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要】罗明纳兹来华，鲍罗廷回国；中＊共＊成功举行“南昌起义”……
却说，蒋介石攻打徐州之时，江西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中国共产党在南昌领导并举行了武装起义。
原来，随着汪精卫的“反共”阴谋日渐暴露，中＊共＊中央也意识到局势愈来愈严峻，不得不未雨绸缪地准备应对之策。
其实，还在六月中旬，针对许克祥在湖南发动“马日事变”，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曾打算调集力量在湖南组织武装起义，拟派“中＊共＊中央军事部长”周恩来前去指挥；并改任毛＊泽＊东为“中＊共＊湖南省委书记”，以领导起义。
然而，鲍罗延、彭述之等人却以“我们在湖南的力量已被完全瓦解，起义不可能成功”为由表示反对，这一计划没予实施。
“北伐军”班师回鄂后，“武汉国民政府”为“东征”讨伐蒋介石，将“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编列为两个方面军。
而被《任命》为“第二方面军总指挥”的张发奎，眼见唐生智把持“两湖”、朱培德占有江西、李宗仁得了安徽、冯玉祥取走河南，而他自己至今没有一块地盘，心中很不是滋味；所以，对于“武汉国民政府”要他“东进”征讨蒋介石心里甚是消怠；此时的他，只想南下回粤，以便能为自己争得一块立足之地。
可是，“东进”征讨蒋介石毕竟是“武汉国民政府”的《命令》，又不得不遵照执行，张发奎也就只好打算先入赣、进驻九江，再移师南昌，然后伺机南回。
因此，张发奎还是《命》其第二方面军所辖各军向江西集结了。
于是，叶挺的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即于七月十一日率先进驻到了九江。
同时，鉴于汪精卫与冯玉祥“郑州会议”后，“反共”倾向日渐明显，武汉城内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了。
为防不测，中＊共＊已决定将中央机构由公开隐入地下；并从武汉撤出，经由九江后再转移到上海，以便利用上海的公共租界宜于隐秘、继续开展工作。
因而，中＊共＊中央乃至“湘、鄂”等地的许多同志，此时都云集到了九江。
同时，为了粉碎汪精卫的“反共”阴谋，中＊共＊打算利用张发奎。
因为，张发奎一直来与中＊共＊相处较好，手下容纳了许多中＊共＊党员；当时，蒋介石在上海“反共、清党”，张发奎却反其道而行，收容了不少前来投奔的中＊共＊党员；以至于在武汉流行此言：“蒋介石屠杀共产党，朱培德遣送共产党，张发奎收容共产党。”
而今，在第二方面军中的中＊共＊党员多达二千五百余人，且其中如叶挺、罗汉、廖乾五、高语罕、卢德铭、许继慎等人皆在军中任职，张发奎却毫不介意；可见，他有别于蒋介石与汪精卫，对共产党无敌意，尚可与其合作。
而现在，汪精卫公开“反共”后，中＊共＊在武汉的处境显得十分困难；那么，何不利用张发奎有南下广东之意，趁机与其合作一同南下，以脱离鄂地险境；只要张发奎不跟汪精卫走，这应是可取之策。再说，广东有诸多出海口；若是南下后能在粤东的汕头等地立足，则能通过海路得到苏联政府的援助；所以，从坚持斗争考虑，南下广东也是可取的。
对此，已被汪精卫解职但尚未回国的鲍罗廷也认为可行；于是，中＊共＊中央做出了“依张回粤，徐图发展”的决定。
然而，汪精卫公开“反共”后，接着就以“武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名义《训令》各军“取缔共产党”，这给张发奎压力很大，迫使他须明确表态、做出抉择了。
此时，张发奎的内心仍很矛盾。
