学的一项全局性、基础性的工作，需要特别重视。尤其需要运用新的技术如计算机信息处理技术等来从事这项工作。
第二，敦煌地区在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上的地位如此独特而重要，写一部完整的综合的包括敦煌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敦煌史实属必要，而丰富的第一手资料又使此举有了可能，这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可能是独一无二的。目前敦煌的政治史可说已进入总结阶段，其他社会生活方面的历史也有很好的成果或开端，应在继续充实深入已有成果的同时，加强薄弱或尚属空白方面的研究，以期最后能写出一部具体深入完整系统的敦煌史来。
第三，注意与中国历史特别是中原历史研究的整合。过去的均田制和租庸调制，以及唐代典章制度、律令的研究，已有很好的成绩，今后还可在更广阔的方面来做这项工作。敦煌地区今后也许不会像秦汉简牍帛书那样，时有新的发现，但是，敦煌文献数量多，内容丰富，包罗面广，相互关联，一定还能发掘出与中原历史文化契合，有助于对中国历史整体研究的东西。敦煌文献中的大量佛经与佛教文献（约占实际文献95％以上），尚属待垦辟的领域，从历史研究的角度，将中土文献结合起来探寻，对宗教发展史、宗教思想史、宗教社会史的研究无疑是一笔巨大的财富，这方面的工作大有可为。
第四，对西北史地的研究，是一个尚待开拓的领域。敦煌文献中大量藏文文献及与藏族有关的文献，是研究吐蕃历史的重要资料，与保存在西藏地区的古藏文文献结合起来研究，当可取得对古代西藏历史文化研究的突破性成果。其他如于阗、突厥、回鹘等的历史，也将能从敦煌文献中汲取丰富的资料。
第五，中外关系史、交往史的研究，已经开始有了成果。像唐代与吐蕃、大食关系的研究，已开其端；如把中原汉文文献、敦煌文献、西域文献、外国文献结合起来研究，定能有更丰厚的成果。
自然，这些研究，应当不仅是依靠敦煌文献，而且需要结合传世的汉文文献，西藏、回鹘等周边民族文献，印度、中亚、波斯、阿拉伯和欧洲的文献来进行。此外，这些研究还应结合敦煌地区的洞窟壁画雕塑及其他遗址遗物，以及新疆、中亚等地的遗址遗物的研究来进行。这就需要历史学、民族学、语言文字学、科技史、文学、艺术学等各方面的力量进行协作，在工作上需要集体合作，又各有分工，发挥各方力量，避免重复。如果能有一个长远的整体的规划，那就更好了。
除以上各方面的研究外，编撰知识性、普及性的读物也应提倡，这对于扩大敦煌文化的影响，宣扬祖国优秀文化传统很有必要。同时，在一定意义上说，它也会具有系统地综合敦煌文化、系统地介绍敦煌学研究成果的作用。
21世纪已经到来，敦煌藏经洞文献的发现已届百年。既感前人辛勤开辟之不易，也深感后来者责任之重大。希望21世纪的敦煌学能有一个更大更新的发展。
敦煌写本伪造问题管见
［日］池田温
池田温，1931年12月生于日本静冈市，1954年毕业于东京大学文学部东洋史学科，1956年东京大学大学院人文科学研究科硕士。原日本东京大学教授、东洋文化研究所所长，1992年退休后任北京日本学中心日方主任教授。1993年任创价大学教授。现为东京大学、创价大学名誉教授，是日本著名东洋史学者。主要研究领域是中国中世纪史、前近代东亚文化史、敦煌吐鲁番学。主要论著有《中国古代籍帐研究》、《中国古代写本识语集录》、《唐令拾遗补》、《敦煌文书的世界》、《唐研究论文选集》等。
1992年，笔者曾在《讲座敦煌》第5卷《敦煌汉文文献》上发表了《敦煌汉文写本的价值——关于写本的真伪问题》一文，简略地论述了伪敦煌写本与敦煌写本的真伪鉴别问题。
那一年9月10日至11月5日，藤枝晃先生在大阪的浪速塾举行了5次对话讲座，最后一次题为《敦煌、西域的佛教考古学》。在这次讲座中，针对敦煌伪写本问题，对我作了如下批判：
