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度提醒袁世凯注意，作为民主摇篮的古希腊，雅典的法庭民主到连法官都没有。遇有案件，根据大小，从六千个公民组成的陪审团（平时抽签选取）里调五名以上的陪审员审理。
一切都是随机的，能有效预防贿赂，确保公正。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貌似合理的制度，把不容于世的科学家阿那克萨戈拉（正确解释了月食现象）、哲学家普罗泰戈拉（提出“人是万物的尺度”）以及戏剧家欧里庇得斯等最优秀的人才赶出雅典，还以“不敬神”的罪名判处苏格拉底死刑。
雅典民主最极端的例子莫过于“陶片放逐法”。它规定每年可放逐一名政治家，召开公民大会投票决定。
投票者只要在碎陶片上刻下政治家的名字，无需任何罪行，得票超过六千，此人即遭放逐十年。
一次，指挥过马拉松战役，为抗击波斯入侵立下赫赫战功的名将阿里斯泰德被公民大会宣布放逐。投票前，一个文盲把陶片递给正好坐在旁边的阿里斯泰德，请他代刻“阿里斯泰德”。
阿里觉得很奇怪：“你都不认识他，为何赞成放逐？”
文盲的逻辑是：“经常听人歌颂他为‘公正者’，很烦，干脆放逐算了。”
最终幻想
杨度向袁世凯挑明：抽刀断水的唯一办法是实行开明专制。
有这种想法的，不止他一个。在梁启超笔下，民初的议会幼稚到让人心碎：
法定人数之缺，日所有闻；休会逃席之举，成为故实。幸而开会，则村妪骂邻，顽童闹学。销此半日之光阴，相率鸟兽散而已。
袁世凯面临的问题更具体。“一省六都督（陕西），百日三都督（江西）”的民元乱局刚结束，各省又肆无忌惮地截留税收，断了中央的财源，使得北京连公务员的工资都发不出来，何谈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然而，强烈的个人意志不允许袁世凯后退半步。他一向坚信政治家和文人最大的区别在于前者敢于自污，甘愿为政治理想放弃原则、隐忍求全。
于是，他一边感慨“我这个大总统当的还不如一个总督”，一边打定主意：与其扛着民主的大纛（dao，旗帜）实则官主，不如亲自操刀，制定实实在在的规则，确保国家机器运作稳定。
从管家到当家，从顶层亡清到顶层设计，深感事非经过不知难的袁世凯心态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他抬望眼，振作精神，目光投向潼关以西那片还挂着龙旗的大清遗民乐土。
镜头闪回到四个月前。
陕西的光复跟武昌一样，都是新军一觉醒来顿悟了，匆忙成事。
先是西安将军文瑞在听说武昌起义的消息后，当即要求护理陕西巡抚（平级代理称“署理”，由低一级的布政使暂代则称“护理”）钱能训抓捕新军中的革命党。
钱能训担心急则生变，计划先将新军打散了往边区调，再按图索骥，各个击破。被同盟会陕西分会渗透得最理想的第二标瞬间站到了历史的交叉路口。
不起义，迟早也是死；起义，有枪无弹。
一帮革命士兵找到在日本参加过同盟会的一营管带张凤翙——这是军中能找到的最高级别的革命党了。
张凤翙正在营房睡觉，突然稀里哗啦涌进一群人，说要拥戴他当首领搞暴动。
“啥时候？”
“奏是今个儿！”
“能行！”
话说当天的确是个造反的好日子。钱能训和军方高层皆在咨议局开会，驻守军装局（保管弹药）的一个连也因周末的缘故，大部分人都跑去逛街了。
革命军以“到灞桥洗马”为名冲到军装局，一声怒吼，几百个赤手空拳的士兵分分钟便占领了此地。
张凤翙就地成立司令部，分派兵力，攻打各处。