因为，“北伐战争”以来，他与中＊共＊的关系一直不错，如何拉得下脸？再说，张发奎心里十分明白；中＊共＊党员皆都具备遵守纪律、刻苦耐劳、英勇善战、勇于牺牲的良好素质，在他看来都是英才、甚是欣赏、值得留用；所以，他大量吸纳中＊共＊党员到自己的部队中来以提高战斗力。也因此，他的第四军在“北伐”中能屡战屡胜、取得辉煌成果而被誉为“铁军”；现在，要他抛弃这些英才，真有点舍不得。
以至于他的亲信、时任“第四军军长”黄琪翔也言道：“若是离开了共产党的帮助，以后打仗就难了。”
正因如此，汪精卫公开“反共”后，张发奎迟迟没有跟进，以至于汪精卫对他很是不满意，一再敦促他要坚决“清共”，令他深感为难。
张发奎对政治不感兴趣，觉得政治应是那些政治家该管的事，与作为军人的自己无关；他之所以与中＊共＊保持良好的关系，也仅是出于军事上的需要，并没带任何政治因素。
然因，张发奎一直跟随汪精卫；而汪精卫凭着其谁也难以企及的“元老”资格、且又是孙中山总理的遗嘱执笔人，在国民党内享有较高的声望，张发奎认定了汪精卫是前总理孙中山先生所寄望的人；所以，他对于汪精卫可谓是忠心耿耿；甚至于，他自认“要当‘赵子龙’”，即使汪精卫是个“扶不起的‘刘阿斗’”，他也责无旁贷地要帮扶。
现在，既然汪精卫坚持要“分共”；看来，自己只能顺从与支持他；何况，自己是个军人，“军人以服从为天职”，看来也只能如此了。
就这样，张发奎终于决定跟汪精卫走了，准备也在军中“清党”；不过，张发奎同样想采用平和的方式，以尽量不要与中＊共＊太伤了和气。
时在九江的谭平山、李立三、邓中夏、聂荣臻、叶挺等人闻知此消息后，即于七月二十日在九江英租界海关内举行了一次谈话会。
五人认真分析了当时的政治军事形势，认为“汪精卫公开‘反共’后，‘武汉国民政府’中的‘左派’对他已无能为力；现在，曾寄予希望的张发奎也向右转了，原定的‘依张南下’已不可行；而且，张发奎跟汪精卫走后，必定也要‘清党’，叶挺个人及其第二十四师将会是被清洗的主要对象；看来，我们已经是到了被逼上梁山的地步，不得不依靠我们自己手中现有的力量、独立举行一次针锋相对的武装斗争了；否则，只能是坐以待毙。”
对此，五人达成了共识；但因事关重大，须经得中央认可后才能行动；于是，李立三、邓中夏立即去向正在庐山的鲍罗廷、瞿秋白、张太雷汇报。
此时，虽被汪精卫解聘、但仍留在中国指导中＊共＊工作的的鲍罗廷，也正为中国革命的前程未卜而忧虑；听了李立三与邓中夏的汇报后，觉得形势逼人、不可迟疑、确是该做出抉择的时候了。
于是，鲍罗廷、瞿秋白、张太雷、李立三、周恩来等人立即会议，同意了五人谈话会所提“举行武装起义”的意见；决定“以叶挺所部为主力，在九江举行起义”，并将起义时间定在七月二十八日。
张发奎右转后，汪精卫十分高兴；如此，他可以更放手地“反共、清党”了。
然而，也在同时，且另有一个人又使汪精卫感到了十分头疼，此人即是刚被升任为“第二十军军长”的贺龙。
原来，贺龙奉调向江西集结时，适逢汪精卫公开“反共”了，许多被追捕的“两湖”各地“农民协会”干部都到贺龙军中来避难。
贺龙出身贫困，本来就对穷苦农民有感情，且对能为穷苦农民仗义执言的“农民协会”给予肯定并表示支持；而现在，他见汪精卫却要对“农民协会”实施镇压了，这令他深感不平。于是，出于同情，他就收容了那些为免遭迫害而躲避于军中的人，并给予了保护且一直带到了九江。
对此，汪精卫甚是反感。然而，贺龙毕竟是一军之长、手中有兵，汪精卫一时奈何他不得。
于是，七月二十三日，贺龙刚到九江，汪精卫就派朱培德去游说，欲将贺龙拉过来、也跟随他一起反共；然而，却遭贺龙拒绝而失望。
汪精卫见未能将贺龙拉拢，觉得留着他必为祸患，遂萌生了将其剪除之心。
而早于贺龙进驻九江的叶挺是中＊共＊党员，其身份已是人所共知，汪精卫当然更容不得他，也就打算干脆设法将俩人一并剪除了。
为此，汪精卫又心生一计；决定一面由张发奎下《令》，将贺龙与叶挺俩人所部调离九江到德安一带集结待命；一面则再由朱培德出面，以“共商东征讨伐事宜”为由邀俩人上庐山；届时即把俩人扣留，所部群龙无首后也就可任由处置了。
