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要】起义军南下广东；“八·七会议”，陈独秀被撤职；蒋介石第一次下野……
却说，“南昌起义”爆发后，南京的蒋介石和武汉的汪精卫都惊恐万状了。
八月一日，汪精卫立即宣布“共产党员是叛逆之徒，皆应明正典刑”，下《令》“讨伐贺龙、叶挺”。同时，急调朱培德、张发奎所部攻打南昌，务必要“肃清‘****’”，将贺龙、叶挺等叛逆缉获。
江西是朱培德的地盘，中＊共＊竟然在其境内举事，朱培德自然难容。
于是，立即《命令》驻于樟树、吉安、进贤、临川等地的第三军和第九军主力向南昌推进，必欲“将南昌夺回”。
顿时，南昌城大有黑云压城城欲摧之感了。
而张发奎闻报“南昌起义”后，确实也吃惊不小。
因为，“南昌起义”的主角贺龙、叶挺等部皆辖于其第二方面军；张发奎恐受牵累，也就大发雷霆、必欲兴师问罪。
于是，张发奎赶紧召集黄琪翔、朱晖日、叶剑英等人商议对策。
“第四军军长”黄琪翔的态度暧昧、没哼一声，时任“第十一军军长”朱晖日却主张“立即派兵征讨”。
此时，尚未暴露身份的叶剑英，却担心若是张发奎与朱培德一起攻打南昌，两路兵马加在一起毕竟要比起义军强得多，唯恐起义军难敌而受挫。
因此，欲劝阻张发奎，故言道：“南昌地处赣中、易四面受敌，贺龙与叶挺必不会久驻而受困于此地；且中＊共＊有意于广东，故不若派人往说、促其南下；如此，南昌可不战而收复，何必劳师往击？再说，起义军约有两万人，不可小觑；第二方面军尚存的兵力与其旗鼓相当，若是攻打南昌、恐无胜算把握；所以，依我看，此时不宜对南昌用兵；否则，必徒耗兵力，于我军何益？《兵法》曰‘不战而屈人之兵，方为上策’，总指挥当三思慎行、趋利避害、方为正着。”
叶剑英的这番话，张发奎听了倒是觉得在理。
其实，张发奎也知道，第二方面军的兵力在“南昌起义”中被贺龙与叶挺拉走了许多，已锐减近半；若靠尚存的兵力真要与起义军对阵，确是难有胜算。
现在，叶剑英给他出了如此点子，倒是觉得不妨一试；若是能成，则可兵不血刃而取回南昌；而若不成，再发兵攻打不迟。
再说，若能说动贺龙与叶挺南下广东，李济琛必定会倾全力相拒。如此一来，广州城内也就空虚了；自己倒是可以“援粤、讨逆”之名直趋广州，乘虚而入、一举而得。而南下广东、攫取一块立足之地，正是自己梦寐以求之事；若真能趁机实现，岂不美哉。
因此，张发奎采纳了叶剑英的谏言，决定暂缓攻打南昌了。
于是，张发奎派遣时任“第二方面军政治部主任”郭沫若赴南昌，向贺龙等人转达自己的四点希望：“一是，希望起义军尽速退出南昌；因为，他张发奎要去南昌，免致发生冲突。二是，希望起义军去广东后，驻于东江而不要进广州；因为，他张发奎也要去广州；如此，方可井水不犯河水。三是，希望革命委员会以后不要再用他张发奎的名义，他不想授人以柄。四是，因他并未难为过中＊共＊党员，希望起义军也不要伤害他张发奎的人。”
郭沫若受《命》后，即与时任“第二方面军政治部宣传科长”李一氓、“第四军政治部主任”阳翰笙一起前往南昌；而因，郭沫若早已有意投靠中＊共＊；因而，此去后则不再回返了。
不过，郭沫若抵达南昌后；倒是不辱使命地还是将张发奎之意原原本本地转达了。
前敌委员会闻知张发奎愿“井水不犯河水”，倒是觉得可以接受。且中＊共＊原就计划“南昌起义”后即“南下广东”，以在粤东建立根据地获得出海口；因此，决定“依了张发奎，即从南昌主动撤离”。
然后，拟沿抚河南下；取道临川、宜黄、广昌、瑞金，经由闽南、进入粤东后，在潮州、汕头等地立足。
就这样，叶剑英的这番话使张发奎取消了攻打南昌的打算；从而，使起义军避免了与张发奎这个劲敌的直接交锋。
于是，八月三日，起义军陆续地主动撤离南昌，开始南下向广东进军；周恩来、谭平山、李立三、张国涛等中＊共＊中央领导也都随军而行，踏上了南下的征途。
起义军撤离后，张发奎随即进驻南昌。张发奎毫不费力地取了南昌后心中暗喜，即向汪精卫报捷。