巡防营只象征性地抵抗了一阵便溃不成军，钱能训自杀未遂，被革命军礼送出境。
只剩下满城了。
满清入关后在各省省会修筑了满城，驻扎八旗军，以防汉人造反。
此刻，满城尽带黄金甲。
血战一日，革命军通过一段倒塌未补的城墙艰难杀入，引爆火药库，造成极大伤亡。
文瑞指挥旗兵巷战，留下三千具尸体，仍负隅顽抗。
革命军怒不可遏，挨家挨户地屠城，砍死两万多旗人妇孺，震惊宇内。
文瑞投井自杀，剩下的千余旗兵想反攻军装局，悉数被灭。
演完同舟共济的上集，当然少不了同室操戈的下集。
军政府的大会上，个个都觉得自己劳苦功高，吵了半天，竟搞出粮饷、军令和兵马等六个都督。当然，张凤翙是“大都督”。
众人欢天喜地，完全没意识到放走了一个祸根。
两年前因反对立宪而被载沣革去陕甘总督一职的升允听到西安出事，连夜渡河，逃往甘肃。
升允这个人很有特点。慈禧七十大寿时，奕劻曾命各省献金祝寿。大家都慷慨解囊，只有他不掏钱，还上奏请求停止这劳民伤财的摊派。
跑到兰州后，升允被陕甘总督长庚奏请起复为陕西巡抚，同提督张行志分南北两路率军东征。
甘肃风气之闭塞，冠绝各省。
在清末国会大请愿的浪潮中，根本看不到甘肃代表的影子。其咨议局正副议长都是翰林出身，却对立宪不感兴趣，倒是武昌事变后热衷于“迎銮”，一面通电反对共和，一面联络北京，欲替皇帝打出一条偏安之路。
革命根基如此之差，对升允来说最大的好处就是不用西顾，放心大胆地跟陕军拼杀起来。
一直杀到清帝逊位，长庚挂印而去，甘肃布政使领衔致电袁世凯“承认共和”，仍无收手的迹象。
除夕之夜，醴泉的陕军寻思着甘肃都易帜且宣布停战了，大为放松，喜迎新年。不料正烹羊宰牛、吃酒赌钱，升允的甘军便从城角攀援而上，组团前来拜年。
连南路的张行志都收到消息停火了，占领醴泉的升允还在那厉兵秣马，把远在北京的宗社党感动得热泪盈眶。
一个叫雷恒炎的陕军参谋估摸着升允可能没收到停战消息。作为醴泉人，他觉得有必要前去通知一下。
革命同志置酒送行，并发炮三响，为雷恒炎壮胆。
结果，次日到了甘军营中，刚准备开读黎元洪的来电，就听升允下令：“斩！”
雷恒炎恍然大悟：哪里是消息不通，根本就是秘不宣布，还想打！
他一边被行刑士兵往外推，一边大喊：“南北议和，天下一家。陕甘两省，本为兄弟，为何还要厮杀？！”
话没说完，嘴已被堵上。接着是割耳、削鼻、挖心三部曲，最后弃尸于枯井之中。
恶斗持续到元宵节，张行志都回家团年去了，甘军上下也知道宣统已然退位，且袁世凯的援陕部队正在路上。
升允愈发孤立。
陕西军政府派了两个理学名儒过来劝他休战，升允环顾四周，只见残军留废垒，瘦马卧空壕。
他一边痛哭流涕一边唾骂袁世凯，道：“我已无君可事，唯有一死以报圣恩。”
清廷最后一个疆臣“陕西巡抚”升允撤回甘肃，仍念念不忘迎驾西北，重建朝廷。他致电袁世凯，要求取代张凤翙任陕西都督，以便将来安置两宫。
果断遭拒。
升允只好带着家眷逃亡西宁，辗转经西伯利亚流亡日本，长期从事复辟活动，死后被溥仪赐谥“文忠”。
中华民国终于在形式上完成统一。
然而，新的号角才刚刚吹响。
府院之争
即使内阁制将大总统的权力关进了笼子，孙文还是不信任袁世凯。
之所以把镁光灯让给袁，一来是形势所迫，二来无非想利用其威望降服人心，稳定过渡。
因此，孙文坚持内阁总理的人选必须出自同盟会。
袁世凯则提名唐绍仪，双方僵持不下，最后各退半步，让唐先加入同盟会再就任总理。
其次是敏感的陆军总长一职。南方推黄兴，北方推段祺瑞。
讨价还价的结果是段祺瑞胜出，黄兴任陆军参谋总长，留守南京。同时，南方派的王芝祥（广西副都督）北上当直隶都督。
