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杨在《中国帝王皇后亲王公主世系录》中写道：“鲁，原都鲁山，后迁曲阜。”［14］按溯“鲁国”名称，乃知钱穆先生与柏杨先生所说的“鲁山”在夏商之时称为“鲁县”，《左传·昭公二十九年》记：“及有夏孔甲，扰于有帝，帝赐之乘龙，河、汉各二，各有雌雄。孔甲不能食，而未获豢龙氏。有陶唐氏既衰，其后有刘累，学扰龙于豢龙氏，以事孔甲，能饮食之。夏后嘉之，赐氏曰御龙，以更豕韦之后。龙一雌死，潜醢以食夏后。夏后飨之，既而使求之。惧而迁于鲁县，范氏其后也。”［15］《汉书·地理志·南阳郡》中记：“鲁阳，有鲁山，古鲁县，御龙氏所迁。”［16］故证前文所指“鲁县”即今日“鲁山县”，隶属河南省平顶山市，夏商之时就有“鲁”名，其名应早于后来曲阜之“鲁”。故说，伯禽平淮夷后移国东去，以原封国之名迁入地，可能性甚大。而为何鲁山以“鲁”为名，笔者还未及查询当地县志及相关资料，暂留日后探究。
“鲁山”之“鲁”与“齐鲁”之“鲁”分别称为“西鲁”与“东鲁”，由此又牵出一段公案及“墨子故里”归属的争论，毕沅等人认为，墨子故里在西鲁，孙诒让等人则认为在东鲁。笔者曾去过鲁山，见过那里关于墨子的一些遗迹、现象等，故于此从毕公之说，此案前人之述备矣。
二、“海鸥鸟”问题
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中讲到“魏晋南北朝时代之佛教”时，纲目之中有两列小字说：“支道林谓：‘澄公以石虎为海鸥鸟’”［17］。读到此处，不禁想支道林此话怎讲？
此海鸥与今日所言海鸥无甚差别，而海鸥又有何意？查《世说新语笺疏·言语第二》中记：“佛图澄与诸石游，林公曰：‘澄以石虎为海鸥鸟。’”［18］余嘉锡先生在笺疏中注解“海鸥”时引《庄子》“海上有鸥”故事，查阅资料见此故事不存于今日所传《庄子》之文，而见于今日《列子》之文中。由此又引一段公案，即《列子》是不是袭自《庄子》？此处历代都有争论，若余嘉锡先生不是笔误的话，那他可能就是认为《列子》袭自《庄子》，故引《列子》中故事说是《庄子》故事。（此处不引争论，故笔者将《列子》《庄子》分列。）
按余嘉锡先生《世说新语笺疏》中所提供的线索，查阅《庄子》及《列子》，得知今传之《庄子》中有一句话似乎涉及“海鸥”问题，《庄子·外篇·天运第十四》：“夫鹄不日浴而白，乌不日黔而墨。”［19］《说文解字义证》中解释“鸥”字为“水鸮也”［20］，《列子集释》中杨伯峻注解时引用唐代陆德明的《经典释文》说：“沤音鸥，沤鸟，水鸮也。”［21］二者相合，故有人认为《庄子》中所言“鹄”即“鸥”，由此认为佛图澄认为石虎“不日浴而白”，而王叔岷认为“鹄”即古文“鹤”，陈鼓应在其《庄子今注今译》中这样注释：“鹄，本又作‘鹤’（释文）。唐写本正作‘鹤’，鹄、鹤古多混用（王叔岷说）。”［22］若据此者《庄子》此语非“海鸥鸟”典故之渊薮。另据《康熙字典》中引《本草》之言认为“鹄”及“天鹅”，非“鹤”，鹄与鹤不过是音同而已，不可视为同字［23］。故《庄子》中所谓“鹄”与“海鸥鸟”之关系不甚明朗。而观史书所载石虎之事，只见残暴凶戾，不见有所谓“不日浴而白”之类“阳春白雪”的行为，故不论“鹄”是“鸥”，是“鹤”还是“天鹅”，《庄子》此语与支道林语中“海鸥鸟”当无干系。
查《列子·黄帝篇》记：“海上之人有好沤鸟者，每旦之海上，从沤鸟游，沤鸟之至者百住不止。其父曰：‘吾闻沤鸟皆从汝游，汝取来，吾玩之。’明日之海上，沤鸟舞而不下也。故曰：‘至言去言，至为无为，齐智之所知，则浅矣。’”此处所言“沤鸟”即“鸥鸟”，杨伯峻在集释中说：“心和而形顺者，物所不恶……心动于内，而形变于外，禽鸟犹觉，人理岂可诈哉。”［24］由此，似乎是指佛图澄用海鸥鸟比喻石虎，说明石虎机警，想必石勒死后，石虎能僭位，可谓不乏机警，故后人多从说。就像张永言在《“海鸥鸟”解》中引用并附议芮沃寿的观点：“这个故事的要点是海鸥鸟被设想为能觉察威胁而相应改变行为，所以支道林的意思是佛图澄在他与石氏的关系中把他们认作具有野性和警惕性的鸟类——不是很聪明，但善能察觉他（佛图澄）这一方的任何不忠，如同《庄子》故事中的鸥鸟那样。”［25］这里认为“海鸥鸟”指的是石虎。