汪精卫闻报“南昌收复”当然高兴，但当他闻知“起义军南下广东”后，则又要张发奎率部追击。
张发奎本不想与起义军再有冲突，但为了应付汪精卫，也就派遣“第四军第十一师师长”陈济棠尾随起义军而去；自己则另取一道，以“援粤、讨逆”为借口南下广东了。
就这样，张发奎明是追击，实是与起义军各走各的道，果真是“井水不犯河水”了。
朱培德见起义军主动撤离南昌了，知其必南下去往广东；起义军能离赣，朱培德正是巴不得，也就没加阻截放任而去。
因此，起义军南下途中，虽与朱培德部擦肩而过，却没有大的交锋。
而此时的蒋介石正与孙传芳在徐州鏖战，闻报中＊共＊在“南昌起义”了，虽是心急如焚但却难以分身；后又闻“起义军南下广东”，遂让他宽了些心。
于是，急《电》李济琛与黄绍竑，要俩人“协力截击”；并将俩人所部合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黄绍竑部改编为“第十五军”；《任命》李济琛为“第八路军总指挥”，黄绍竑为“第八路军副总指挥”兼“第十五军军长”。
李济琛见起义军南下，也已揣知中＊共＊有“图粤”之意，当然不敢掉以轻心。
于是，立即《命令》“第三十二军军长”钱大钧率其所部第二十师、新编第一师、新编第四师驻防于“粤、赣”边境。同时，速调时任“浙东警备司令”王俊赴粤，接任因病去职的“潮梅警备司令”何辑五之职。
不久，黄绍竑率其第十五军的第四师、第六师由桂入粤了；李济琛则让其在北江一带布防，以协同钱大钧部，务必将“南下的起义军拒于广东境外”。
且说，汪精卫跟随蒋介石“反共、清党”后，中＊共＊遭受了严重挫折并面临了极大的危机；至此，曾经令人振奋、胜利在望了的大革命运动已宣告彻底失败，中国革命的形势又显得十分险峻了。
中国革命之所以会走到令人如此失望与遗憾的地步，与中＊共＊党内奉行“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路线分不开的。长期来，中＊共＊过分信赖汪精卫，对蒋介石也一而再的让步；从而，导致了蒋介石的“四·一二政变”和汪精卫的“七·一五政变”。
诚然，作为“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陈独秀，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他的责任是难以推卸的。
然因，中＊共＊是“共产国际”中的一员；而一条“下级服从上级”铁的纪律将中＊共＊约束，迫使中＊共＊只能随着“共产国际”的指挥棒瞎转；所以，陈独秀其实是个“当家却做不了主、有满腹牢骚却没处诉”的人。而远在万里之遥的“共产国际”的领袖们，在不了解中国实际情况下，却要中＊共＊遵照他们的意志做这、干那，岂能不出错？所以，中国革命遭受挫折的主要责任应是在莫斯科。
然而，已成为“共产国际”撑舵手了的斯大林却不愿承认，硬是要将错误的责任全推到陈独秀身上；他在七月二十八日《真理报》上发表的《时事问题简评》中，就有关中国革命问题，仍坚持说：“‘共产国际’的领导是完全正确的。”
从而，将导致中国大革命失败的原因，说成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这一时期犯了一系列的极大的错误所致”。
为此，斯大林还授意已到武汉了的“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召开一次“中＊共＊中央紧急会议”，以肃清中＊共＊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
罗明纳兹立即遵照执行，决定于七月二十八日就召集会议。
然因，此时正忙于“南昌起义”；因而，会期一再推迟。
而今，“南昌起义”已成功举行，罗明纳兹觉得不该再拖了；于是，他与瞿秋白、张太雷等人商议后，决定于八月七日在汉口召开。