1912年的愚人节，孙文正式辞职。三日后，临时参议院迁至北京，唐绍仪内阁出炉：
外交总长：陆徵祥；
内务总长：赵秉钧；
陆军总长：段祺瑞；
海军总长：刘冠雄；
财政总长：熊希龄；
司法总长：王宠惠；
教育总长：蔡元培；
农林总长：宋教仁；
工商总长：陈其美；
交通总长：施肇基。
虽说南方占了五席，北方只占三席（另有一共和党与一无党派），但分量却不可同日而语（内务部、陆军部和海军部）。
即便如此，袁世凯这个国家元首还是当得很窝囊。因为，一向温文尔雅的唐绍仪突然爆发了。
像被施了蛊惑大法一般，唐绍仪不顾二十多年的交情，事事站在同盟会的立场跟袁世凯对着干，驳其手谕更是家常便饭，以至于他每次到总统府，袁的侍卫都会小声嘀咕说唐总理今天又来欺负我们总统了。
原本忠诚的老部下好像变成了另一个人，袁世凯开始怀疑同盟会是不是邪教组织，苦劝唐绍仪回头是岸，退党保平安。谁知唐绍仪毅然决然地表示：宁可辞职，断不能牺牲党籍。
又一次争吵结束后，袁世凯失望道：“我老了，少川你来当总统吧！”
唐少川默然不语，镜片上闪过一阵寒光——总理既操大权，挺住意味着一切。
窝了一肚子火的袁世凯迅速着手拆台。
在其遥控下，赵秉钧长期不参加内阁会议，每逢开会都人间蒸发。陆徵祥则把精力投入到派人疏通外交部大院里的下水道这类琐事上，具体的外交工作都扔给蔡廷干，让他直接向袁世凯汇报。
眼看就要玩儿不转，黄兴要钱的电报又摆到了唐绍仪的案头。
南京留守，听起来挺慈悲，给同盟会一块自留地。
其实就是收拾烂摊子。
一场革命下来，南京附近啸聚了三十万官兵，个个以功臣自居，天天跑官要钱，成为长江以南的安全隐患。
关键是襁褓之中的民国养不起这帮人。无法安置便只能遣散，于是涉及到转业费的问题。
黄留守估算了一下，发现要想彻底甩掉包袱，至少需二百五十万两白银。
孙大炮从来都是朝别人要钱，指不上，只能给北京打电报。
问题是中央也没钱，只好借外债。六国银行团（英法德美日俄）答应贷笔巨款，帮中国一次性解决捉襟见肘的局面，但条件非常苛刻，甚至要求监督中国财政。
唐绍仪一怒之下不借了。可袁世凯不能坐视政府破产，不然正遂了同盟会的心愿。他指示财长熊希龄继续跟六国银行团磋商。
同盟会见唐绍仪被踢出局，不明就里，纷纷通电指责政府出卖国家主权，强烈反对借款，并连带着把熊希龄也口诛笔伐了一番。
洋人一看动静闹这么大，也不想淌浑水了，陆续撤离。
袁世凯气得想跳楼，当即以牙还牙。
王芝祥北上出任直隶都督是南北双方早就达成的协议，虽说监视的意味很明显，但为了换取段祺瑞的陆军总长，袁世凯也同意了。
此刻则悍然毁约，命冯国璋为直隶都督，改王芝祥为宣抚使，给了一大笔钱，令其南下协助黄兴裁军。
当初唐绍仪拍着胸脯向同盟会保证落实此事，而现在王芝祥拿着没有总理署名的委任状赴南京上任，赤裸裸地破坏了副署制，只留下颜面扫地威信全无的自己，还有什么干头？
他跑到天津躲起来，轰走了袁世凯的说客，坚决要求辞职。
唐内阁不出三个月便寿终正寝，宋教仁功不可没。
袁总统说：“你发布任命，我不盖印。”唐总理说：“你盖印，我不签字。”
苦心孤诣的设计制造了避无可避的对立，中道崩殂自然在意料之中。
紧随其后，同盟会的阁员也联袂辞职，以示与总理共进退。
宋教仁泡在农事试验场（今北京动物园），启动了一项政治实验。
唐绍仪为什么失败？因为摊上了混合内阁。三个北洋老人，一个无党派人士（陆徵祥），外加一个共和党（党员多为清末立宪派）的熊希龄，把持了军事、外交和财政，一切唯袁世凯是从，不输才叫没天理。
正式国会选举在即，临时政府为期不久。宋教仁意识到，必须尽快将同盟会改组为现代政党，再推行“政党内阁”。即参议院里占多数席位的党派选出内阁总理，再由总理指定内阁成员，从而上下一心，不被总统分化瓦解，真正实现权在内阁。