于是，汪精卫将张发奎、黄琪翔、朱培德仨人召上庐山，将自己所思相告，并要仨人依计而行。
汪精卫满以为此计天衣无缝，必能一举成功。
但谁知，时任“第四军军长”的黄琪翔因与时任“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秘书长”高语罕关系较密；黄琪翔知道高语罕是中＊共＊党员，恐其受牵累，赶紧派人连夜下山，秘密通知其“从速离去”。
此时的黄琪翔，眼见汪精卫不但跟着蒋介石走了，还要对中＊共＊下杀手；自己被夹在其中不知该如何办好，大有无所适从之感，因而郁郁于怀而常怨道：“‘北伐’至此，太令人痛心了，不如解甲归田。”
时任“第四军参谋长”叶剑英与黄琪翔交好，见其郁郁寡欢，料想必有难言的隐情，遂问：“何出此言？”
此时的叶剑英刚于几天前秘密加入中＊共＊，其“中＊共＊党员”的身份尚未暴露；所以，黄琪翔对他没存戒心，遂将汪精卫欲行阴谋之事相告，且埋怨汪精卫“做得太绝”。
叶剑英闻后暗吃一惊，决定立即报告。
叶剑英与叶挺早在孙中山大元帅府共事时就相识，于是就将这一消息通知了叶挺。
叶挺感到事情严重，又即邀贺龙至甘棠湖；然后，仨人以“游湖、赏景”为由在甘棠湖的一个小划子上晤商。
当贺龙闻知汪精卫欲行此阴谋时不由得怒不可遏了，有被逼上梁山之感；因此，贺龙愤然道：“好哇，汪精卫‘反共’反到我的头上来了，老子不跟他干了；我不上庐山，也不去德安；去南昌，看他能把我怎样！？”
这也正是叶挺所思，遂与贺龙商定：“俩人都不上庐山，也不听调去德安，而直接去南昌；由叶挺部先行，贺龙部继后，到南昌后再见机行事。”
叶挺与贺龙商定后，即依约而行，先后率部赴南昌了；叶剑英则复回第四军，仍不露声色地隐匿了下来。
而汪精卫的阴谋，却因此而未能得逞。
中＊共＊中央决定举行武装起义后，李立三却又建议；因九江离武汉较近，易受到来自“赣、鄂”两方面的武装镇压，故而不宜在九江举事，起义地点应选在南昌。
周恩来听了李立三的建言后觉得在理，且也认为在南昌起义另有几个更为有利的条件。
一是，南昌位于赣中，较九江而言、离武汉与南京都较远，“宁、汉”两府也就鞭长莫及；二则，主政江西的朱培德，其主力此时大多部署在樟树、吉安、进贤、临川等地，留驻南昌城内的只有第五方面军警卫团、第三军的第二十三团和第二十四团、第九军的第七十九团和第八十团，及原第六军第五十三团等部；共六个团，总兵力不到万人。另有一个由朱德创办的“军官教育团”，名义上虽是受朱培德委托为第三军培训军官而办的；但实际上却是直接受中＊共＊中央军委和中＊共＊江西省委领导，届时也能参与起义。可见，在南昌起义更利于成功。
恰此时，又传来了“叶挺与贺龙已先后率部去往南昌了”的消息；鉴于此，中＊共＊中央也就接受了李立三的建议，决定“将起义地点由九江改到了南昌”。
同时，组成了一个由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彭湃、谭平山等人组成的“前敌委员会”，周恩来任前敌委员会书记，以具体领导起义。
而为了确保起义成功，当须一个在军中有影响的实权人物撑大旗。本来，张发奎若能与中＊共＊合作，应是最佳人选，但现在看来已无可能。
然而，已被解聘了的“苏联军事顾问”加伦将军仍想利用自己与张发奎多年来曾建立起的良好关系再去游说；而中＊共＊中央因考虑到参与起义的都是第二方面军的队伍，也正决定“起义军仍沿用原番号”，以对参与起义的将士有号召力。
所以，当加伦将军提出“再欲游说张发奎”时，觉得“张发奎若能回心转意，正可仍用他那‘第二方面军总指挥’的头衔指挥起义”；因此，对于加伦将军的建议采取了保留态度。
不过，此时的中＊共＊中央鉴于现实，不得不做好了两手打算。
因为，估计与张发奎重新合作的可能性已不大；于是，也就想到了第二种方案，即由“第二十军军长”贺龙撑大旗。