由于汪精卫也已对中＊共＊大开杀戒了，此时的汉口已处于一片白色恐怖笼罩之下；所以，这次“紧急会议”只能在敌人的鼻子底下秘密召开。
因此，会址选在了位于汉口原俄租界三教街四十一号二楼；因为，该楼是“共产国际代表”拉祖莫夫夫妇的住所；而此地四周多是富有的外国侨民居住，有此作掩护不大会引人注意、相对于他处较为安全。
因是“紧急会议”，许多本应参加会议的“中＊共＊五大”的“中央委员”和“中央监察委员”都来不及通知而缺席；有的虽是通知到了，但也多因交通不便而难以赶至。
而周恩来、谭平山、张国焘、李立三、恽代英、彭湃、贺昌等人因领导“南昌起义”，此时正在“南征”途中，皆未能到会。
因此，出席会议的代表仅有李维汉、瞿秋白、张太雷、邓中夏、任弼时、苏兆征、顾顺章、罗亦农、陈乔年、蔡和森、李震瀛、陆沉、毛＊泽＊东、杨匏安、王荷波、李子芬、杨善南、陆定一、彭公达、郑超麟、王一飞等二十一人；另外，还有“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及其助手纽曼和“中＊共＊中央秘书”邓小平。
且因，会议已由斯大林定调了，主要是针对陈独秀的；所以，理应出席的陈独秀却没被通知到会。
又因环境险恶，会期仅有一天时间就匆匆地结束了。
也因此，会后中＊共＊中央即发《文》向全党说明“这次会议不是正式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故而，史称“中央紧急会议”；或以八月七日的会期相称，即“八·七紧急会议”简称“八·七会议”。
八月七日，“中央紧急会议”终于召开，会议由李维汉主持。
会上，“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作了《党的过去错误及新的路线》的报告，瞿秋白则代表“中＊共＊中央常委会”作《工作报告》；毛＊泽＊东、邓中夏、蔡和森、罗亦农、任弼时等人在会上先后发言，都尖锐地批判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
同时，“八·七会议”上正式宣布“撤销陈独秀的‘****中央总书记’职务”；所以，这次会议可谓是对陈独秀的缺席宣判。
而因，“八·七会议”并非是“中央全会”，陈独秀被撤职后，其“中＊共＊中央总书记”之职则空缺了，须待“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进行补选；因而，此后的一段时期，中＊共＊中央的工作则由“临时中央政治局”领导。
且由于，罗明纳兹带来莫斯科的新《指令》，认为：“中＊共＊前任领导人陈独秀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是因为知识分子的动摇性；所以，必须加强中＊共＊领导层中的工人成分。”
于是，在罗明纳兹的主导下，对“临时中央政治局”进行了改选。
结果，原“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张国焘、周恩来、张太雷、李立三等人退居为了“政治局候补委员”；而时任“湖北省总工会委员长”向忠发及曾在“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时担任“工人武装纠察队总指挥”的顾顺章等人，却一跃而成了“政治局委员”。
于是，新的“临时中央政治局”由瞿秋白、苏兆征、向忠发、罗亦农、顾顺章、王荷波、李维汉、彭湃、任弼时等九名委员与七名“候补委员”组成；“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则由五人缩减为三人，由瞿秋白、李维汉、苏兆征等人组成。
自此，中＊共＊中央的工作实际上是由瞿秋白主持了。
因为，“八·七会议”结束了中＊共＊党内长期占主导地位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所以，在中＊共＊党史上是一个转折点，其具有的重大意义是不容置疑的。
