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件事情教育我们不要以己度人，官员眼中的意识形态同我们所理解的大相径庭。在官员眼中，这玩意儿即使逻辑上不能自洽，被时代抛弃，遭世人唾弃，也是个不可多得的法宝，既能清除异己，又可兜售人情，当真是国之利器，百用百灵。
辛亥后，孙毓筠获释，任江浙联军副秘书长，旋即出任安徽都督。
可惜等他空降过去，才发现安徽遍地都是都督，根本没人把他当回事儿，个把志存高远的还准备攻打省城。
孙毓筠只好向南京求救。岂料前门驱虎，后门进狼，招来了柏文蔚。
柏的军队迅速稳定了安徽的乱局，而他本人也董卓附体，跟孙毓筠抢起都督来。
官司打到南京，孙文很为难。又觉得两人二十年的交情，当无大碍，便将皮球踢了回去。
事实证明，权力面前，友情只是浮云。
当孙毓筠的心腹被柏文蔚砍死时，他只能选择默默地离开，怀着对同盟会的满腔怨恨跑到北京，去临时参议院报到。
袁世凯对这个失意的议员高度重视，把锡拉胡同的旧宅和端方的一个爱妾送给他，致使孙毓筠彻底倒向大总统，并引来种种非议。
象来街，临时参议院。
陆徵祥向议员介绍六位总长候选人（其中同盟会籍三人）。这是他第一次向临时参议院作报告。
与会人员的评价只有十六个字：猥琐支离，毫无政见。旁观骇异，全院失望。
陆总理在国外太久，把脑子呆傻了，不懂墙内的会怎么开。
再加上想跟议员们套套近乎，刻意放低姿态，东拉西扯。一会儿说在驻外使馆工作时，厨师的薪水都要从他工资里出；一会儿说自己不吃花酒，不肯借钱，不恭维官场，回国后被各界视为怪人，颇多质疑。但清夜自思，又不失为生平一大乐事……
一场演讲下来，岂止被视为怪人，简直就是纯吊丝。
临时参议院当即投票，把陆徵祥提出的六个总长全部否决。
对此，民国史家李剑农评价道：
此举诚属幼稚，好比小孩得了一铅笔刀，随处乱砍，不管有效无效，有害无害。
的确，之前王芝祥的委任状未经唐总理副署，在议员那竟能通过，《临时约法》已成空文。而现在只因陆徵祥的发言杂乱无章，就对其组阁全盘否定。政治活动至此，可谓形同儿戏。
新疆。
俄国在边境制造事端，借题发挥，派兵攻打喀什，并绑架中国平民和官员，新疆都督杨增新告急。
章太炎义愤填膺，撰文狂喷：
借款不成，势即瓜分，究其原因，在政府之无能。政府之无能，在参议院之筑室道旁，用一人必求同意，提一案必起纷争。始以党见忌人，终以攻人利己。名曰议院，实为奸府。请大总统便宜行事，毋再拘泥《约法》，以待危亡。
袁世凯重新拟定了阁员名单，一面将议员里的领袖人物请到总统府磋磨，一面让人放出风去，说再不通过即以武力解散参议院。
终于，陆内阁艰难开张。
阳寿只有唐内阁的一半。
生存的障碍不是无知，而是傲慢
追根溯源，杀死陆内阁的是黎元洪。
不要觉得好多集没露脸，就以为黎胖子领了便当。人经营湖北，图谋大业，选上副总统都不去北京，就是要稳坐老巢，拥兵自重。
武汉的不和谐因素有很多，主要集中在“首义三武”身上。
军务部长孙武主动向黎元洪靠拢，副部长蒋翊武跟同盟会眉来眼去，另一个副部长张振武东奔西走当独行侠，最不可控。
起义前，孙武和蒋翊武分别是革命团体共进会和文学社的老大，派系矛盾由来已久。
两人斗得越凶，黎元洪越高兴，还时不时把火往张振武那边引。
张振武是个炮筒子。
起义时黎元洪扭扭捏捏不肯做都督，拔枪要毙他的是张振武；满城的旗兵反攻军政府时，要拿他脑袋安抚叛军的也是张振武。
而且，张大侠一贯不尊重领导，对黎元洪呼来喝去当阶级敌人看，黎督的任何人事安排都要不阴不阳地讽刺两句，深深地伤害了黎胖子的自尊心。