虽然，贺龙的军衔逊于张发奎；但是，他毕竟是一军之长，较叶挺等人高一筹，也适宜当大任。而且，贺龙早已向时任“第二十军政治部主任”周逸群表露过“欲加入中＊共＊”的意愿；看得出，他的动机是纯正的，比张发奎靠得住。因此，由他“撑大旗”也是不错的选择。
只是，欲在南昌举行起义的计划至今尚未向贺龙透露过，未知他知晓后会是什么态度？再说，贺龙手上有一个军的兵力，且已进驻南昌了；他的态度如何？站在哪一边？这可是直接关系到“南昌起义”的成败；因此，能否说动贺龙参与起义也就成了关键所在，而这一任务则又落到了善于与人交道的周恩来的肩上，周恩来义不容辞地担下了这个任务。
同时，中＊共＊中央又指派时任“中＊共＊湖北省委军委书记”聂荣臻去往九江，通知中＊共＊党员、时任“第四军第二十五师第七十三团团长”周士弟“将其驻于马回岭的部队，也拉到南昌参与起义”。
但考虑到其上司、“第二十五师师长”李汉魂是汪精卫的死党，周恩来遂又关照道：“须待南昌起义的枪声打响后才可行动；以免过早惊动了李汉魂，打草惊蛇而影响大局。”
聂荣臻心领神会，欣然受《命》而往。
接着，又拟定“一旦南昌起义成功，即南下广东”。
因为，还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后不久，中＊共＊东江特委已在粤东组织举行过“海、陆丰起义”；至今，起义军还打着“海、陆、惠、紫工农救国军”的旗号坚持在粤东的海丰、陆丰、惠阳、紫金四县交界之地。
而现在，国民党的主要兵力因“北伐”都已集中在了长江中下流地区；广东仅有李济琛留守、兵力有限，“南昌起义军”若是南下与“海、陆、惠、紫工农救国军”会合后应能在粤东立足；从而，开拓出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地。何况，粤东有汕头等地的出海口，便于得到苏联政府从海路给予的援助；因此，“南下广东，立足粤东，再图发展”应是可取之策。
对此，鲍罗庭也表示了赞同，并即《致电》莫斯科；在向“共产国际”报告“准备‘南昌起义’”并“计划南下广东”的同时，希望能得到苏联政府的支援。
但谁知，等来的却是令人沮丧的消息。
原来，新任“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此时已抵达武汉了；七月二十六日，罗明纳兹即在汉口召开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宣读了“共产国际”有关“南昌起义”给中＊共＊中央的回《电》。
《电文》曰：“如果有成功的把握，我们认为你们的计划是可行的，否则，我们认为更合适的是让共产党人辞去相应的军事工作，并利用他们到农民中做政治工作。我们认为乌拉·尔斯基和我们其他著名的合法的军事工作人员参加是不能容许的。”
罗明那兹就《电文》作了更清楚的说明，即“‘共产国际’的意思是，倘若这次暴动没有成功的把握，最好不要发动。现在张发奎军中的共产党人可全部退出，到农民中去工作。如果中国的同志坚持要发起南昌暴动的话，共产国际派来的乌拉·尔斯基同志即加伦将军和其他军事顾问是不允许参加的。”另外，“莫斯科目前也没有经费可供南昌暴动使用”。
罗明纳兹还强调：“这份《电报》是斯大林同志亲自草拟并由布哈林署名的。”以显示其权威性，意味着“只能执行”，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
“共产国际”的这份《回电》无异是给大家当头泼了一盆冷水，大家怎么也想不到，一直热衷于中国革命的“共产国际”怎么会在如此关键的时刻做出这样的决定？因此，都感到非解而难以接受。
于是，议论纷纷地皆表示“不能再接受‘共产国际’的瞎指挥，中国共产党该按照中国的国情决定自己该怎么做的时候了。而现在的局势已是十分严峻，汪精卫跟着蒋介石公开‘反共’后，中＊共＊已是被逼上梁山了；若不奋起反抗，必将坐以待毙。因此，即使没有‘共产国际’的支援，这次在南昌的起义也得搞定了。”