斋藤：在刚才发给大家的讲座资料中，有一篇池田温先生的论文。池田先生是敦煌学者、东京大学教授，1992年荣退以后，曾担任过《讲座敦煌5敦煌汉文文献》的首席编辑委员，这里能否请您对这篇文章作一下介绍？
藤枝：池田君的论文刊载在《讲座敦煌5敦煌汉文文献》一书的最后，而且还加了一个副标题“关于写本的真伪问题”，文中很多地方都提到了我。池田君先对现存的敦煌汉文写本作了一番论述，然后谈到了敦煌写本的伪物问题，虽然对我们的研究工作给予了评价，但又认为怀疑太多似乎不妥。
对这篇论文，我想解释几句。比如有的地方他是这样写的，“藤枝氏认为值得怀疑的写本几乎全都为日本国内所藏，但却没有涉及中国国内现存的敦煌写本……”情况其实是这样的，起先在北京参加学会时，我向学会的负责人曾说“今天不谈中国的写本”，因此也就没有提及中国国内的收藏品。另外，当时中国学者编辑了敦煌写本总目，对分散在各地的写本全都著录，对此我感到有必要对伪物加以甄别后再制成目录，于是便作了一些统计，并作为资料公布了出去。
池田君看到这份资料后认为有问题，便在文章中写了出来。不过在我看来，与其抓住伪物有百分之几这一问题不放，倒不如首先了解一下我究竟是以什么来判断真品的。什么才是真品呢？我曾专门撰写过论文作了介绍，《墨美》为此还出了一期特辑。池田君在论文里提到我说日本的敦煌写本，一千件中有百分之九十八是假的。以前我就曾讲过，一件一件拿出来谈，太费时间，而且我也无意翻来覆去地说。相反，倒是在一千件当中，哪怕百分之一、百分之二也好，只要是真品就非常重要了。从这一点而言，池田君看问题的角度和我大相径庭。
与此相关连，池田君还写道：“不过正如笔者以前所述，即便是赝品，只要是在模仿真品，也就具有仅次于原本的价值……”要我来说，这是古董店的逻辑而非学者的逻辑。搞中国绘画史的人也是如此，因为日本没有什么真迹，所以许多学者都有类似的观点。可是汉文写本的情况并非如此，它是用现在的笔和纸书写的，从写本学的立场来讲，非常不妥。而且还说什么模仿真品，就有了仅次于原本的价值，但要知道，是否“模仿了真品”，其实是根本没有证据的。池田君还说我完全没有写过该如何判别赝品，可判断什么才是真品的论文我写了不下几十篇，这难道还不够吗？不知道真品为何物，又怎么能谈什么是假的呢？
池田君在文章里又说：“通过写本用纸以及笔迹等外在因素来鉴别写本的真伪，是戴仁（J.P.Drège）氏和藤枝晃氏近年来大力提倡的方法……”戴仁是我的学生，1977年在巴黎听了我的讲课后开始了这方面的研究。总之，池田君的观点正如他自己所写的，“眼下笔者很难同意过分地将散在于中国、日本的敦煌等西域出土文物视作是赝品的见解……”十分明确。站在这样的立场之上，我所做的工作或许就只能是着迷于搜索赝品了吧。
众所周知，针对敦煌写本的真品，藤枝先生利用图版等予以详尽地介绍，为学术界作出了贡献，对此拙文《敦煌汉文写本的价值》曾专门作过评述。不过，笔者并非古玩家，作为晚辈，与藤枝先生一样都是学者，在重视鉴别真品的方法这一点上，对藤枝先生的高论也是怀有同感的。
实际上，藤枝先生的工作受到了大英图书馆Susan Whitfield博士等人的注目，1997年6－7月在伦敦隆重召开了以敦煌写本真伪辨别为主题的国际研讨会。几年后，其成果在增加了一些未出席会议者的论文后结集成书出版，这就是《敦煌伪卷》。
该书卷首，刊有致藤枝教授的献辞以及教授于1997年7月在大英图书馆敦煌伪写本研究会上讲演时的写真，仅此一点，就可以知道藤枝先生在这一领域的影响是多么的巨大。
本书内容，在Susan Whitfield博士的《导言》以下分成四个部分：赝品、伪造及其探知的问题；敦煌与伪造的故事；对敦煌写本的图书学与科学的分析；敦煌诸收藏品的特殊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