南北议和期间，张振武携款数十万跑到上海去买枪，结果碰到日本奸商，买了一堆废枪。
黎元洪得知后，电催他返回。讵料张振武看到议和濒临破裂，准备去山东投靠蓝天蔚，北伐清廷。
无组织无纪律，此风一开，以后队伍还怎么带？心念及此，黎元洪严令张振武回鄂。
归来后，黎元洪认真查账，细追每笔款项，惹得张振武勃然大怒，冲进都督府指着他鼻子大骂：“当初把你拉出来当大都督，现在你富贵了，也清起我们的账来！”
黎胖子不吭声，挥笔核销了张振武的发票。
其实，首义后张振武纳妾九人，私生活不检点，难免有侵吞公款的行为，但数目不大，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也就过去了，照黎元洪这样锱铢必较小题大做，不如搞整风运动算了。
整风没搞起来，倒孙运动爆发了。
一帮原共进会的革命士兵，起义成功后不但没分到革命的果实，还被投闲置散，弃如敝履，一个个别有忧愁暗恨生，全把气撒到孙武头上，高喊着“驱逐民贼”的口号，冲向军务部。
幸亏孙武跑得快，躲到汉口的租界里。乱兵烧杀抢掠，扣押了蔡济民等军务部高官，跟黎元洪叫板。
孙武寒了心，主动辞职。黎元洪趁机把军务部缩编为军务司，两个副部长蒋翊武和张振武均被罢免，只留以“顾问”的虚衔。
一场乾坤大挪移打完，军政府上下全成了黎元洪的心腹，兄友弟恭，其乐融融。
蔡济民很识趣地拒绝了军务司司长的任命；蒋翊武一头扎进同盟会的怀抱，不跟武汉这帮人玩儿了。只有张振武不甘心边缘化，把持着武装力量将校团，继续死磕。
为了改组这个团，黎元洪想尽千方百计，却连派个副团长过去都被赶回来，顿时感到不下黑手不行了。
可惜，张振武是公众人物、革命元勋，杀了他既会遭到舆论非议，又容易引起连锁反应，破坏湖北的稳定局面。
因此，黎元洪将皮球踢给袁世凯，向北京“推荐”张振武出任“东三省边防使”，还给他一镇军队，天天盼着这尊大神能早日离境。
张振武一心想扬名立万，根本不用家长操心，已经开始收拾行装。
袁世凯却不乐意。东三省是战略要冲，怎么可能用一个自己完全不了解的人？
他拖了一阵，随即电令三武入京，授予“总统府军事顾问官”的虚衔，以示笼络。
孙武和蒋翊武都默默地接受了，唯独张振武，又开始放大炮：“我们湖北人只配当顾问官吗？”
他两次上书袁世凯，要求外派戍边，其实是想效法黎元洪，霸占一块地盘。
为了敷衍张振武，袁世凯授其为“蒙古屯垦使”。
但凡懂点事的，拿了俸禄也就算了。可他一根筋，三番五次地申请拨款，要当真的屯垦使。
袁世凯搪塞说政府没钱，张振武大怒，撕了委任状，气呼呼地回武汉去了。
精力旺盛的他又在湖北四处奔走，上下串联，设立了屯垦事务所，一边筹兵，一边找黎督要经费。
黎元洪则一面敷衍，一面发文痛斥武官干政的“十大害”，着手在湖北推行“军民分治”。
张振武针尖对麦芒，在一次公开演讲中煽动道：“革命非数次不成，流血非万万人不止！”
一批下岗的起义同志受激，暗中策划“二次革命”，准备武力推翻都督府。
幸亏黎元洪提前侦破，一举捣毁该反革命团伙，砍了十几个带头的，镇压下来。
见武汉派系林立，乌烟瘴气，袁世凯派去了两个湖北籍的参议员了解情况。
连月来，无论袁世凯作何选择，黎元洪都坚定地站在他这边，还经常发些貌似忧国忧民的通电，怒斥南京集团的拖延刁难，赢得了袁的好感。
因此，通过参议员，黎元洪同袁世凯达成了一项秘密协定。
饶汉祥的剧本“梨园红”的戏
收到大总统的电邀时，张振武喜上眉梢。因为按电报里的说法，他即将走马上任梦寐以求的东三省边防使。
张振武带着三十多个将校团骨干，拿着黎元洪给的四千元路费，趾高气扬地踏上了入京的不归路。