罗明纳兹见中＊共＊党内群情激奋，难以抑制；且自己毕竟是初来刚到，以后还要与中＊共＊的同志共事，不可强求而违悖了众意，也就打算做出一些让步。
于是，罗明纳兹圆滑地以“鉴于敌我双方力量对比过于悬殊，应推迟起义时间”及“加伦将军的建议是可行的，应设法再与张发奎取得联系，再谋军队转移广东事宜”等说项。
如此，既算是答应了中＊共＊的决定“南昌起义”，又可向“共产国际”交待了。
终于，在中＊共＊党内同志的坚持下，“南昌起义”仍准备付诸实施；只是，将原定于七月二十八日的起义时间、往后推迟到了七月三十日。
罗明纳兹抵达武汉后不久，“共产国际”忽又《指示》“令鲍罗廷与加伦将军等人回国”。
鲍罗廷来华多年，一心想在中国革命事业上有所成就；然而，结果事与愿违，他的一切努力都成了泡影；现在，只好带着遗憾回国了。
于是，七月二十七日，鲍罗廷与一百多名“苏联顾问”离开武汉、北上回国。
此时，汪精卫倒是假惺惺地前去送行；但同时，他却《致电》冯玉祥“要其在郑州将鲍罗廷杀害”。
然而，冯玉祥毕竟受过苏联政府的许多好处；现在，虽是随同“反共、清党”了，但却不想做得太绝情、而得罪了苏联政府；再说，冯玉祥要求汪精卫“驱逐鲍罗廷”，无非是为了演戏给蒋介石看，并不是要鲍罗廷的命。现在，汪精卫倒是想借刀杀人了，冯玉祥岂会那么傻。
因而，冯玉祥没有听从汪精卫之言、加害鲍罗廷，而是派人将鲍罗廷等人送出潼关。
然后，鲍罗廷一行经西安、银川、库伦安然回国；从此，鲍罗廷结束了在中国的政治生涯。
而加伦将军因病滞留了几天，后打算沿长江东下再走海路北上回国。蒋介石闻知后，欲以欢送之名将其在南京截留。
然而，加伦将军知道蒋介石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按好心”，岂能上其圈套？
于是，加伦将军化装成外轮上的一名水手，悄然地秘密潜回苏联，终使蒋介石守候不得而落空。此皆为题外话，顺提而已。
且说，中＊共＊中央决定在南昌举行起义后；周恩来即于七月二十八日在陈赓的陪同下赶往南昌，下榻于花园角二号朱德的寓所内；然后，又马不停蹄地去往第二十军军部会见贺龙。
周恩来的专程造访，令贺龙深感欣慰。俩人稍作寒暄后，周恩来就将中＊共＊准备举行“南昌起义”的计划向贺龙和盘托出、直言相告了，并征求他的意见。
贺龙怎么也想不到周恩来竟会将如此的机密要事告诉他，简直有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了；但见周恩来十分真诚、并非戏言，这才确信。
贺龙受汪精卫逼迫才到的南昌，心中正窝着一肚子气没处出；闻知中＊共＊要在“南昌起义”，正合其意。
于是，贺龙信口就表示赞同，并拍胸道：“好哇，蒋介石、汪精卫杀了那么多人，早就该来这一下子了。你们共产党有此胆魄，老子能孬种？就算是下火海上刀山，老子也跟定了；一句话，你们共产党指向哪里，老子就打到那里，绝不诳言。”
贺龙的这个态度，当然是周恩来想要的；其实，这早已是在他的预料之中。然而，周恩来所要的岂止如此；于是，他又因势利导、直截了当地说了：“我这次来，不单是要你跟我们走，而是想要你领大家走，请你当起义的总指挥呢。”
此话更令贺龙诧异了，他怔怔地不知如何答好。
因为，此时的贺龙还不是中＊共＊党员；中＊共＊组织的起义，怎么能让他这个非党分子担任“总指挥”呢？要知道，“总指挥”可是非同一般，直接关系到起义的成败与万千参与者的生死存亡；中＊共＊将如此重要的权位交予，莫非确是戏言了？
周恩来见贺龙将信将疑，即推心置腹地向他道明了中＊共＊中央对他的信任，以消除他的疑惑；并进一步郑重声明“绝非戏言”，要他切莫推辞。
中＊共＊对自己的信任及周恩来的坦诚相见，确实使贺龙感动了，他那军人铁石般的心终于被打动，也就铁定了心要跟共产党走，而与汪精卫一刀两断了；于是，贺龙欣然接受了这个非同一般的使命。