而虽只被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的毛＊泽＊东，在“八·七会议”上的发言中强调了“党应对军事引起高度重视”，第一次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观点。
毛＊泽＊东的这个观点，引起了与会者的共鸣。
于是，在会议通过的《最近农民斗争的议决案》中明确指出：“共产党现时最主要的任务是有系统的有计划的尽可能的在广大区域中准备农民的总暴动，利用今年秋收时期农村中阶级斗争剧烈的关键，来发动和组织农民举行秋收暴动。”
而在《最近职工运动议决案》中也指出：“工人阶级应时刻的准备能领导并参加武装暴动。以乡村农民之胜利为依据，推翻反革命政权，而建立革命平民的民权的城市政府。”
从此，中＊共＊摆脱了“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开始走“武装斗争”的道路了。
陈独秀被撤职后不久，他的另一个儿子、时任“****江苏省委组织部长”陈乔年也因叛徒出卖被捕，于一九二八年二月十六日在上海遇害了，致使其更为消沉了。
且说，中＊共＊召开“八·七会议”、将陈独秀撤职、改组“中央临时政治局”之时，“南京国民政府”内部也起了不小的风波。
原来，蒋介石徐州兵败后，为推卸自己的责任而将“第十军军长”王天培拘押欲作替罪羊。然因，王天培是“桂系”的人，蒋介石此举引起了“桂系”李宗仁、白崇禧等人的不满。
而此时，中＊共＊举行“南昌起义”后已撤兵南下；“武汉国民政府”见南昌已被收复，就又准备“东征”讨伐了。
八月九日，唐生智发出《通电》，仍严词指责蒋介石“自立政府，擅开会议，屠杀异己，难辞其咎”后，即起兵沿长江而下“东征”了。
而此时的蒋介石，因刚“兵败徐州”后底气不足，没了往日的气势、显得甚是窝囊。
“桂系”的李宗仁见蒋介石已萎靡如此，觉得难再与“武汉国民政府”抗衡；于是，开始与蒋介石拉开距离，而欲与“武汉国民政府”言和。
只是，李宗仁还不想与蒋介石公开决裂，以免“南京国民政府”的基础发生动摇而对己不利；因而，李宗仁与蒋介石的关系表现得若即若离。
一方面，李宗仁与白崇禧、黄绍竑、李济琛、陈可钰等人联名《通电》，强调：“中外人皆知‘反共’最有力者莫如蒋。”指责“武汉国民政府”：“今言‘反共’而又‘倒蒋’，乃进退失据；自非‘共产’爪牙，何至为敌忌才？”表面上仍竭力为蒋介石辩护。
而另一方面，李宗仁却又《致电》冯玉祥，请其“出面邀‘武汉国民政府’派政要莅临南京，召开‘中央全会’，以解决党务问题”；言下之意，即“欲撇开蒋介石而另谋出路”了。
因为，在李宗仁看来，汪精卫的“武汉国民政府”既然也已“反共”了，“宁、汉”之间原有的政治障碍已不存在，当可坐下来握手言和；同时，又欲“藉此把蒋介石挤出南京，让位于‘桂系’”。
而此时的冯玉祥却也担心“宁、汉”若是再闹腾下去，“奉系”的张作霖必会趁机南下，自己则首当其冲；因此，也欲“力促‘宁、汉’言和”，以便可合力对付“奉张”。
于是，他《致电》汪精卫，在转达李宗仁之意后，力陈：“‘宁、汉’双方应保障政治，防止阋墙。”
果然，汪精卫听取了冯玉祥之言，《致电》李宗仁，表示：“‘宁、汉’之间的一切个人或机构问题，均可召开‘四中全会’予以解决。”其言下之意则是，“宁、汉”合作可以，但蒋介石必须“下野”。
就这样，汪精卫与唐生智俩人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向“南京政府”中的“桂系”发出了“驱蒋、合作”的信号。
汪精卫的这个态度，正是李宗仁所需要的；而其言外之意，李宗仁当然心领神会；于是，“桂系”开始酝酿“倒蒋”了。
而此时的蒋介石，也已感到了局势对己甚是不利；唐生智要“东征、讨蒋”气势汹汹、甚是迫人，而“桂系”却已在暗中与武汉接触、随时可能向他发难。