到京后，张振武四处宴飨会友，大讲安边之策，还呈递了《上袁大总统书》，整个一舍我其谁的架势，殊不知两天前袁世凯就收到一封要他命的密电。
电文言辞恳恳，杀气腾腾，罗举了一大堆罪名，说张振武蛊惑军士，勾结土匪，破坏共和，倡谋不轨，狼子野心，愈接愈厉。假政党之名，遂其影射之谋；借报馆之扬，掩其凶顽之迹。
简直就是坏得掉渣，恶得流脓，人神共愤，百鸟悲鸣。
控诉会开完，作者叹了叹气，一副不负如来不负卿的口吻道：
元洪爱既不能，忍又不可，回腹荡气，仁智俱穷。伏乞将张振武立予正法，以昭炯戒。
袁世凯召集在京的湖北官员商议，又回复黎元洪，征询电文是否确定。
黎元洪马上确认，并派自己的笔杆子饶汉祥赴京面见袁世凯，告知武汉方面已布置妥当，不会因杀张振武而出事。
1912年8月15日夜，张振武一行在六国饭店宴请北方将领。
晚上10点，酒酣人散，张振武乘车返回金台宾馆，途经正阳门时遭到预先埋伏的军警袭击，被绑到西单的军政执法处。
该处好比前苏联的克格勃、以色列的摩萨德，直属于袁世凯，处长陆建章。
陆处长亲自审讯，先念黎元洪的电文，再读由袁世凯签发、陆徵祥副署的手令，直听得毫无思想准备的张振武目瞪口呆。
他当场抗议：“不能仅凭一纸电文就擅杀无辜，请执法处查明真相再做处置。”
陆建章两手一摊：“军人只知服从命令，你准备遗嘱吧。”
事已至此，无可挽回。想起启程时，前来送行的黎元洪握着他的手说“抚心自问，对阁下并无一丝相待不好之心”，张振武就像吞了苍蝇一样恶心。
他痛心疾首地提起笔，良久不能成一字，最后仅留书黎元洪：“但恨不能死战场，而死于仇雠之手！”
行刑时，张振武身中六枪，留在世上的最后一句话是对开枪者说的：
不料共和国竟如此黑暗！
举国震骇。
按理说张振武跟南京集团关系疏远，又曾与黄兴交恶，同盟会完全没有必要替他出头。
但或出于倒袁，或因为义愤，弹劾瞬间满城风雨。
袁世凯淡定地将黎元洪的电文在报上全文发表，说自己只是出于维护湖北长治久安的好意遵照办理的，撇清了干系。
怒火又烧到陆徵祥和黎元洪头上。陆总理脸皮薄，不禁骂，愤然辞职。黎元洪则让饶汉祥写了一篇珠圆玉润的骈文，通告全国，历数张振武罪状十四条，泣陈自己挥泪斩马谡的无辜与无奈：
元洪数月以来，踌躇再四，爱功忧乱，五内交萦，回肠九转，忧心百结。宁我负振武，无振武负湖北；宁取负振武罪，无取负天下罪。刲（kui，割）臂疗身，决蹯（fan，兽足）卫命，冒刑除患，实所甘心。
夫汉高、明太（刘邦、朱元璋），皆以自图帝业，屠戮功臣。勾践、夫差，皆以误信谗言，戕害善类，藏弓烹狗，有识同悲。至若怀光（唐德宗时的叛将李怀光）就戮，史不论其寡恩；君集被擒（初唐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之一侯君集，因从太子李承乾谋反，事败被诛），书不原其战绩。矧（shen，况且）共和之国，同属编氓，但当为民国固金瓯（疆土），不当为个人保铁券（皇帝赐给功臣的免死勋章）。
然后声东击西，一会儿说自己“积劳成疾，咳血盈升。俯仰世间，了无生趣”，一会儿又装好人，说要“赡其母以使终年，养其子以使成立”。
演戏就要一撸到底，黎元洪来了个富贵险中求，自请辞职。
紧接着，由他策动的署名“湖北全体军民”的电报打到了北京的临时参议院，竭力挽留黎元洪，搞得人一走湖北就要大乱似的。
其实，黎胖子完全可以冷处理。国人对政治事件的关注不会超过半个月，时间一到，注意力自然跳转到别的新闻，对真相的挖掘从来浅尝辄止。
这次的“救场新闻”是孙文的北京之行。
当然，他不是来替黎元洪解围的，而是专程参加国民党的成立大典。
民初的政党有六百多家，但小党众多，想在国会中争得一张议席，除了合并或被大党招安，别无他法。