七月二十八日，“前敌委员会”又在南昌成立了“起义指挥部”，由贺龙任“起义总指挥”。
此时，刘伯承辗转“陕、豫、鄂”后也已抵达南昌；因其有组织领导过“泸顺起义”的经验，遂让他协助贺龙指挥起义。
至七月三十日，准备参加起义的部队都汇聚到了南昌。除了贺龙的第二十军、叶挺的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朱德的军官教育团外，还有受叶挺影响而表示“愿参与”的蔡延锴的第十一军第十师。
如此，起义军的总兵力已达二万多，要解决朱培德不到万人的留守部队，应是不在话下。
因此，组织、领导与指挥起义的周恩来、谭平山、李立三、恽代英、贺龙、叶挺等人都对“南昌起义”充满了信心。
然而，就在大家满怀信心、紧锣密鼓地为起义忙碌之时，“共产国际”忽然又给中＊共＊中央来了一份《电报》，言：“如毫无胜利的机会，则可不举行南昌暴动。”
时在汉口的“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李维汉、张太雷及实际已在负责中＊共＊中央工作的瞿秋白等人见了此《电报》后，觉得《电文》中虽有“如毫无……则可不……”之语，但也含有“如有胜利的机会，则可举行南昌暴动”之意；而“南昌起义”已做好了充分准备，胜利有望、不可轻易更改；因此，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经研究后，决定“派遣张国焘前往南昌”，以传达“共产国际”新的《指示》，并带去中＊共＊中央据此做出的“坚决‘前敌’之发动”的《指示》。
七月三十日，张国焘抵达南昌。
张国焘自鸣不凡，这次又是以“中央代表”的身份前来南昌，更是飘飘然的不把众人放在眼中。
张国焘到南昌后，立即在江西大旅社内召集周恩来、李立三、谭平山、叶挺、恽代英、刘伯承、彭湃等人开了个“前敌委员会扩大会议”，以传达“共产国际”与中＊共＊中央新的《指示》。
然而，他在传达中央《指示》时，没有言“坚决‘前敌’之发动”；而是擅自加入了自己的意见，以“起义准备不足”为由，要求“‘前敌委员会’重新考虑是否举行起义？或将起义时间往后推延、以等待张发奎的消息”。
张国焘所言并非是中央原意，可谓是假传圣旨。但是，大家未知真情，只觉得难以接受。
要知道，大家为了南昌起义都全身心地投入其中、不知已忙碌了多少个日日夜夜，一切准备工作都在有条不紊的进行中，只等待那激动人心的时刻到来。
谁知，张国焘带来的所谓新《指示》，却轻描淡写地以一句“准备不足”就要推延、甚至于停止起义；这何止是泼冷水，简直是在帮汪精卫的忙了，大家岂能不怒？
再说，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还有必要“等待张发奎的消息”吗？因为，打算由加伦将军说动张发奎回心转意之事，谁都知道这完全是一厢情愿，既不可行、也必无果；何况，“共产国际”《指令》加伦将军回国后，此事早已没了下文，岂能再傻等张发奎而耽误时机？
张国焘此言一出，顿时把大家激怒了。
于是，李立三即起身驳道：“谁说准备不足！？将士们都已摩拳擦掌、枕戈待旦，只待一声号令了。”然后，笑着又言：“看来，我们的张常委瞽目了，哈。”
谭平山也抑止不住怒气，走到张国焘面前，瞪着他的脸斥道：“到了这时候，还要重新考虑？你简直是混蛋！”
恽代英则也怒不可遏地指着张国焘说：“如果你再动摇军心，就打倒你！”
而谭平山更是怒不可遏地对张国焘吼道：“你再胡说八道，拉出去毙了。”
张国焘闻言，更是吓得面如土色了。张国焘本来是想以“中＊共＊中央代表”的身份来摆一下谱，想不到弄巧成拙、犯了众怒，不知道该如何下台阶了；
而此时的周恩来考虑的是，这次起义是与贺龙第一次合作，岂可轻易改口、出尔反尔，那样必会引起贺龙的误解，以后还怎么与他继续合作？何况，起义的准备基本就绪已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了。