面对如此局势，蒋介石自感前途晦暗迷茫；因此，不得不决定以退为进，甚至于请辞“下野”，以避开各方的攻讦。
不过，蒋介石并不甘心就此结束自己的政治生涯；因为，此时他毕竟还有何应钦的“黄埔嫡系”可依靠，并没到完全绝望的地步；所以，他还想测一测李宗仁、白崇禧等人的水深，看自己是否还有留在台上的可能。
于是，八月十二日，蒋介石召开了一个“军事委员会会议”；会上，蒋介石试探性地谈了“自己欲辞去‘总司令’之职”的意图。
蒋介石原以为，自己如此言后必会有人提出“反对”且竭力挽留，即使是假惺惺的也可。
因为，蒋介石并不真想走，无非是故作一番姿态而已；一旦有人挽留，也就可以顺势下台阶地留下而渡过眼前的这一关。但谁知，蒋介石出言后，谁也没吭声；这让他甚是难堪，简直如同受辱。
更令他难以忍受的是，一直被他器重、由他一手扶植起来的“黄埔嫡系”何应钦竟然也默不作声，让他下不了台。
其实，此时的何应钦在打自己的算盘；他觉得，蒋介石若是走了，“黄埔嫡系”中论资排辈就该由他称“老大”了；所以，当他看到蒋介石被“桂系”逼得要走了，倒是有点幸灾乐祸之感，也就缄默不语、哪管蒋介石的感受。
只是，蒋介石见众人皆如此态度，这才觉到真的大势已去心灰意冷了；于是，不得不于第二天即八月十三日，发表了一纸《引退声明》后宣布“下野”。
这一下，倒是使那些当时没在场的“黄埔子弟们”都急了；时任“新编第一军军长”谭曙卿及“第一军”的“第一师师长”胡宗南、“第二师师长”刘峙、“第三师师长”顾祝同、“第十四师师长”卫立煌、“第二十师师长”陈继承、“第二十一师师长”陈诚、“第二十二师师长”蒋光鼐等人，不约而同地都赶到蒋介石的寓所、竭力挽留，这才使蒋介石感到了些许安慰。
但是，蒋介石辞言已出、难以更改，也就仍启程离宁、赴沪了。
只是，蒋介石被迫“下野”、心中毕竟深感窝囊；于是，一肚子气更是出在了王天培身上。
在他认为，自己的倒霉皆因王天培所致；若不是王天培溃军在先，岂会有徐州兵败？又何致于自己有今日之辱？因此，蒋介石更不想放过王天培了。
于是，蒋介石在离开南京时，却将王天培也带到杭州，交给了兼任“浙江省长”的何应钦处置。
王天培落到何应钦手中后，当然不会有好结果。
因为，贵州“新兴文系”首领王文华是何应钦的妻舅，其在上海遇刺是袁祖铭指使王天培等人干的，何应钦本人也因此被迫逃离贵州；所以，何应钦与袁祖铭、王天培可谓有世仇宿怨。
如今，王天培落到了何应钦手中，岂能饶恕他？
果然，王天培移禁于杭州后，何应钦即下《令》将其枪杀于杭州郊外的王文华墓前；从而，替其妻舅报了仇。就这样，曾有“北伐名将”誉称的王天培被枉杀了。
虽然，王天培在“徐州兵败”中负有一定的责任，但罪不当死。
蒋介石虽没有亲手杀死王天培，但他将其交予何应钦，无疑是在借刀杀人；故而，世人斥其为“心胸狭窄，泄无谓之愤”。
名将被害，全国哗然；迫于舆论压力，“国民政府”不得不承认王天培之死是“有人妒贤嫉能，谗言惑上，蒙冤受害”，方才为其“昭雪”；但那是四年后的事了，此顺提不赘笔。
蒋介石的自动“引退、下野”后，倒是免了“桂系”对他的逼宫；此后，李宗仁等人竭力避免被人言“蒋介石的‘下野’是‘桂系’逼宫所致”。
而蒋介石也竭力表现出自己的去职非他人所逼，乃自己“为顾全大局、主动请辞”；如此，脸上也可光鲜一些。
所以，蒋介石抵达杭州后，即又吩咐随行的“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处书记长”陈布雷写了一个《辞职宣言》，谓“虽自劾归去，仍以国民党员资格，努力党务”，而“引退让贤，乃为促成团结；但愿宁、汉合作，并力‘北伐’，彻底‘清共’”等云。
蒋介石发表了如此一番冠冕堂皇的话后，算是给自己留了颜面。
如此，从表面上看，“南京国民政府”内部并没有大的矛盾，蒋介石与“桂系”之间也仍一如既往；蒋介石的“主动去职”，无非是“让贤”而已；乃“‘尧、舜’之举”，漂亮得很。