如此一来，政治斗争下沉到了各党对参议院席位的竞争，简称党争。而这，正是宋教仁所擅长的。
袁世凯听说后，睡不着觉了。
不搞混合内阁，自己就无法纵横捭阖，总统彻底变成虚位。
因此，他针锋相对地发表了一封公告：
余不注意党派，专注重人才。其人为余深服者，无论甲党、乙党或并无党，但热心国事，必引为辅助。故重在得人，但问其才与不才，不论其党与不党。
并“苦口婆心”地劝大家风物长宜放眼量，不要拘泥于党派之争，破除成见，同心协力建设民国。
最后还不忘抨击一下《临时约法》里的“总统不负责任”。
他打比方说，国民好比股东，大总统好比董事长，总理好比CEO。公司的运营发展，固属CEO之责任，但若因用人不当，致使商业失败，濒临破产，则董事长不能不负责任，股东也未必肯宽容董事长。
袁世凯的话言之凿凿，掷地有声，在社会上引起强烈的反响，一些报纸甚至指责同盟会结党营私，已成为实现中国梦的桎梏。
水流如激箭，人世若浮萍
打下了良好的舆论基础，袁世凯提名由外交总长陆徵祥担当第二任总理。
作为职业外交官，陆徵祥常年在驻外使馆工作，连老婆都娶的洋妞。后受“庚子五大臣”之首的许景澄赏识，官至驻荷兰公使，于王朝末日前，在袁世凯的授意下电奏隆裕，逼清帝逊位。
虽说陆徵祥在外交总长任上引进西方的管理制度，刮起了一阵科学的新风，但让他当总理，资历和人望还是太浅。
之所以有此动议，出于三方面的考虑。
一、中华民国还没得到世界各国的正式承认，俄国又在策划分裂外蒙，总理这个位置需要一个外交干才，不然连钱都借不到；
二、陆徵祥无党无派，刚从国外回来，人际关系相对简单，容易在临时参议院通过；
三、逼宫一事上，陆徵祥帮过自己，是可以争取过来的好同志，必须回报。
果然，其上任没有遭遇任何阻力。
因为在宋教仁的布置下，同盟会把视线放到了不远的将来。
根据《临时约法》的规定，袁世凯必须在十个月内召开国会，临时政府才能变成正式政府，临时大总统才能变成正式大总统。而届时，所有部门都要洗牌重选，谁占领了国会谁就拥有天下。
因此，战略重心已发生转移的同盟会会员先后从政府辞职，跟着宋教仁造党去了。
本以为可以太平几日，却在陆徵祥组阁时又碰到了麻烦。
在袁世凯的授意下，六名候选人被提交到临时参议院。其中，提名担任教育总长的孙毓筠（同盟会籍）遭到同盟会的强烈抵制。
当然你会问：都是革命同志，咋大水冲了龙王庙？
因为同盟会一致认为孙毓筠是个叛徒。
其实人是名门之后，孙家鼐的侄孙。
状元出身的孙家鼐当过帝师，做过工部、礼部、吏部尚书，官至内阁大学士，死后谥“文正”，与曾国藩同。作为文官楷模，能拿的成就都拿到了，还活了八十多岁，死在清朝的前面，可谓完美人生。
进步青年孙毓筠鄙视这样的人生。
他东渡日本，加入同盟会，又回国响应萍浏醴起义，同潜伏在新军第九镇里的革命同志柏文蔚一道谋刺两江总督端方。
结果事泄被捕。
换个人家属铁定准备后事了，但谁叫他叔爷爷是当朝军机大臣呢？
端方立刻给孙家鼐打了封电报确认：“孙毓筠是否属于华族（您的家族）？”
孙家鼐不便公然作保，只好暗示道：“此子顽劣异常，请严加管束。”
巧妙地默认了。
端方心领神会，派人下狱去教孙毓筠：“你在口供里只承认政治革命，莫谈种族革命，如此便能起死回生。”
最后，孙毓筠被判五年监禁，暗地里则在端方的安排下躲到总督衙门的后花园读书。
令人唏嘘的是，另外两个从犯却被判处终生监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