因此，一贯为人谦和、遇事不怒、素以善于化解矛盾著称的周恩来，此时却也忍不住拍桌愤道：“中央授权我主持这次起义，现在你却又带来这么一个绝难接受的《指示》；既然如此，那我就辞职，今天的会议我不参加了。”
周恩来的表态，更令张国焘无地自容了；张国焘见阻止起义已是不能，不得不改口并赶紧为自己找台阶下。
于是，张国焘圆滑地说：“哎，伍豪同志，可别耍小孩子脾气，我可不是来夺权的。其实呀，我只不过是来考察一下准备情况；既然大家意见统一了，我哪会反对呢？请诸位别误会，我的意见仅供参考。”
终于，在大家的坚持下，张国焘不得不表示“服从多数意见”。
因此，周恩来、谭平山、李立三、恽代英等人义无返顾地仍决定在南昌举行起义了。
只是，由于这一插曲，原定于七月三十日的起义时间被误过了；于是，只得将起义时间再次推延，最后定在了八月一日凌晨四时。
七月三十一日，这是起义的前夜。
当晚，朱德按计划在城西佳宾楼摆下酒席，将驻于其家附近的“第三军第二十三团团长”卢泽明、“第三军第二十四团团长”肖曰文及俩人的副手邀宴。
因为，朱德有其在第三军中的特殊身份与关系，卢泽明、肖曰文等人皆没生疑而都赴宴了。
晚九时，起义总指挥部向起义军营以上干部下达了“起义”的《命令》；并规定起义军“以脖系红领带，膀扎白毛巾”为标识，以“河山统一”为当晚口令，以三声枪响为“起义信号”；至此，可谓是一切就绪了。
这一晚，位于江西大旅社的“前敌委员会”内灯火通明，大家怀着紧张而又激动的心情、等待着起义时刻的到来。
谁知，晚上十时，忽然发生了一个意外情况。
一名值勤的哨兵发觉第二十军第一师第一团第三营副营长赵福生鬼鬼祟祟地钻进了第五方面军司令部所在地藩台衙门，此一情况立即上报到了“起义总指挥部”。
贺龙见情况严重，又立即报告了周恩来。
此事立即引起了周恩来的警觉，因起义《命令》已下达到了营一级，赵福生已是知情人，估计其定是去向敌人告密了。
如此突变、出人意料，敌人获知起义情报后，必会有所准备甚至于先发制人进行镇压；因此，必须调整起义计划，抢在敌人做出反应以前发动起义了。
于是，周恩来立即与贺龙等人商议，果断地决定“将起义时间提前两小时”，即改为了八月一日凌晨二时，以防不测。
位于德佐路的江西省政府大院，因与起义总指挥部所在地江西大旅社毗邻；这一晚，驻于大院内的省政府卫队见江西大旅社内人员进出频繁、显得异常，揣测今晚中＊共＊或有异动，不由得皆惶恐不安了。
卫队长自知留守省政府大院只能是被歼遭擒，不如“走为上”趁着夜色逃遁。于是，八月一日子夜一时左右，“省政府卫队”悄悄地欲从大院后门溜走。
但是，此时的省政府大院已在起义军的严密监视之下了；值勤的哨兵见有人从省政府大院溜出，便厉声喝问。对方不知当晚口令，只得退回。
哨兵见对方答不上《口令》且行迹可疑，遂朝天连开三枪、以示警告。
而因，起义信号也是三声枪响，且此时离起义时间已经临近；早已枕戈待旦的起义军将士闻得三声枪响后，误以为是“起义总指挥部”发出的起义信号；于是，纷纷举起武器投入战斗了。
就这样，离预定的起义时间尚有一个多小时，哨兵的三声枪响、阴差阳错地被误为了是起义信号，从而，“南昌起义”提前打响了。
且说，“南昌起义”打响后，起义军即分头出击。
贺龙亲率第二十军第一师主攻驻于藩台衙门的第五方面军司令部警卫团，刘伯承则率第二十军第二师攻打驻扎在大营房的第九军第七十九团和老营房的第九军第八十团；叶挺的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攻打南昌卫戍司令部与盘踞在天主堂与匡庐中学内的第六军第五十三团，蔡延锴的第十一军第十师则袭取位于湖马路的第三军第二十三团和驻于新营房的第三军第二十四团。
叶挺的第二十四师毕竟是“铁军”，第六军第五十三团如何敌得？南昌卫戍司令部只有一个警卫营，更是不在话下。
因此，两处守敌很快就被解决了。