宋教仁甄选了四个大党予以收编，将同盟会改组为民国第一大党国民党。
当然你会问：卧榻之侧，袁世凯能容他人安睡？
事实上他一直在隐忍，想像笼络汪精卫那样把宋教仁拉到自己这艘大船上来。
为此，袁世凯曾赠宋教仁一沓空白支票，任其填写。宋教仁辞掉农林总长，袁又派人以退休费的名义送来五十万元。甚至当陆徵祥下台后，提名宋教仁当内阁总理。
可惜，作为坚定的理想主义者，宋教仁一概拒绝，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
袁世凯倒也不生气。进入民国后，他经常对周围人说的口头禅是“办共和”。地方大员来京请训，也喜欢问“你们那儿共和办得怎么样”。虽不好听（又不是办洋务），但说到底，共和还是靠人而不是口号办出来的。
为了得人，别说宋教仁这样不给面子的，便是像瞿鸿禨、岑春煊和康有为等多年的政敌，也能拉下脸主动示好，邀请其参政议政。
怀柔与妥协弥合了各派间的裂痕，最大限度地团结了不同阶层，却也使得袁世凯愈发固执地认为中国的共和只能靠自己来办。
他在总统府特设了“军事处”，由亲信唐在礼负责，绕开财政，专事收买。接受过该处糖衣炮弹考验的不胜枚举，如黎元洪、王芝祥、孙毓筠、柏文蔚、陈其美……
一次，同唐在礼闲聊时，袁世凯吐露了心声：
他们（南方党人）来，我是欢迎不暇的，但要在我们的圈子里。
最天真的人，有时是最高明的
北京的夏天烈日炎炎，孙文的火车磨蹭到下午五点过才到，把前来接站的总统府秘书长梁士诒、内阁代总理赵秉钧以及各部总长热得汗流浃背。
欢迎仪式备极隆重。鼓乐声中，孙文走下火车，同政府官员简单寒暄了几句，坐上一辆朱漆金轮的马车，在三十个骑兵的开道下，从正阳门直入外交部街，下榻于袁世凯特意命外交部改建的迎宾楼。
翌日，孙文出席国民党成立大会，高票当选理事长，却坚辞不就，暂由宋教仁代理。
接下来的二十多天，孙文和袁世凯会谈十三次，每次都在六个小时以上。这是两大政治巨擘的首次见面，也是二人绝无仅有的一段蜜月期。
袁世凯极为谦恭，夸奖孙文“光明正大，毫无私意，所恨相见之晚”；孙文则对外宣称“维持现状，我不如袁，规划将来，袁不如我。为中国目前计，此十年内，似仍宜袁氏为总统，我专尽力于社会事业。十年后，国民欲我出来服役，尚不为迟”。
由于会晤只有梁士诒在场，具体的谈话细节已无从考证。但可以肯定的是，孙文提出：袁世凯再当十年总统，练兵百万；自己则专任修路，把全国铁路延长至二十万里。
袁世凯求之不得——只要你不搞政治，别说修路，就是修火箭也全力支持。
他立刻委任孙文为“全国铁路督办”，月薪高达三万元，并把当初慈禧回銮时乘坐的豪华专列拨给他，以便巡视四方。
背地里却对人开玩笑说孙文是个“大炮”。
的确，终其一生一里铁路也没修成，而二十万里的目标，要到一百年后方能实现。
不久，黄兴抵京，袁世凯在总统府摆了晚宴，政府要员悉数到场。
先是袁世凯讲了几句开场白，无非竭诚欢迎招待简慢等客套话。接着是孙、黄讲话，都未涉及政治，黄兴还夸袁世凯是民国第一流人物。
轮到军事处副处长傅良佐发言时，由于想出出风头却又不善言辞，所言从恭维孙文自然而然地转为恭维袁世凯，继而牵扯到政治，批评了国民党几句，把气氛搞得不伦不类。
袁世凯很不高兴，当场打断道：“我们今天欢迎孙先生、黄司令，不要说那些题外的话。”
所幸孙文面无愠色，不以为意。
宴后，黄兴半开玩笑地动员袁世凯加入国民党，后者没有接招，而是推荐赵秉钧加入国民党，为其去掉总理前面那个“代”字扫清了障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