笔者翻看房玄龄《晋书·列传第六十五·艺术》中也曾提及此故事，即“林公谓：‘澄公其以季龙为海鸥鸟也。’”［26］该篇多讲佛图澄与石勒、石虎的故事，值得注意的是该篇多次写到佛图澄预言灵验，能未卜先知。又写到石虎心情凶狠，曾处理沙门，甚至与佛图澄有矛盾，致使佛图澄一度离去。而后书中提及当时之人口耳相传的一句话：“莫起恶心，和尚知汝。”［27］这里所说的“和尚”即佛图澄，意思很明显，就是说：不要生邪恶的念头，那个和尚是知道的。这不禁让人联想到“海鸥鸟”，“莫起恶心，海鸥知汝”此说亦通，海鸥知道“好沤鸟者”欲取之回家给其父亲把玩，故舞而不下。佛图澄也有类似的预知能力。所以我觉得“海鸥鸟”是说“佛图澄”的，此谓理由之其一。其二，“澄公以石虎为海鸥鸟”，“以”字除了作“以……为”之外，还可以做“原因，缘故”讲，如李白《春夜宴桃李园序》：“古人秉烛夜游，良有以也。”“以”字也可以引申为介词“因为”，如《左传·僖公三十年》：“晋侯、秦伯围郑，以其无礼于晋，又二于楚也。” ［28］此处“以”即作“因为”讲，依此，“澄公以石虎为海鸥鸟”可以解释为“佛图澄因为石虎（的凶狠残暴）而成为海鸥鸟（机警而预先避祸）”，此与《晋书》之说卯榫相合。故审“海鸥鸟”乃指“佛图澄”。
三、所谓“司空视途，膳宰致饩，司里授馆”问题
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书中介绍“霸政衰微后之大夫执政”时讲到：“盖于茂草之中，经启九道以通往来，故《周语》单襄公谓周制‘列树以表道’，道路非列树表明，即茫茫不可辨。‘司空不视途’，即道茀人不可行，‘膳宰不致饩，司里不授馆’，即行李有困乏之患。”［29］单以此点即说当时列国之间人烟稀少，野外多被杂草覆盖，茫茫不便道路，故“列树以表道”。而后“司空视涂，膳宰致饩，司里授馆”乃是周制。
查《国语集解·周语》见“定王使单襄公聘于宋”一节，原文如下：“定王使单襄公聘于宋。遂假道于陈，以聘于楚。火朝觌矣，道茀不可行，候不在疆，司空不视途，泽不陂，川不梁，野有庾积，场功未毕，道无列树，垦田若蓻（此处各本记载不同，有“蓻”有“蓺”，笔者从王引之之说），膳宰不致饩，司里不授馆，国无寄寓，县无施舍，民将筑台于夏氏。及陈，陈灵公与孔宁、仪行父南冠以如夏氏，留宾不见。”［30］单襄公所要说的是“陈侯不有大咎，国必亡。……今陈国火朝觌矣，而道路若塞，野场若弃，泽不陂障，川无舟梁，是废先王之教也。”即说陈国是废弃先王的制度，周历建子，夏历建寅，“火朝觌”即夏历十月，按《诗经·豳风·七月》之说：“九月筑场圃，十月纳禾稼。”而此时陈国时至十月，依然是“泽不陂，川不梁，野有庾积，场功未毕。”有违农时，有失政教。韦昭注解《国语》时也是说：“言讥者，正谓陈侯不有大咎国必亡者也。”
《春秋谷梁传疏注·卷二》中记：“（隐公七年）……大天子之使过诸侯，诸侯当候在疆场，膳宰致饩，司里授馆，犹惧不敬。”杨士勋做疏时即引《国语》中的那段话来解释，但是讲的也是所谓“周制”。
制度之形成必与当时实际条件相联系，所以周制列树表道等与当时自然环境有关，钱穆先生所说不无道理。后来，虽然制度形成之初的社会条件变了，但是制度被流传了下来。然而我们却不能因为制度流传到了今天就认为今日之社会情况无异于制度形成之初。
然《周语》所记此段乃定王时期，周定王姬瑜在位时期（前606~前586年）属于东周中期之后。是时，各诸侯国之间兼并日炽，道路等基础建设较西周初年多有完善。而所谓“先王之制”形成之时距此已久远，故钱穆先生以前事述后事，以陈国一国事放而谓之全国如此（或许陈国之事亦存于他国，然不得而知）有失偏颇。然而，笔者在此也找不到更多的材料来强化自己的观点，只能对钱穆先生的说法略作补述。
行文至此，论述已毕，本文所论观点：一、伯禽之名是在其就国之后形成的，而其国原在鲁山附近，后移国于曲阜一带，袭其旧名为“鲁”；二、“澄公以石虎为海鸥鸟”此句中“海鸥鸟”实指佛图澄而非一般人们认为的“石虎”；三、所谓“列树表道，司空视途，膳宰致饩，司里授馆”乃指“周制”，单襄公之言实就陈国废先王之教而发，不应用来指代“霸政衰微后之大夫执政时代”的社会现实。以上所述均为笔者阅读《国史大纲》时就其中的几个含有疑问的点发散开来。所得论点也是笔者先理出线索，再深入至面，渐次铺陈整理而成的一些推测性的观点，藉此以供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