驻于湖马路的第三军第二十三团和驻于新营房的第三军第二十四团，原来尚有点战力；但因此时，该两团的团长卢泽明、肖曰文等人还在朱德摆下的“鸿门宴”中开怀畅饮；待俩人听到枪声察觉情况不妙、欲溜走时，早已被朱德的手下擒获了。
卢泽明与肖曰文被擒后，所部即犹如无头苍蝇了；况且，蔡延锴的第十一军第十师也是一支劲旅；因此，没费吹灰之力就将两个团全歼。
只是，驻守第五方面军司令部的警卫团是朱培德在云南起家时就一直带在身边的一支精锐部队；且由于赵福生的告密，第五方面军司令部警卫团已有所准备；因此，当贺龙亲率第二十军第一师攻打藩台衙门时，受到了第五方面军司令部警卫团的顽强抵抗，战斗打得出乎意料的惨烈。
而刘伯承率第二十军第二师攻打大营房与老营房时，也受到了驻于两地的第九军第七十九团和第九军第八十团的顽抗。
不过，贺龙与刘伯承毕竟都是名将，朱培德的部下最是顽抗、总不是他俩的对手；何且，两军兵力相差太过悬殊；因而，激战数小时后，守军或被歼或缴械，战斗即告结束；告密的赵福生被生擒，贺龙下令将其枪决。
至上午六时，南昌全城已被起义军控制了。
下午，闻知“南昌起义”已经打响了的聂荣臻与周士第，即按计划率领尚驻在九江马回岭的第四军第二十五师第七十三团乘车、沿南浔铁路而下也赶至南昌，随同抵达南昌参与起义的还有第四军第二十五师辖下第七十五团的三个营和第七十四团的一个机枪连。
聂荣臻与周士第率部抵达南昌时，赣江北岸的牛行车站还在敌人的控制之下。
于是，俩人所部即会同第二十军第二师又一举夺占了牛行车站，位于南昌外围的残敌也被扫清了。
就这样，由中＊共＊独立领导的“南昌起义”终于成功举行、并旗开得胜。
“南昌起义”成功后，“前敌委员会”即以“国民党左派”名义发表了《中央委员宣言》，揭露蒋介石、汪精卫背叛革命的种种罪行，表达了拥护孙中山“三民主义”的“三大政策”、继续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斗争决心。
此时，“国民党左派”宋庆龄、邓演达、何香凝、于右任等人虽然没在南昌，但都《通电》发表《声明》，表示了对“南昌起义”的支持。
八月一日上午，谭平山以“国民党中执委常委”的身份召集在南昌的国民党中央委员、各省党部代表共四十五人，开了个“联席会议”；并由中＊共＊与“国民党左派”联合组成了一个“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推举邓演达、宋庆龄、何香凝、谭平山、吴玉章、贺龙、林伯渠、叶挺、周恩来、张国焘、李立三、恽代英、徐特立、彭湃、郭沫若等二十五人为委员。
而在张国焘的主张下，张发奎、黄琪翔、朱晖日等人也被列入了委员名单，张发奎更是成为七名“主席团成员”之一，理由是“让他黄袍加身，可少一点反动”。
其他六名“主席团”成员，则是宋庆龄、邓演达、谭平山、贺龙、郭沫若、恽代英；但因，此时宋庆龄、邓演达、郭沫若都没在南昌，“革命委员会主席团”实际上是由谭平山主持。
接着，“革命委员会”做出决定“起义军仍沿用‘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及第二十军、第十一军的番号，由贺龙任‘第二方面军代总指挥’兼‘第二十军军长’，叶挺任‘第二方面军前敌总指挥’兼‘第十一军军长’”。
同时，将朱德与周士第等部合编成“第九军”，由朱德《任》“军长”。
“南昌起义”的成功举行，开始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历程。
自此，中国共产党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与武汉的汪精卫、南京的蒋介石开展针锋相对的斗争了；从而，中国共产党以全新的姿态投身并主导中国革命，中国革命的历史篇章翻开了新的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